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的作品风靡全球，受到无数人的喜欢。
有个公司特别举办了一个模仿卓别林的比赛，看看谁最像，还专门请了一些研究卓别林的专家担任裁判。
卓别林听到这个消息，也参加了。但是却只获得第二名。
颁奖的时候，公司邀请真卓别林前来讲话。卓别林回信拒绝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卓别林，那就是我。为难的是，应该尊重评论家的意见，我既被评为第二名，还是请第一名讲话吧。”
固执的大师
《城市之光》是卓别林的最后一部默片，创作该片时，有声片的时代已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但卓别林不顾其他人的反对，执意要将《城市之光》拍成默片。
在影片里，为了让失明的卖花女以为流浪汉是个大亨，卓别林想了很久，最后才找到了解决方案：流浪汉穿过交通繁忙的街道时，看见路边停着一辆豪华汽车，从这边车门进去，从那边车门出来。卖花女听见沉重的车门关闭声，知道那是一辆昂贵的汽车，也就以为流浪汉是个大亨了。
卓别林为这场戏，共拍了342次。
这部电影也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喜爱。
1972年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那一届电影节放映了卓别林的全部作品。一天晚上，圣马可广场熄了灯，大银幕上放映着《城市之光》。当卖花女认出流浪汉时（这一幕也是电影史上最感人的片段之一），周围响起了一片欷歔之声，整个广场人人含泪。
随后屏幕暗了下来，广场上一片漆黑，只见聚光灯打出一条光柱，照向广场上方的一座阳台。查理·卓别林走上阳台，向人群鞠躬致敬，台下的欢呼声震耳欲聋。
“你要写得更好才行”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请卓别林看他写的一个电影脚本，他问意见如何。卓别林仔细翻阅过他的剧作后，摇了摇头说：“等你和我一样出名的时候你才能写这样的东西，这个时候你要写得更好才行。”
卓别林为周总理放映《城市之光》
卓别林自传中曾记录为周总理放映《城市之光》这件事：
朝鲜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大家都以十分焦灼的心态注视着那个东北亚半岛的局势。一天，中国在日内瓦的大使馆打来了电话，问我是否可以为中国总理周恩来放映《城市之光》，当时周恩来正在日内瓦，他是决定朝鲜半岛战与和的关键人物之一。
周恩来总理第二天邀请我们去日内瓦和他共进晚餐。总理的秘书在我们临出发前打来电话说，因为会议上出现了点意外，总理阁下可能会被一些事情耽搁住，晚餐时我们不必等他，他晚些时候就会到。
没想到我们到那里时却看到了周恩来，他站在寓所的台阶上，正在等着我们。我急于想知道会议上发生的事件，便问他可否告知到底出了什么事。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亲切地说：“卓别林先生，以和平的方式，问题在五分钟前就解决了。”
以前，我听过许多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在三十年代，中国的共产党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绕过雪山和草地，到了贫瘠的中国西部。军队在转移的过程中分散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又被组织起来。最后，他们在北京建立了新中国。共产党也赢得了六亿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晚宴期间，周恩来向我讲了一件事，说的是毛泽东胜利进入北京城。当时，有一百万的北京市民在街道上欢迎他。在北京宽阔的广场上，他们搭建起一个大台子，高十五英尺，一百万人刚看到毛泽东从台子后面登上阶梯时，就掀起潮水般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当时，毛泽东已经征服了整个中国，他看到眼前的景象后，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周恩来曾经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那次横贯中国东西部的著名长征，受了不少的苦，甚至差点得病而死。当我看着他那张永远精神饱满而又英俊的面庞时，不禁为他依然保持着年轻和沉着感到惊奇。
我说，在1936年的时候，我去过中国的上海。
“是吗？”他想了想说，“很可惜没见到你，那年我们刚好成功转移到西部偏远地区。”
我开玩笑的说：“您现在再也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
在那一次宴会上，我们相互敬酒，喝的是中国的香槟。我在祝酒时说，希望中国越来越美好。当然，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是，我衷心地祝愿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都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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