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庆阳
《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中司马徽向刘备介绍诸葛亮，说道：“孔明与博陵崔州平、颖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为密友。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
所谓“观其大略”，并不是粗略地了解，而是能够探寻到深远的谋略。“大略”不是粗略，更不等同于大意或大概。正是善于汲取和研究大的方略，才使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而“务于精纯”则是指对于事物的真相要务必全面、准确的探知，“精纯”乃为精纯熟练。“观其大略”需要广博的知识，“务于精纯”则需要专工的功夫。从“诸葛一生惟谨慎”这历史评价来看，显然他对事物的观察也相当精细。“观其大略”与“务于精纯”在诸葛亮身上得到了统一，也就是说诸葛亮在事物的观察、研究上既能博取又能专精。毕竟，“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梁启超）。关于“专”与“博”的关联性，言先生以数十年的书法实践及美学思考，在《传统的滋养 生命的律动——我的学书历程》一文中认为：
“广览之下无约取，何能独立成家？”——当我昆仲在常州从事仿古国画 创作时，一位历尽沧桑的艺术老人张恳先生曾对我如是说。
苏老洵《明论》曰“专于其所及而及之，则其及必精”。我读历代书论，更重视美学、哲学的研究，笛卡儿的“我思考，所以我存在”成为我的座右铭。而“我行我素”则建立在博采约取的大厦上。徐悲鸿说：“独持偏见，一意孤行。” 只有强化自己的风格，才能形成个人的特色。（《抱云堂艺评》）
言先生强调书者要“我行我素”，毕竟“只有强化自己的风格，才能形成个人的特色”，这是“务于精纯”，即专精约取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基于“博采”“广览”之上生成的，正谓“僧家托钵，积千家米，煮成一锅饭”。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强调的就是博采约取，为什么要博？早在1500年前的《文心雕龙》就给出了答案：“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蹠必数千而饱矣。”是说要丰富自己的才能智力，一定要博见多闻，只有一块狐狸腋下的皮毛不能使人温暖，有了数千个鸡脚掌才能让人吃饱。“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史记·赵世家》）狐腋虽精，但毕竟太少；鸡蹠虽食之无所得，但多了也能饱。有着“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之誉的汪曾祺一贯认为：“一个人口味最好杂一点，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这无不强调了“博”的重要性。于书家而言，也是要“博”的，弘一《谈写字的方法》说：“篆书、隶书乃至行书都要写，样样都要学才好；一切碑帖也都要读，至少要浏览一下才可以。照以上的方法学了一个时期以后，此可专写一种或专写一体。这是由博而约的方法。”
被人们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李学勤很喜欢用一句英文俗语“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来说明自己治学成才的体会。“一些的一切”即学什么东西就要对这个领域已有的一切都懂；“一切的一些”即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都应懂一些。可以说，不管学什么专业，不博就不能全面，就不能对这个专业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像井底之蛙，往往会因孤陋寡闻而闭门造车，得出褊狭的结论。只有知识广博，才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全面深入地解决问题。当然，做学问强调“博”，不是说只讲“博”，单纯的“博”未必就是真的有学问。老子说：“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庄子说：“博之不必知”。那些自认为在任何一门学问都略知皮毛便是博学，其实是一种泛泛的杂学而已，并没有进入知识的门墙。郑杓《衍极》：“精于一则尽善，偏用智则无成”。他认为能专心于一艺就能完善，把智力用到各个方面就无所成就。这告诉我们，做学问如果博杂不精是不行的，如言先生文中提及的艺术老人张恳先生所言“广览之下无约取，何能独立成家？”如果在博学的基础上不能够专工，就容易成为万金油，结果是样样通，样样松。
《世说新语》有记：“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褚季野认为北人的学问广博，孙安国认为南人的学问专精。孙过庭《书谱》：“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摠其终始，匪无乖互。”孙氏在这里提到了“专工”与“博涉”，他认为钟繇精于楷书、张芝精于草书，都是“专工”；而王羲之二者皆善，虽“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可谓“博涉”。北人的广博、南人的专精，王羲之的博涉、钟张的专工，难免会让人觉得做学问的“博”与“专”可以区分来进行，实则不然。学问中的博、专只是相对而言，二者实质上是辩证的统一，相辅相成的，只是根据需求而各有侧重，进行了很好地结合。毕竟，在广博的基础上才能求得专精，在专精的钻研中又能进行广博的学习。康有为曾对门生做学问提出了三点要求，其中广博和专精各占其一：“一曰广大，指博览、学识、贯古今而通中西；二曰精微，探源溯本、寻根究底；三曰献疑，无疑问则无学问，有大疑问始有大学问，非献疑质难不能更新自己。”
对于书法的学习是要先“专”还是先要“博”，这是两种不同的学习路子，一般认为学书者应该是先专而后博。《倪氏杂记·笔法》云：“凡学书之人，工夫分作三段：初要专一，次要广大，三要脱化”。来楚生说：“始入手须专宗一家，得之心而应之手，然后旁通曲引，以知其变，泛滥诸家，以资我用。”这里所提到的“专一”“专宗”主要是针对书法初学者而言，毕竟，入门是第一位的，初学者先要选择一本经典碑帖进行临摹，在一定的时间内需专精一家，品咂古法，静思入神，即“得之皮毛，不如得之精髓”。言先生亦是持有这个观点，他在《篆学探真》一文中提到“学篆三步”时认为 “初学分布，……务须守定一家；继知规矩，……务须博取广大”。在《草贵流而畅》一文中又强调：
在专学一帖的同时，要博览群帖，专学一帖，是为打好根底，求其真谛。博览群帖，则是增加对所学范本的比较。这不仅有助于升华对范本的理解，而且会提高对草书的认识。（《书学散步》）
言先生的得意门生曹元伟曾有一篇关于书法学习的《先专精后博取》文章，可兹借鉴，摘录如下：
我以为，学习书法不能像吃菜一样，每个菜都想尝一口，首先要先专精，后博取，就是先选定一个书体的某一家某一帖，真正地钻进去，而不是浅尝辄止，待该帖基本能变成自己手上的东西以后，再考虑换帖，也只能在原来的书家作品范围内进行选择。后博取，就是在专精一家之后再向外延伸，所延伸的书家作品，尽量与以前学习的风格相近，这样更易融合，所积累的东西也存在一定的规律性，所以，更容易把握。
如果将书法入门过程中的由一家到多家的学习理解为专工、博涉的话，这也是最基础的专工与博涉。那么，上述孙过庭所说的专工与博涉，则是指书法学习到了由入帖到出帖、由泥古到化古、由他神到我神的阶段，探索用书法语言表达自我性情时的一种选择，这是高级的。其实，专、博二者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虽然孙过庭《书谱》中有“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的提法，但那也是针对王羲之与钟、张的书法比较而言。又如孙氏所说：“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而使转纵横。自兹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专精也。”可知张芝精于草书，亦善楷书；而钟繇精于楷书，亦善草书。可见专精是由兼善而来，不能兼善者，由于其功力不足，也就谈不上专精。具有专长的人往往并不是单纯地专一，而是由博而精的再专一。
沙孟海先生曾说：“一般书人学好一种碑帖，也能站得住脚，作为专业书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了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当前书法界主张不一，无所折中，但如启功先生有学问基础，一致推崇、颠扑不破。回顾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上海滩上，轰动一时的人，技法上未始不好，后来声名寂然，便是缺少学问基础之故，这点我们要注意。”由沙老所言可知，一是书法的学习、创作，如果专宗一家，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深入，但久而久之也会因偏食而营养不良。毕竟，师宗多家有助于精通一家。二是任何学问都不是孤立生成的，书法是一门学问，但需要多门的学问来支撑。书家的研修到了一定的阶段，拼的不仅仅是技法，更多的是书家综合的才能。赵壹在《非草书》中认为草书是“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的游戏，从一个方面揭示了书法创作的真谛——书法艺术是“博学”的结果。没有广博而深邃的知识，只是为了书法而书法，纵然“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也不可能成为具有“超俗绝世之才”的大书法家。
言先生认为“‘我行我素’则建立在博采约取的大厦上”，道出了“专”与“博”的关系，“博”是求共性，而“专”则是在共性中出个性。欲“将传统的艺术精神，潜化为艺术个性的创造”，必须要博取，才能“懂得‘书外功夫’，懂得对生活、对时代的感悟，以自我的性情、气质，努力捕捉传统书法中与自己内心共鸣的艺术语言与表达方式。”（言先生语）
言恭达，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副会长兼高等书法教育分会会长。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院长，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青铜器博物院顾问。
编辑：周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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