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新中国经济体制开始改革，对外招商引资，很多海外华侨借着这一机会回到了阔别许久的祖国，探亲访友顺便助力祖国经济发展。在这些归国华侨中，有一位名叫唐纳的商人很是特别，此人虽然是以探亲的名义回来的，可是，回国之后接待他的人却是两位中央首长。
唐纳是从法国回来的，当时的身份也不过是一位法国小中餐厅的老板，算得上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华侨，那么，这样的身份，为何一回国就受到这么高规格的接待呢？实际上，这还要从他的另一个身份说起。
唐纳本名马继宗，又名马季良，1914年出生于我国江苏苏州，家庭环境还算富足，与其他那些高门阔少不同，唐纳自幼聪颖喜爱读书，乐于接受进步思想。喜爱诗歌的他，经常在各大报纸杂志上发表爱国题材文章，唐纳就是他当初发表文章时诸多笔名中的一个。
中学时期的唐纳秘密加入了共青团，不久之后，苏州地区地下党组织遭遇破坏，诸多地下党和共青团员被捕牺牲，为躲避敌人的迫害，唐纳悄悄来到上海。1932年夏，唐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而后加入校剧社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
在沪读书期间，唐纳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他积极在各大报社专栏上投稿，他文笔犀利、见解独到，很受读者们的喜欢。不久以后，唐纳进军电影圈，当编剧，写歌词，同时还兼职演员，一人身兼多职，他的剧大都为抗日题材，在当时来说风险很大，可宣传抗日的效果却很好。
1937年，在经过一段惨痛的婚姻经历后，唐纳做了一名战地记者，不久后上海沦陷，无奈之下，唐纳只得跟随其他影视明星一起来到武汉。在武汉，他自编自演了一部名为《中国万岁》的抗日话剧，可谓名噪一时，轰动全城。1938年武汉吃紧，刚在武汉站稳脚跟没多久的唐纳又要面临搬迁，这一次他随文人一起来到了重庆。
来到重庆后，唐纳一边从事擅长的文艺工作，一边秘密地为我党收集、传递情报，唐纳的身份隐藏得很好，就连他当时的妻子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如果唐纳自己不说，想必没人会相信这位“文影”两栖名人会是我党秘密情报人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唐纳又回到了上海。读大学时，他有一位同学是孔祥熙的儿子，他利用这层关系进入《时事新报》担任主笔，不久后升任主编。他经常在一些版面上宣传我党的进步思想，巧妙地利用敌党内各派系的矛盾，进行新思想教育宣传，效果十分显著。可惜好景不长，作为《时事新报》老板的孔祥熙无意中发现了这些，虽然唐纳的文笔很隐晦，但是，孔祥熙还是以报纸内容“涉红”为由辞退了他。
离开新报的唐纳并没有就此退缩，而是转战其他报刊继续做着他的宣传情报工作。与其他情报人员不同，唐纳从不用四处奔走收集、传递情报，只需在擅长的领域，利用好自己当时的身份，就能出色地完成情报任务。
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建立前夕，唐纳突然决定出国，隐姓埋名过普通人的生活。对于他的这一决定，很多朋友都无法理解，朋友劝他：“胜利就在眼前，多少年来的努力就是为了迎接这一刻，眼看就可以功成名就，你这时候离去真的甘心吗？”
面对朋友们的挽留，唐纳也只是回了一句：“去意已决，勿留！”
作为一个老革命人，唐纳又岂能真的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擅自离开，实际上，他的“决意离开”不过是组织上派与他的一个新任务罢了。新中国成立在即，国外战略发展问题至关重要，国家需要相关人才，唐纳善于交际且英文好这正是国家所需要的。
1949年2月，唐纳带着“秘密任务”去往美国，2年后又辗转来到法国。来到巴黎后，唐纳并没有再从事新闻相关的工作，而是在当地开了一间中餐厅，这间餐厅位于名流汇集之地，其中意义不言而喻。
1978年，退休后的唐纳以探亲的名义回国，刚回国的他便被叶剑英、罗长青两位中央首长同时接见，虽然不知当时的具体谈话内容，但是，一位普通归国探亲华侨能受到这种规格的接待，在当时属极为罕见的，由此可见，唐纳的身份并不是普通餐厅老板这般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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