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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逐渐纳入东方专制主义话语谱系的中华帝国形象，在政体、地域、文明三个层次上，都成为被彻底否定的对象。
孟德斯鸠只是想维护贵族的权力限制君主的权力，使日益专制的法国王权不致沦为暴政，他对君主制的温情与敬意还是明显而且执著的。
在孟德斯鸠那里摇摆不定的中华帝国专制主义形象，布朗杰试图让它确定下来。
但一时还无法完成。伏尔泰还在赞美中国的道德政治；魁奈还试图为中国的开明君主辩护；狄德罗一边批判温和的专制主义，一边也称赞中国的哲学与道德；霍尔巴赫一边批判东方典型的专制主义，一边还称赞中国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结合起来，“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
但是，这些不经意的善意的言论，并不能阻止曾经光辉的中华帝国形象最终没入东方专制主义的黑暗中。因为西方思想中有关专制政体与东方文化的观念都变了。
1、赫尔德对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霍尔巴赫逝世那年，法国大革命开始，赫尔德正在写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这是一部体系宏大的书，从宇宙天体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作为一个被自身的自然条件与种族精神锁定在愚昧野蛮的专制政体中的东方国家，不过是这个庞大体系中的一个反面例证。
法国大革命前后，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形象在西方基本上确立了。
西方有关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想象的基本特征，在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文本中，都可以找到：
残暴的统治者，愚昧的、驯服的、毫无理性与个性的奴隶般的臣民，迷信与教条充斥的停滞腐败的社会。赫尔德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791)，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1793一1794)、《关于中国人的军事禁食学校及其他一些奇闻》(1796)，巴罗的《中国行记》(1806)。
在这四部有代表性的文本中，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不仅是事实，而且，不论从自然环境、种族遗传、国家精神来看，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事实。
赫尔德怀疑几个世纪以来流行欧洲的对中国的各种滋美之辞，诸如中国富庶强大、中国人勤劳善良、中国政府公正贤明，这些说法明显缺乏根据而且不负责任。世间难道竟有如此完美的国家与制度，尤其是在一个东方帝国？
好在怀疑一旦出现，就不难找到证据。
他像孟德斯鸠那样从现有的资料中发现反面的材料：
中国的皇帝不过是个东方暴君；西方人一度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中国道德，不过是培养奴才的哲学；至于那些所谓的哲学家，不过是软弱、虚伪、顺从的工具。
“中华帝国的道德学说与其现实的历史是矛盾的。在这个帝国中儿子们多少次篡夺了父亲的王位！父亲又多少次对儿子大发雷霆！那些贪官污吏使得千百万人饥寒交迫，可他们的劣迹一旦被父亲般的上司觉察，便要受到棍杖的毒打，像个无力反抗的孩子。
所以说，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男子汉的气概与尊严可言，它们仅存在于对英雄豪杰的描绘之中。尊严成了孩子的义务，气概变成躲避答刑的才干。因此，根本不存在气宇轩昂的骏马，而只有温顺听话的蠢驴，它在履行公职时从早到晚扮演着狐狸的角色。”
传统而正统的东方专制主义思想认为专制主义只存在于东方帝国，启蒙哲学家曾经在普遍主义观念下想象专制主义可以出现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包括西方。
赫尔德并不反对将专制主义当作东方帝国政体的特征，但却认为东方专制主义即使在东方，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专制特征，这是由其独特的国民精神塑造的。
中国的国民精神是一种幼稚软弱、愚昧迷信的精神，它所塑造的东方专制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家长制奴役与未成熟的孩子般的愚昧奴性精神上的独特的东方专制主义。
自然环境、种族遗传、国民精神三种因素决定了中国独一无二的东方专制主义特征，在这三种要素中，赫尔德似乎更强调内在精神的力量，这也是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的特征，同时预示着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关于中国的专制主义特征的论述。
赫尔德对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尽管篇幅不长，在历史上却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总结性地将西方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思想运用到中华帝国政体形象上，在地理环境、种族遗传之类自然条件之外，强调内在精神的塑造力量。
2、利希滕贝格的“军事禁食学校”启蒙时代结束了，在从法国大革命到浪漫主义时代开始的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人们观念中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都已成为邪恶的制度，任何东方国家，从土耳其到中国，也都成为邪恶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
最早的浪漫主义哲学家赫尔德与最后的启蒙哲学家孔多塞，都将中国当作专制暴政与愚昧的典型，孔多塞说，如果你想知道专制的恐惧与迷信将人类的能力摧残到什么程度，就去看看中国吧！
而此时，马戛尔尼勋爵果真准备出使中国。使团归来，发表自己的中国观感，像打开深埋已久的坟墓一样，打开了一个封闭神秘的、在专制与愚昧中衰败成半野蛮国家的中华帝国，所有的邪恶与丑陋都暴露出来。
皇帝专横暴戾、官吏虚伪腐败、百姓感味麻木，一时间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比中国更典型的专制帝国了。
法国人革命、批判或颂扬；英国人贸易、观察或记述；德国人思考、总结或嘲讽。英国使团归来，舆论界在整个欧洲将使团的见闻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远在德国哥廷根的大学教授利希滕贝格发表了一篇奇怪的讽刺小说《关于中国人的军事禁食学校及其他一些奇闻》(1796)，小说戏拟当时时髦的游记，中国人与英国人都成了他的讽刺对象。
利希滕贝格首先戏拟18世纪西方对中国的流行态度：
“每当我沉浸于对世界各民族冥思苦索的时候，我总是推断：在上帝创造的这个地球上，中国人是最贤明、最正直、最理智、最幸福的一个民族…”后来，越来越多的疑虑出现，“譬如说，他们至今尚不会修理怀表，他们连透视画法的最基本知识还一窍不通”。
中国治理国家、管理家政的政教系统，竟像哥白尼宇宙系统那样有条不紊，实在令人惊奇，遗憾的是人们“对这个丝绸大国最杰出的东西兴许还一无所闻”。
叙事者说，一位英国管家的报道满足了他“要了解中国的愿望”，这位名叫夏普的管家先生，曾“随上届公使团一道去过中国”（指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出版过《中国旅行记》的约翰·巴罗，就是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总管)！
他了解中华帝国的政治奥秘，他在中国参观过一种“军事禁食学校”，这种学校遍布中国乡间，帝国政府将子弟送到“军事禁食学校”学习，教他们一种“被动战争”的艺术，也就是顺从忍耐。
中国翻译不无得意地向夏普先生介绍：
“在这些学校，我们已经把学员培养成为遭到敌人抢劫、鞭打和折磨而不哭泣不喊叫，仅仅回忆学校生活的那么一种人。你们那里也有的是人，可你们却不懂得应当将他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你们假如要造一只船，那你们得先把橡树的树枝砍掉，尔后锯开、破条、刨平，再用力将木板弯曲，最后四周用钉子钉牢，不是吗？你们想要建立一个国家政体，一艘世界上最典型的人造船只，并且希望能在风暴中驾着它乘风破浪，可你们却又不加工处理那些造船的树木，既不去掉叶子，又不砍掉树权，这样能行吗？什么？别在我面前谈论你们政治的构造艺术！这东西你们不懂。”
3、哲学家的让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定型小说的叙述者与那位访问中华帝国的英国管家终于明白，中华帝国的统治的奥秘，全在于奴役与愚昧上。
在法国大革命的激情年代里，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形象在西方基本上确立了。
大学教授关注时事又进行超然独立的思考，看到罪恶也看到幽默。最激烈的是在理论中构筑宏大的世界观念体系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富于激情，言辞激烈易于极端化，他们对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最为彻底，或许思想的深刻经常就这样表现在极端化与偏激中。
从启蒙运动高潮到法国大革命的激情年代里，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形象在西方基本确立。没有人再为中国政体的开明辩护，也没有人怀疑中国的专制暴政，似乎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并理所当然的。
中国地处亚洲的最东方，与世隔绝的广阔的疆土、其所属的蒙古人种、奴性的道德哲学、愚昧的精神状况，都注定了它原始野蛮的暴政。
大革命时代欧洲人头脑中的中国形象，已与古希腊人的波斯帝国形象没有什么区别。地理环境决定论前提下的东方专制主义的中国形象，此时已基本定型。
如果说孟德斯鸠还不十分确信中国的专制暴政，还担心专制暴政会出现在欧洲或法国，法国在革命后，怀疑与担心荡然无存。中国不可避免地属于专制主义，就像欧洲不可能产生专制主义一样确定，唯一的根据可能就是：中国是东方、亚洲，欧洲是西方。
4、黑格尔完成对中国“东方专制帝国”的论证孟德斯鸠的理论确立了某种“范式”，黑格尔讨论中国时，他的关注点与思考方式都是孟德斯鸠设定的。
如果说黑格尔的理论在确定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形象谱系上有什么发展，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他的历史哲学更完整、更绝对地建立起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念秩序，确定中国不仅属于东方专制主义，而且是最彻底的东方专制主义的代表；二，在“自由精神”辩证展开的世界文明史中，作为东方专制主义典型出现中华帝国，其整体选择决定于其奴役精神或者说从未展开的自由精神。
黑格尔时代，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已经确定，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形象，也已确定。不论从自然环境、种族遗传、国家精神来看，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不仅是事实，而且是必然而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体系中，东方不管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是世界历史的起点或低级阶段，其意义与价值是被否定的。
因此，“东方”这个概念，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辩证法中，自身就是一个否定性概念。而定义“中国是十足的、奇特的东方式国家”，其中否定的意味已达到极端。
黑格尔的观点很明确，中国与印度处于世界历史的起点上，自由精神在那里尚未展开。科学找到了理解自然的逻辑工具，哲学也将找到解释与评价历史的逻辑工具，黑格尔自信他的辩证法是理解世界历史的逻辑工具，它将揭示人类发展的精神内核。
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与道德制度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文化整体，而决定其整体的“真理”的，是潜在其中的民族精神。黑格尔在他的辩证法框架内分析，中国的民族精神中，没有任何自由的因素，中国文化属于“幼年文化”，只有服从与奴役，没有精神的独立，更谈不上主体意识的自由。
黑格尔从政治制度、法律与道德、宗教与科学艺术方面逐一分析中国的“十足的东方特征”。在这个奇特的、封闭的、具有纹丝不动的单一性的东方帝国里，国家就像一个家庭，皇帝是为所欲为的家长，百姓都是些幼稚的孩子。
在家长式专制制度中，黑格尔看到的不是伏尔泰的田园牧歌式的理想，而是残酷丑恶的现实。就像家长制原则赋予父亲以绝对的权威一样，家长式的国家也赋予皇帝以绝对的权威，皇帝主宰臣民的一切，从他们的财产到生命。
黑格尔毫不隐讳他对整个东方的“傲慢与偏见”，他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自恋情结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东方主义的文化地理神话，并在土地气候决定论的空间概念中加入了自由精神发展进程的时间概念。黑格尔哲学中的“东方形象”，落后野蛮、堕落腐朽、愚昧无知、残暴无情，而中国形象，又是最具东方特征的反面形象。
在黑格尔笔下，曾经开明的中华帝国形象已经黑暗到极点。
皇权专制将臣民变成奴隶，教育堕落成培养奴隶的“饥饿学校”，道德充满无聊的奴才信条，科学也变成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一专门适应国家和个人的需要的工具，数学、物理、天文学远远落后，医学夹杂着迷信，历史只叙述事件，没有判断推论，法学只阐释法律，伦理学只陈述义务，哲学不过是些常识与道德格言，美术不懂得透视与阴影，他们发明了火药与印刷术，可他们自己却不会使用。
黑格尔完成了西方的东方主义传统视野内对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性质的确定与解释过程。
他在《历史哲学》中对东方与东方之中国的分析，既是古希腊以来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神话的终结，也是东方主义式的中华帝国的专制主义神话的终结。
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到黑格尔，中华帝国东方专制主义形象从无到若有若无到完全有，形象传统正式形成。用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个体或民族不过是历史的工具，黑格尔描述的中国形象，也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传统的工具，我们只能在有关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形象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才能理解黑格尔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形象的意义。
只有在东方专制主义的东方主义视野中，才能理解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变体意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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