世人可能想象过人类灭亡的各种版本。比较科学一点的，比如几十亿年之后太阳寿命终结之时将地球吞并；比较科幻一点的，比如外星人的入侵或降维打击；比较现实一点的，比如核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而导致的自我毁灭。但鲜有人提及人类种族繁衍的不可持续性。人口大势，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焉。
人口学家保罗·莫兰（Paul Morland）在其Human Tide（中文版为《人口浪潮》，李果译，2019年即出）中就为我们详细描述了自1800年英国现代化肇始以来的人口大势。严格来说，此处所谓的人口大势，指的是自1800年起，以英国现代化进程为首而推动的全球人口浪潮和趋势。其主要特点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婴儿死亡率骤降，普通人的预期寿命大幅提升，女性的生育率会在一定时期内维持在前现代的高水平范围，于是，人口规模大幅增加；但紧接着，在城市化和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女性生育率骤然下降。而人的预期寿命仍在不断提升，这就意味着人口总规模在一段时期内（也即同期年龄组女性的生育期内）仍会持续增加，这也被称为人口惯性（human momentum）；之所以唤作惯性，是因为人口增长的动力实则已经阙如，在这种表面的增长之下潜藏的则是人口规模减少的危机。老年人口不断累积，但人的寿命总是有限的，于是，在生育率十分低以及离去的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人口的自然减少随之而来。
人口大势的一个最形象的比喻就是浪潮。潮头所至之处都会经历上述所有过程，而浪潮过后，剩下的就是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以及因生育率下降而不断自然减少的人口规模。我们可从牛津大学经济学家马克斯·罗泽（Max Roser）建立的Our World in Data网站中比较直观地看到人口浪潮的模样。
读者如有兴趣，可前往该网站（https://ourworldindata.org）观看全球人口生育率自1800年以来的变化过程。将1800年与2015年全球各国女性的平均生育率的两幅图对照，已经能十分直观地展现人口大势的浪潮特征。大致上，以生育率为核心指标的人口浪潮是从英国散射开去的，它往西越过大西洋并抵达了美洲，往东则横贯欧洲大陆，进而波及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往南则漫过了北非等地，再往南还影响了澳大利亚。莫兰认为，人口浪潮的趋势与各地的现代化趋势若合符节。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主张，书中也用许多篇幅对其进行了论证。事实上，我们从上图也能看出，人口生育率最高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也正是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低的所在。如果这个论点正确，我们有理由相信非洲人口规模也会随着当地现代化的推进而放慢增速。
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才200多年，这比起太阳寿命而言简直不值一提，难道说，人类必将遭遇种族延续的厄运吗？我们是否有应对之策？在面对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现代化以及与之相应的城市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现代化：人口厄运的开端
要理解现代化，我们先要对前现代有所了解。前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主要依靠试错（trial and error）而不断累积经验过活。换言之，前现代社会中的人对世界的理解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层面。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主要以问题为导向，当周遭世界出了问题，他们便通过试错法解决问题；当身边的世界没有问题，或者问题的严重程度在可容忍的范围内，人们便安心地过着向来如此的生活。
试错在很多情况下是悲壮的，有如神农尝百草，一不小心就丢了性命。所以，试错累积经验的成本十分高，而其累积的速率也相当慢。彼时的多数人相当乐意“省力地”（比如齐夫定律所主张的）过完自己的一生。在这样的社会中，省力意味着人与世界的某种妥协，也意味着继承过去的传统；既然过去的人能如此这般地生存下来，继续这样过也自然正当。于是，传统便是正当，老人即是权威。前现代向往过去的视野注定了其中并无多少历史可言，如果有，也更多是某种时间的循环。而正如马尔萨斯所言，彼时的人口规模也和土地承载力处于某种动态平衡之中。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决定人口规模的关键乃某地供养人口的技术水平，而非其他文化层面的东西。
相比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在于，人们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主要不再是经验的累积了，知识获得了史无前例的重要性。知识乃世界的运作方式，现象背后的机制（mechanism）。掌握了机制的人群就实现了大卫·多伊奇所谓的“通用性跳转”。通用与局部、地方相对，其区别也可以用普遍与地方性知识（格尔兹语）类比。换言之，经验只能处理小范围的问题，而知识则能处理所有地方的类似问题。
知识的累积预示着现代化的到来。莫兰认为，
“现代化”指的是朝向现代性的运动，而现代性得以实现的社会则具备三个特征，但这些特征也都不特别与人口相关，首先是城市化（多数人生活在城镇，无论你如何定义这些事项），其次则是识字和教育（多数人能够阅读和写作，并且人口中十分高的比例接受了高等教育，即大学或学院教育），第三则是工业化或后工业化（即大部分经济由非农活动组成，且多数人口在工厂或办公室工作，而非劳作于田亩）。
而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型也刚好发生在社会朝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之中。前现代的人口发展模式以高生育率、婴儿高死亡率、预期寿命较低、老龄人口较少和人口规模总体较小为标志；现代社会的人口发展模式以低生育率、婴儿低死亡率、高预期寿命、老龄人口较多和人口规模较大为标志。人口学家们对这种人口转型给出的解释为：现代化水平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等等。
现代化水平的增加可以表现为卫生程度、福利水平、养老制度方面的改善。这些因素可以解释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人口预期寿命的提升、老龄人口的增加等现象。但生育孩子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女性，那么，为何女性受教育（或者学习知识）越多，她们生育的孩子就越少呢？
其中的原因肯定是多样的，其中一点正如莫兰所言，从前现代到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每个人的能耗都大大提高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现代社会的继续推进和维持本身就需要智力、知识上的高投入。于是，仅仅立足于现代城市生活，人们就需要获得远超出古人的知识储量，而知识的学习和获得是相当“不省力的”，它本身就要消耗许多能量。而延续后代意味着再造一个至少与自己同等能耗级别（甚至可能更高）的同类，这种成本上的付出是巨大的。
此外，现代社会还为人们的生活展开了各种可能，且都被冠以“实现自我”的标签。这些活动比起从头培养一个一路高能耗地过关斩将的同类而言实在小得多，人口学家们往往认为女性受教育程度变高是生育率急剧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实际上，从能耗的方面看，男女的境况类似。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男人和女人，只要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其生育小孩的意愿就会降低。当然，这种解释和假设需要更多证据支持。
于是，现代化让人类活得更长、生活质量也提升了许多，但它本身也让人类作为一个种族处于消亡的边缘。我们是否有应对之策呢？
强制还是鼓励？
对单个国家而言，生育率的骤降不仅意味着人口规模可能的下降趋势，而且现代化还带来了规模庞大的老龄人口，这些人的养老会随着规模更小的下一代缴纳更少的养老金而面临严重问题。此外，人口规模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很重要，比如卢森堡这样一个小国，尽管其人口都十分富裕，但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实在很低。
自然，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与人们的生活质量、幸福程度等等事项并无必然关联。在此，我们需要明白人口规模能带来什么。莫兰分析了人口因素在英国崛起为大英帝国，进而雄霸世界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是英国与传统告别，走出马尔萨斯陷阱，迈向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它也是英国人口爆炸，进而移居新世界、建立大英帝国的过程。可以说，没有大量的人口输出，就不会有大英帝国的崛起。这一点与西班牙帝国在南美洲的境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不仅如此，以英语为载体和代表的西方文化也顺势获得了世界级的影响力，乃至到现如今，英语中承载的知识储量也是其他语言无可比拟的。
顺便一说，英国人口的生育率历经百年左右才从前现代的6以上降至现代的3以下，后来者如中国的生育率仅用了11年左右便走完了这一过程，这也是所谓的弯道超车或后发优势。对于一个人口体量尚可的国家而言，其人口规模在现代化初期的暴增，以及接下来人口惯性持续的阶段实则其取得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窗口期。据说中国出生人口已开始负增长了，这也意味着人口惯性渐趋消失。相应地，中国也需要在这段时期之内完成真正的文化输出。
面对人口规模逐渐减少的厄运，我们是否有应对之策？就英国等上世纪初便面临这个问题的国家而言，人口厄运看来在所难免。西方一些国家为了挽回人口规模也算绞尽脑汁了，各种鼓励措施轮番上阵（以欧洲福利国家和俄罗斯等国为代表），但仍旧无法提振生育率。
另外一些国家则选择了强制措施。莫兰给出的例子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经历了生育率的下降，当局担心这会减缓人口增长，从而影响该国的国际声望和经济增长。于是，该国政权在1966年废除了堕胎。不出所料，罗马尼亚的生育率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2上升到了3.5。但好景不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国生育率又回到了文明国家之列。更糟糕的是，这项政策可能还导致了该国厌恶生育的文化氛围。
莫兰的论述表明，无论鼓励还是强制措施似乎都无法挽回人口厄运。而就现实情况而言，像德国等西方国家采取的措施则是引入移民。根据研究，如果不引入外来移民，德国人口每年会净损失25万左右。但外来移民也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接收国引发了大量问题。的确，在目前这个民族-国家为主导的世界框架内，本土居民仍旧抱持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情结，不同文化、宗教群体的涌入会强化这种本土主义，纷争、国内政治格局的改变也在所难免。面对无法摆脱的厄运，世界的未来又是何种模样？
未来的世界
作者莫兰对未来世界也作出了自己的三个预测，他用三种颜色总结道：更灰、更绿和更少的白色。更灰意味着老龄人口的持续增加；更绿意味着未来人口更少的世界会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而发展出更好的技术，环境因此会得到更好的保护；白色更少则意味着白种人规模的持续减少。
如果现代化还将持续下去，我们基本上可以相信莫兰的预言会成为现实。进一步，如果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不变，外加各种鼓励和强制措施也不起作用，则要么各国人口持续减少；要么在不断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引入外来移民。如前所述，引入外来移民一定会对国内政治格局产生影响，任何移民群体都不想只当一个外来的建设者，而缺乏获得感和应得的权利。
在任何意义上，民族、国家乃至种族都仅仅是人类区分你我的权宜之计。如果人口注定要经历厄运，那么，如果这种命运最终能让我们淡化乃至消除彼此一直以来的肤浅身份感，笔者觉得也不啻为一件好事。
可能一些笃信传统的人士可能认为回归传统生活方式是挽救人口厄运的良方。传统意味着前现代和现代化不复存在，也意味着高生育率、低能耗和高死亡率。但这种方案似乎并不可行，尽管现代化就意味着高能耗，但世界各族群依旧前仆后继地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完全像古人那样生活一定不可行，那样必定落入马尔萨斯所谓的种种苦难境地。那么，我们可以只要现代技术的种种好处，而继续保持高生育率吗？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科学和技术不仅仅是某种单独的存在，它们的发展改变了我们对传统地方经验的看法，也催生了现代的平等自由等观念。高能耗和各种现代观念共同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这种方案要求我们一边高能耗地生活，一边回归所谓强调生育的传统观念，这本身就是矛盾的。而且，正如莫兰的论证所展示的，任何传统文化和宗教（比如伊斯兰教）对生育率的影响在现代化面前都不值一提（比如伊朗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的迅速下降）。
也许，两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尽管短暂，却给人类种族延续带来了严峻考验。可能我们能在未来找到某种解决之道，但似乎留给人类的时间并不多了。
保罗·莫兰（Paul Morland）的Human Tide（中文版为《人口浪潮》，李果译，2019年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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