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赵恒（公元968年──公元1022年），是北宋的第三位皇帝，也是宋太宗赵匡义的第三子。初名德昌，次名元休，又名元侃，立为太子时，始用“恒”为名。《宋史》的作者以为真宗赵恒“幼英睿，姿表特异，与诸王嬉戏，好作战阵之状，自称元帅。太祖爱之，育于宫中。尝登万岁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抚而问曰：‘天子好作否？’对曰：‘由天命耳’。比就学受经，一览成诵。”在赵恒的伯父赵匡胤看来，赵恒是帝王之具。其实，这大约是赵匡义系统的人编制出来的故事。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规则，赵匡胤的皇位，应该传给自己的儿子。赵匡义是赵匡胤的弟弟，皇位是以特殊方式不明不白地搞到手的，连《宋史》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所谓后世的议论，就是“烛光斧影，千古疑案”。既然赵匡义以非常的手段夺取了权力，他本人，以及他的儿子赵恒都有可能制造一些舆论，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做一切可能做的事。包括说赵匡胤欣赏赵恒，以为赵恒具有帝王之资才，甚至在赵恒的幼年时代就钟情属意了。至于说宋真宗赵恒是“英晤之主”，实在也就过誉。宋真宗于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即帝位,到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逝世，在位26个年头，并没有惊人的成就和作为，虽然历史学家认为他即位之初是北宋的经济发展时期，但那不是他的德政，而是乃伯赵匡胤和乃父赵匡义的遗泽，赵恒承其余绪而已。
要描述宋真宗赵恒的泰山封禅，还得从澶渊之盟讲起。
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契丹的圣宗耶律隆绪率军南下，兵压河北，刚刚即帝位不久的赵恒去河北督战，驻跸大名：
契丹大入，缘边城堡，悉飞书告急，潜麾下步骑凡八万余，咸自置铁、铁棰，争欲奋击。潜畏懦无方略，闭门自守，将校请战者，则丑言骂之。
无何，契丹破狼山砦，悉锐攻威虏，略宁边军及祁、赵，游骑出邢、洺，镇、定咱不通者踰月。朝廷屡间道遣使，督其出师，会诸路兵合击,范廷召、桑赞、秦翰亦屡促之，皆不听。廷如等怒，因诟潜曰：“公怯乃不如一妪尔！”潜不能答。都钤辖张昭允又屡劝潜，潜笑曰：“贼势如此，吾与之角，适挫吾锐气尔。”然不得已，分骑八千、步二千付廷召等，于高阳关逆击之，仍许出兵为援。洎廷召等与契丹血战而潜不至，康保裔遂战死。 （《宋史.傅潜传》）
傅潜胆小怯战，贻误军机，致使契丹人长驱直入。赵恒御驾亲征，撤换傅潜，遣高琼接替。史称由于许多武将的奋战，击退契丹。其中，最值得称赞的是范廷召，他与契丹“战瀛州西，斩首二万级，逐北至莫州东30里，又斩首万余，夺其所掠老幼数万口”，终于迫使“契丹遁去”。但是,契丹人退退进进，打打停停。与契丹人的战争，在长达5年之内，并未停止。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9月，契丹大举入侵,随后发生“澶渊之盟”。其实，“澶渊之盟”前，先有澶州之战。当契丹人包围瀛州时，朝廷内外，一片惊慌。赖寇准运筹帷幄：
九月，契丹大举入寇。时以虏寇深入，中外震骇，召群臣问方略。王钦若，临江人，请幸金陵。陈尧叟，阆州人，请幸成都。帝以问准，准曰：“不知谁为陛下画此二策？”帝曰：“卿姑断其可否，勿问其人也。”准曰：“臣欲得献策之人，斩以衅鼓，然后北伐耳！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敌当自遁；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溃，敌乘胜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帝意乃决。因问准曰：“今虏骑驰突，而天雄军实为重镇，万一陷没，则河朔皆虏境也。孰为可守?”准以王钦若荐,且曰：“宜速召面谕，授敕俾行。”钦若至，未及有言，准遽曰：“主上亲征，非臣子辞难之日，参政为国柄臣，当体此意。”钦若惊惧不敢辞。 （《宋史纪事本末》卷21）
赵翼在《二十二史劄记》中指责宋代官制腐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契丹南下，大兵压境，王钦若、陈尧叟等大臣，不必说有抗敌之谋,连抗敌之意亦不曾有，一味逃避。更为有趣的是，连逃避也只向自己的家乡逃，“参知政事王钦若，江南人也。请幸金陵；陈尧叟,蜀人也，请幸成都”，大概皇帝逃避到自己的家乡，既给自己的家乡带来利益，又能强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增加自己在政治游戏中的力度。显而易见，连失败逃跑也念念不忘自身的私利，这样的吏治确乎令人伤感。在对待契丹入侵的问题上，寇准是强硬的抗战派，他不仅用严厉的态度批判主张迁都逃避的王钦若和陈尧叟，而且也以坚决的态度力促当朝皇帝赵恒大驾亲征。当赵恒被寇准促至澶州，隔河相望，见“契丹兵方盛，众请驻跸以觇军势”时，寇准力排众议，坚决要求赵恒过河，亲临前线。他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并陈述他的兵力部署，“王超领劲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继隆、石保吉分大阵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稳操胜券：“何疑而不进？”虽咄咄逼人，却信心百倍。加上太尉高琼的一力相助,“帝遂渡河，御北门城楼”。皇帝、大臣皆在前线，给自家的士气起了鼓舞作用，给敌人的士气起了震慑作用。“远近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 这无疑是一场心理战，收到了积极的效果。遗憾的是“澶渊之战”转眼之间变成了“澶渊之盟”：
帝尽以军事委准，准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喜悦。敌数千骑乘胜薄城下，诏士卒迎击，斩获太半，乃引去。上还行宫，留准居城上，徐使人视准何为，准方与杨亿饮博，歌谑欢呼。帝喜曰：“准如此，吾复何忧。”相持十馀日，其统军挞览出督战。时威虎军头张瓌守床子弩，弩撼机发，矢中挞览额，挞览死，乃密奉书请盟。准不从，而使者来请益坚,帝将许之。准欲邀使称臣，且献幽州地。帝厌兵,欲羁縻不绝而已。有计谮准幸兵以自取重者，准不得已许之。帝遣曹利用如军中议岁币，曰：“百万以下皆可许也。”准召利用至幄，语曰：“虽有敕，汝所许毋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吾斩汝矣。”利用至军，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河北罢兵，准之力也。 （《宋史.寇准传》）
这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时间是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冬。为什么宋真宗赵恒在初战告捷、敌方统军挞览战死的情况下，应敌方要求而自己心甘情愿赔款结盟呢？不近人情的事实却有深刻的背景在。北宋政权的创始人，在政治上有先天不足之狠。唐末藩镇为恶，五代十国军阀横行，赵匡胤仕后周靠“陈桥兵变”，才“黄袍加身”的。军权在政权中的作用，给赵匡胤及其核心集团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登上皇帝宝座，建立宋政权以后，深虑社稷不安，就有“杯酒释兵权”之举。以权力安危为政权宗旨，不以民富国强为政权宗旨，是有宋一代根本性的失误。在处理边事纠纷和战争问题时，常常以政权维持为极限，维持政权，则委曲相求；威胁政权，则一力抵抗，一旦形势改变，威胁减少，又尽力求和。因此，有宋一代（包括南宋）,外患频仍,终被元蒙取代。后来，许多学者归罪南宋，痛诋南宋的奸臣和主和派，其实，南宋的软骨综合症，来源于北宋的先天不足。元朝诗人刘因在《白沟》诗中说：“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是说北宋灭亡，原来金宋分界的“白沟”，移至江淮，南宋与金的分界线是淮河。刘因以为，北宋的灭亡，不能只责怪宋徽宗赵佶的过失。宣和是徽宗最后一个年号。诗中的“赵普元无四方志”，是有历史根据的。赵普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宰相，曾显赫一时。但是,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春，北宋军队进军幽蓟，赵普上疏谏止：
臣窃念大发骁雄，动摇百万之众，所得者少，所丧者多。又闻战者危事，难保其必胜；兵者凶器，深戒于不虞。所系甚大,不可不思。臣又闻上古圣人，心无固必，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前书有“兵久生变”之言，深为可虑。苟或更图稽缓，转失机宜。旬朔之间，时涉秋序，边庭早凉，弓劲马肥,我军久困，切虑此际,或误指踪。臣方冒宠以守藩，曷敢兴言而沮众。盖臣已日薄西山，馀光无几，酬恩报国，正在斯时。伏望速诏班师，无容玩敌。 （《宋史.赵普传》）
赵普以为，进军幽蓟（今河北省北部）是“老师费财，诚无益也。”岂不知，有宋之患，始于幽蓟。在古代，民族关系，一靠政策，二靠强大。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依托，再好的政策也不一定被接受。应该说,赵普是宋王朝的忠臣，却不一定是宋王朝的良臣。赵普念念不忘的是“兵久生变”，于宋王朝不利。“兵久生变”是赵匡胤的心病，也是赵匡义的心病。所以宋太宗赵匡义郑重其事，以诏书回答赵普，虽然是作解释工作，但对赵普的忠心是心领神会。赵普的最大错误是“远人不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的话，其实，纵观古今，分裂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单体的人无法生存。社会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的群体化，群体化促进分工，分工促进发展，发展越来越要求理更大规模的群体化。分裂在小生产条件下是可能的，在生产相对落后的条件下也是可能的，但归根结底，最终的大趋向是联合。试看从原始部落的存在，到今日之共同体、独联体、经济圈、贸易区……等，虽然弯弯曲曲，复复杂杂，但抛开细节，只看宏观，历史的趋向是十分明确的。“远人不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是不对的。这大约就是刘因指责的“赵普元无四方志”的依据。当然，刘因并不理解我们讲的历史规律，他不过是从儒家大一统观念出发，主张封建帝王要志在四方，安定边陲，维持一统。这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社会经济结构的条件下，是进步的，合理的，因为这种大一统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发展经济，强化交流，缩小差别，不必通过武力行为搞掠夺性的再分配，有相对合理性。赵普“无四方志”，是惧怕“兵久生变”，与刘因的维持大一统，不是一回事。所以，北宋初的“无四方志”的思想，影响北宋，也影响了南宋，自然也影响着宋真宗。所以，我们说，宋真宗在澶州初战告捷的情况下，情愿赔款与契丹结盟，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并不是简单的怯战、厌战。
无庸细说，澶州之战以后，宰相寇准的地位与声望与日俱增，这在吏治腐败的北宋朝廷中,又引起一阵阵冲击波：
准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它日，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二年，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准颇自矜澶渊之功，虽帝亦以此待准甚厚。王钦若深嫉之。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 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宋史.寇准传》）
王钦若是北宋五鬼之一，他利用寇准提拔官员引起一般朝臣不满时，向皇帝进谗言。他的恶毒之处是挑拔寇准与皇帝的关系，事关赵恒的自身利害，最易引起赵恒的不满。王钦若说寇准把赵恒当作赌注，不能不令赵恒烦恼。至于说一般朝臣对寇准晋升官员“不以次”，倒是说到了封建官僚的紧要处。封建社会官员制度有两大特点，一是等级制，二是人治，不用法治，或者说主要不依靠法治。显然,选择官员亦依人而不依法。为了限制入选官员过程中的弊端，要求按等级按程序提拔，是可供选择的方法之一。因此，官员选择就产生了不可克服的矛盾。按等级和程序，常常是相形见绌的庸人晋升；不按等级和程序，又有可能纵容选拔营私舞弊者，这常常取决于选拔者本人的政治品格和道德品格。寇准“不以次”提拔了哪些人，不清楚，无法评论。但这给王钦若提供了一个进攻的机会，却是寇准“不学无术”的表现。史称寇准为人“刚直”，但在政治游戏中，只靠社会政治伦理的完美性是不行的。必须御人有术。由于北宋朝廷的吏治松懈，政治游戏陷入极度的不规则的过程中，寇准就失宠，罢为刑部尚书，知陕州。宋真宗赵恒改用王旦为宰相。
王钦若为了进一步控制宋真宗的政治动向，提出了涤除澶州之耻的办法：
钦若度帝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 可思其次。”钦若曰：“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惮旦，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得以圣意喻之，宜无不可。”乘间为旦言，旦黾勉而从。 （《宋史.王旦传》）
利用泰山封禅来达到“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以洗涤澶渊之盟的耻辱的目的，确乎是一个令人感兴趣而又值得探索的问题。实际上，自从宋太宗赵匡义在雍熙、端拱年间与契丹接战，并且多次败绩之后，北宋朝廷视契丹为畏敌。宋真宗即帝位后，也是不得不战,不敢不战。澶州之战使宋真宗有小胜即和的机会，但是，谁能保证“澶渊之盟”的有效性？雪城下之盟的羞耻也罢，群臣争宠斗气也罢，归根结底是要遏制契丹南侵，保住大宋的江山社稷。因此，王钦若提的洗雪澶渊之耻的措施是两个。一是发兵夺取幽蓟。二是泰山封禅祭祀。发兵夺取幽蓟，宋真宗不会干。因为发兵夺取幽蓟,他父亲曾经干过，以失败告终。契丹入侵，宋真宗也曾坐镇大名，互有胜负。澶州之战，也曾亲临前线。体验的结果，战胜契丹，确乎不易。加上有宋朝廷追求平安佚乐，漫舞轻歌，悠游岁月的风气，宋真宗更加惧怕“兵久生变”，危及皇帝宝座。王钦若看准了宋真宗的心思，故意提出“发兵夺取幽蓟”，目的是卸去自己身上怯战求和的责任，显示考虑问题的多维性；将责任转嫁到皇帝身上，强化自己与皇帝的关系，为控制皇帝制造一根杠杆。宋真宗以堂而皇之的理由拒绝。王钦若最热衷的是封禅泰山。王钦若以为，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这当然是一个富于魅力的命题。使我们困惑不解的是，堂堂大宋朝廷，自然不乏精通政治、历史、文化的人才，却没有一位有识之士出来驳斥王钦若的论题。不仅不加以驳斥，而且一一默许，连向以忠厚诚实著称的王旦也予以认可。这还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昏聩腐败。《宋史》的作者在言及这一历史公案时，曾发表过一段颇中肯的揣测： 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群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 （《宋史.真宗本纪》）
说契丹人迷信，宗教意味特别浓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具有迷信思想，从事祭天祭地祭山川神祇是古代生产不发达民族的普遍现象，契丹人如此，中原人民亦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契丹基本上是游牧民族，其文化发育的程度是很低的。加上边境恶劣的自然条件，他们谋求生存的困难相对的多。原始的宗教迷信思想在他们那里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生存的土壤。《宋史》作者的描述是符合事实的。质言之，“神道设教”在汉民族文化史上，至唐代已大大减弱，而在契丹人那里，“神道设教”大约还是宏运兴隆，所以王钦若以为，宋真宗如果搞一次大型的“神道设教”活动，例如封禅泰山活动，可以镇服契丹，夸示外国，以收威慑的心理效果。王钦若的提议，朝廷上下，一致赞成，封禅泰山就成为宋真宗时代一次壮举。
众所周知，封禅泰山是神圣的典礼仪式，按照传统的观念，并不是任何一位帝王都有资格去泰山封禅。质言之，封禅泰山有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易姓而王，致太平，告成功于天。就是说，开国之君，有突出成就，可以告天地神祗。二、非开国之君，政治上有突出的成就，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祥瑞频现，也有资格封禅。宋真宗承伯父和父亲的馀绪，经济上虽然在发展，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建树不大，特别是在安定北方边陲方面，不仅没有成就，反而十分被动，“澶渊之盟”又被大臣认为是耻辱，不是光荣，因此，宋真宗要到泰山封禅,必须取得上天的帮助。显而易见，所谓“天助”，实际上还是“人助”。且看王钦若的谋划：“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说得十分清楚，“天瑞”可以人工制造，只要皇帝深信不疑，并昭告天下，那么，人造“天瑞”就是天赐的祥瑞。质言之，王钦若告诉宋真宗赵恒，可以弄虚作假。只要假戏真唱，那么，假戏就是真戏，“人瑞”就是“天瑞”。于是，宋真宗就大张旗鼓地认认真真地弄虚作假：
帝犹尤豫,莫与筹之者。会幸秘阁，骤问杜镐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镐老儒，不测其旨，漫应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帝由此意决。遂召旦饮，欢甚，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之。皆珠也。由是，凡天书、封禅等事，旦不复异议。 （《宋史.王旦传》）
宋真宗确认“神道设教”。“神道设教”不仅有现实的意义，而且有圣人的依据。杜镐的话很含混，赵恒听来却分明。确认“河出图、洛出书”也是人干的，是人“出图”、人“出书”，目的是“设教”。于是，赵恒就打通关节，清除障碍。皇帝弄虚作假，扫除障碍的有两种，一是用“武”的办法，强行实施，谁反对就搬掉谁。二是用“文”的办法，说服拉，搞统一战，将反对派化解为赞成派。赵恒确乎有点小聪明，先让王钦若通通声气。取得王旦默认之后，自己再亲自出面请客、送礼，王旦心里明明亮亮,十分默契。宋真宗打仗无能，捣鬼却有术。
至是，帝谓群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将半,朕方就寝，忽室中光耀，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曰：‘来月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对，已复无见。自十二月朔即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以佇神贶。至是，适皇城司奏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令中使视之，帛长二丈许，缄物如书卷，缠以青缕，封处隐隐有字，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旦等皆再拜称贺。帝即步至承天门,瞻望，再拜，遣二内侍升屋，奉之下。旦跪进，帝再拜受之，亲置舆中，导至道场，授陈尧叟启封。帛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眘，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复命陈尧叟读之，有书黄字三幅，词类《洪范》、《道德经》,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帝复跪奉，韫以所缄帛，盛以金匮。群臣入贺于崇政殿，赐宴，帝与辅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大赦,改元，群臣加恩，赐京师酺五日。改左承天门为承天祥符。置天书仪卫扶持使，有大礼，即命宰执近臣兼之。钦若之计既行，陈尧叟、陈彭年、丁谓、杜镐益以经义附和，而天下争言祥瑞矣。 （《宋史纪事本末》卷22）
这一段文字看起来冗长琐细，细细想来，冗长琐细得有道理。大凡弄虚作假，必须认真细致，面面俱到，点水不漏，才能将“假”弄成“真”；否则，草率粗疏，顾前忘后，顾后忘前，破绽百出，一眼便知其假，决不可能弄“假”成“真”，结果定是“画虎不成，反类其犬”。因此，叙述弄虚作假之文字，必须仔仔细细，认认真真，一事一字必严肃对待,方是作假之高手。这一段文字，先说皇帝梦神人指点；依神人指点而作道场；皇城司奏天书降而应梦；率群臣验视而应皇城司报告。然后拜天书、读天书、供奉天书、保护天书，其步骤严谨，合乎礼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北宋举国上下,热衷于天书祥瑞，纷纷请求宋真宗封禅泰山。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兖州父老吕良等1289人及诸道贡举之士846人请求封禅；宰相王旦率百官将校、州县官吏、蕃夷、僧道24375人上表请求封禅，于是，宋真宗正式下诏，决定同年10月有事于泰山。
宋真宗上泰山，和他搞天书游戏一样，假戏真唱，用时髦语言说，“很投入”。做了很周密的准备工作。对在泰山上封禅的有关礼仪和祭坛祭物都作了认真的讨论。从史书记载看，未见于前代帝王的，是宋真宗离开京城时，有小驾仪仗： ……出京日，具小驾仪仗：太常寺三百二十五人，兵部五百六十六人，殿中省九十一人，太仆寺二百九十九人，六军诸卫四百六十八人，左右金吾仗各一百七十六人，司天监三十七人。总计2138人。不包括皇帝的随从，不包括各地官员、绅士，也不包括国内各少数民族的使者和周边国家的使臣。与秦汉封禅泰山相比,唐宋的封禅泰山参与人数，远远超过秦汉，这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秦皇汉武封禅泰山，有个人长生成仙的秘请，有浓郁的神仙隐秘之气；另一方面的原因，或者说是重要的原因是彼时生产力相对低下，可提供的剩余产品不会太多，庞大的队伍，生活供应十分困难。前已叙述，唐玄宗封禅泰山，随从众多。据笔记记载，玄宗好大喜功，仅随从马匹就十分壮观，王毛仲以一种颜色的马千匹组成方阵，各种不同颜色的马，浩浩荡荡，“远望之如云锦”。马且如此，人自不必说了。宋真宗封禅，连一些细节也认真研究敲定，例如皇帝的坐褥，原先是黄色的，现在改为紫色的，等等。质言之，不管宋真宗在细节上作何种改变，封禅泰山要祭天祭地，要祭祖宗祭父母，祭山神，却是始终一致的。令人感兴趣的,，宋真宗上泰山，却有些奇处，引人注目：
辛卯，发京师，以玉辂载天书先行。次日如之。至郓州,令从官、卫士蔬食。丁未，次奉高宫。戊申，斋于穆清殿，诸升山者官给衣，令祀日沐浴服之。庚戌，帝服通天冠、降纱袍，乘金辂，备法驾，至山门幄次，改服 袍，乘步辇登山，卤簿、仪卫列山下，天书仗不上山，与法驾仗间立。知制诰朱巽奉玉册牒及圆台行事官先升，且以回马岭至天门路峻绝，人给横板二，长三尺许，系彩两端，施于背,膺选从卒，推引而上。卫士皆给钉鞋，供奉马止于中路。自山趾盘道至太平顶，凡两步一人，彩绣相间，树当道者不伐，止萦以缯。帝每经狭险，必降辇徙步。亚献宁王元偓，终献舒王元偁，卤簿使陈尧叟从。祀官、点馔习仪于圆坛。是夕，山下罢警场。 （《宋史.礼志》）
相比较而言，秦皇汉武上泰山，没有留下细腻的文字描述，似乎他们也没有特别的作为来引人注目，一切都显得过分的隐秘，一切都显得过分的神圣。到东汉光武帝,才开始显示公开正大的生机，马第伯写下了一篇《封禅仪记》，记叙登山途中的情况。 不知为什么，那时的马第伯以登山为艰难辛苦，带着忍受和无可奈何的心态。到唐玄宗就情况大变，人们以登山封禅为乐，用音乐、阳光、云霞点缀得五彩缤纷，一派欢乐祥和之气。特别写灯光从山下一下连缀到山上，夜间目视，如星星自地联天，煞是另一番景象，至于宋真宗，则集中在上山省力方面动脑筋，所谓“人给横板二，长三尺许，系彩两端，施于背，膺选从卒，推引而上”真是别出心裁。至于两块横板如何“施于背”上，又如何“推”，如何“引”，则未尽其详。总之，借助他人之力，以登陡峭山崖，似不为过。“卫士皆给钉鞋，供奉马止于中路”，都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措施。宋真宗抵抗契丹入侵堪称乏术，而封禅祭祀确乎有能。
从秦始皇到唐玄宗，封禅泰山皆用《玉牒文》，秦始皇、汉武帝《玉牒文》秘而不露，唐高宗、唐玄宗《玉牒文》一体公开，到宋真宗赵恒，不仅《玉牒文》公开,而且多了一种《玉册文》，细核两文，规格体制大体相似，涉及内容亦大体相同。《玉册文》是宋代新事：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臣嗣膺景命，昭事上穹。昔太祖揖让开基，太宗忧勤致治，廓清寰宇，混一车书。固抑升中，以延积庆。元符锡祚，众宝效祥，异域咸怀，丰年屡应。虔修封祀，祈福黎元。谨以玉帛、牺牲、粢盛、庶品，备兹禋燎，式荐至诚。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配神作主。尚飨。（《宋史.礼志》）观其文字,是祭天祷词。它与《玉牒文》一样，都有“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的字样，文体格式大体一致，不知宋真宗为什么要搞两种。据《宋史》记载，宋真宗在泰山上祭天时，用《玉册文》和《玉牒文》，在泰山下社首山祭地时，只用《玉册文》，不用《玉牒文》。山下《玉册文》中用“敢昭告于皇地祇”字样。三篇文字，都称颂天地神祇，都称颂赵恒的伯父赵匡胤和父亲赵匡义。并且三篇中都有为民求福的话，只是文字稍异：“ 祈福黎元”、 “惠绥黎元”、“黎元受祉”。不过，细心推敲，宋真宗的内心愿望还是能觉察出来。他的祭社首山《玉册文》中有“八表以宁，五兵不试”的话，足见赵恒企盼边境安宁、契丹息兵的心情何等深切！然而有趣的是，宋真宗“澶渊之盟”和封禅泰山之后，契丹确乎偃旗息鼓，没有大规模的南侵，这使宋真宗大为兴奋，真的以为封禅有灵，于是大规模地建造庙宇，频繁地举行祭祀典礼仪式。不过，根据有关历史资料分析，这只是一个违背历史事实的误解。宋真宗东封泰山之后，契丹政权之所以没有向北宋发动大规模战争，是因为契丹政权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影响了政治格局的均衡，牵制了契丹的力量。这些“变化”主要是：
第一，澶渊之盟以后，契丹萧太后逝世，契丹政权的力量格局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据《辽史》记载，萧太后是一位很有机谋的人物，她善于驾驭大臣，每次入侵中原,她都亲自在战场上督战。她的逝世，使契丹政权失去了中心，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政治格局，建立新的平衡体制系统。
第二，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高丽（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康肇杀掉了国王，契丹首领隆绪认为是大逆不道，主张发兵讨伐康肇，以示惩罚。于是，爆发了契丹人和高丽人之间的战争，虽然契丹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连年战争，耗损了契丹的实力，无暇分兵作战。
第三，契丹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无力他顾。公元1029年，契丹大延琳据辽阳（今辽宁省辽阳市）反叛；公元1031年，契丹首领隆绪逝世，其子宗真继立，宗真的生母耨斤和养母齐天后争权，耨斤杀齐天后，而耨斤又因擅权被废。
宋真宗在封禅问题上的意识形态错误，直到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才得到初步的纠正：
仁宗天圣七年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应宫灾。诏系守卫者于御史狱。太后泣对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宫，今一夕延燎几尽，惟长生、崇寿二小殿存，何以称遗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 王曾、吕夷简又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应宫之建非应经义，天变来警，愿除其地，罢诸祷祀，以应天变。”右司谏范讽复言：“此实天变，不当置狱。”太后与帝感悟，遂减守卫者罪，下诏不复修治，以二殿为万寿观，罢诸宫观使。 （《宋史纪事本末》卷22）
玉清昭应宫是宋真宗赵恒为纪念天书和封禅而建筑的规模宏大的宫殿，用范雍的话说，是“竭天下之力”搞成的。宋真宗建玉清昭应宫，政治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北宋的大臣通过20余年的观察，大概已深知契丹人的社会政治状况，契丹不南下入侵，不是因为封禅和天书，而是别有原因，加上宋真宗已死，理当恢复政治上的清醒，所以坚决反对再修复玉清昭应宫，当然也反对惩办守卫昭应宫人员。玉清昭应宫被雷击毁并不再修复，标志着一种政治观念和文化心态的结束。遗憾的是宋仁宗寄希望于纳财物以求和平的方针也不是上策。需要指出的是，宋真宗的封禅泰山将原本标志历史发展变化的封禅泰山的文化心态，又倒退一步，由政本位观念倒退到“神道设教”的神本位观念，实在令人遗憾！所以，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宋真宗封禅是“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平心而论，这个批评是十分中肯的，一个政权，首要是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为此要制定相对合理的政策，进行相对合理的社会再分配，国富兵强,保卫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反之，发展生产无方，社会再分配混乱，若缺乏调节能力，就一定会招致社会结构不稳，造成内忧外患的局面。因此，放弃富国强兵的路线，以封禅祭天的方式来谋求政权的长治久安，确乎是下策。但是，作为封禅祭祀典礼本身，宋真宗却进行得很细致很圆满：
帝之巡祭也，往还四十七日，未尝遇雨雪，严冬之侯，景气恬和，祥应纷委。前祀之夕，阴雾风劲，不可以烛，及行事,风顿止,天宇澄霁，烛焰凝然，封讫，紫气蒙坛，黄光如帛，绕天书匣。悉纵四方所献珍鸟异兽山下。法驾还奉高宫，日重轮，五色云见。鼓吹振作,观者塞路,欢呼动天地。改奉高宫曰会真宫。九天司命上卿加号保生天尊，青帝加号广生帝君，天齐王加号仁圣，各遣使祭告。诏王旦撰《封祀坛颂》，王钦若撰《社首坛颂》，陈尧叟撰《朝观坛颂》。圆台奉祀官并于山上刻石，封祀、九宫、社首坛奉祀官并于《社首颂》碑阴刻名,扈从升朝官及内殿崇班、军校领刺史以上与蕃夷酋长并于《朝觐颂》碑阴刻名。 （《宋史.礼志》7）
时隔千年，宋真宗东封泰山时期的碑刻存毁参半，赵恒亲自撰写的《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碑》在岱顶德星岩，依稀可认。王旦的《大宋封祀坛颂碑》几经迁徙，现在依然屹立在泰山南麓的岱庙里，遗憾的是，陈尧叟的《朝观坛颂》的碑刻不知下落，而王钦若的《禅社首颂碑》被马洪奎部于公元1930年砸毁。但是，北宋名臣杨亿撰写的《大宋天贶殿碑》保存完好，它的存在可确认天贶殿始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6月至10月，其目的是为纪念大中祥符元年6月6日“天书再降于泰山，皇帝亲迎天书于含芳园”和宋真宗封禅而建。这座殿堂虽屡毁屡修，但其形制可以相信大体是宋代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