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中，孔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孔祥熙、宋美龄夫妇无疑是一对敛财的“黄金搭档”，据说这对夫妇解放前逃离大陆后，在美国拥有多达30亿美元的财产，相当于今天的上百亿美元。
那么，孔、宋夫妇的巨额财产，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聚敛起来的呢？有很多人说那是靠孔祥熙做贸易和炒房产挣来的，其实那只是第一桶金。通过研究相关史料可知，孔氏家族最主要的敛财手段就是操纵证券市场、大搞投机活动，而且基本是由颇具金融头脑的“神秘操盘手”宋霭龄具体实施的。
在宋霭龄的亲自主持下，形成了一个专事在上海证券上搞投机活动的秘密集团。其主要成员就是宋霭龄、徐堪、陈行、宋子良。后来，人们把宋霭龄的三大帮凶称之为“三不公司”，即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宋子良“不良”。
宋霭龄是隐藏在幕后的操盘手，负责整体策划、发号施令；财政部次长兼钱币司司长徐堪是政策层面的主持者；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从旁协助，参与机要，必要时负责从中央银行国库里划拨资金；宋子良则掌控着一批可在必要时做替身的证券字号以及化名散户的“毛人”，让他们随时吃进吐出，暗中拉抬价格，并及时通过中国国货银行向证券交易所调拨头寸。
1935年，宋霭龄在“二三关”库券风潮期间便狠狠地捞了一笔。
所谓“二三关”是“民国三年关税库券”的简称，是一种以关税担保而不以关税为名的善后库券。这本是宋子文的一大创造，起源于1929年的“民国八年关税库券”，简称“十大关”。“二三关”是孔祥熙上台后于1934年发行的。总额1亿元。按公债发行条例的规定，每100元实收98元，事实上以对折抵押给银行，然后，送证券交易所开拍做出来的行情在六折左右，再以低于行情一折半与银行结价，银行有40%的利润可得，所以乐于承购。
“二三关”所不同的是在交易所开拍时，价格高一折，即开出的市价在70元以上，银行界认定这个价格是没有先例的，断定这个行情站不住，于是在财政部结价之间，纷纷以七折价格在交易所卖出“二三关”，买进其它六折价格的库券。
银行界依据过去经验，认为财政部迟早与银行结价，过去的对折左右，这次把价钱结得高些，至多结六折吧。由此，他们认为，这样操作不独有利可图，并且谈不到有什么风险。
但是，银行界的第一次经验主义的做法铸成了大错。原来，发行“二三关”的同时，宋霭龄已经与“三不公司”进行了周密的策划研究。
军师徐堪根据过去发行公债、库券的经验，认为要引诱银行界上钩并不难，关键是只要把他们把作为抵押品的“二三关”在与财政部结价之前卖出，再由“三不公司”暗中大量吃进。
这时再派人散布谣言，意即政府准备收回“二三关”库券，改为发“二三关税公债”。银行界为了避免被扣上私自盗卖“二三关”的罪名，必定要以补空的姿态从市场吃进，而在一出一进、一放一收之中，“三不公司”正好可以通过拉提价格，牟取暴利。
宋霭龄听了徐堪的妙计，拍手叫好，并与陈行、宋子良等人分头落实，合作经营。
宋子良负责在“二三关”送交易所开拍时，暗中找一些毛人负责哄抬价格，故意把开出的市场价比正常高一折以上，使银行界对行情产生一种虚假和靠不住的感觉。
宋霭龄的任务，一是当银行界纷纷把“二三关”在结价前以七折高价卖出时，宋霭龄要每天掌握交易所存帐逐日增加的具体数量，然后选择一个最好的“轧空”的机会，下令“三不公司”乘财政部尚未与银行结价之前，大量吃进。
等到宋霭龄的“多头”计划完成后，即由徐堪将“决定收回二三关”的消息有意识地泄露给他的亲信刘子余，并表面上委托早代为买进。
刘当时任中国实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并充当证券交易所第2号经纪人。刘子余亦自以为徐堪是中国实业银行的董事、财政部次长兼钱币司司长，而且也是负责发行证券与交易的财政部最高负责官员，徐堪的消息应当是最权威的。按徐堪的交代去做，相当于“看见骰子押宝”，是十拿九稳的好事。于是，刘子余也跟着大做“多头”。
刘子余的异动，很快在上海证券交易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不但中实银行方面的许多人随风转舵，而且牵动了银行界的很多朋友“跟批头”，认为在钱公元帅的照顾下，一定可以发财。由此，许多人借了钱来“跟批头”。
其中押注最多的是中国实业银行储信部经理沈宝昌，他将当年任上海知县十多年搜刮来的50余万元全部用来购买“二三关”，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来打这一稳操胜券的仗。
另一位押注很多的是财政部公债司司长蒋履福。蒋的女婿是中国银行沪行经理、宋子文的亲信贝淞荪。连蒋履福这样直接负责公债业务的财政部高级官员都对“二三关”的行情深信不疑，可见徐堪欺骗手段之高明。
至于其他一般中小散户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当77号经纪人福大均以76元的高价收进时，市价开始直线上涨。因为“二三关”库券刚刚发行，尚未结价，市面流通额子不多，在“三不公司”的哄抬之下，竟将行情抬到九折以上。当时“二三关”库券票面作余额已不到90元，而市场价最高的竞做到81元，距离票面余额只剩下6元。证券市场的谣传仍然很盛，竟有说涨到百元，超过票面值的。
此时市场各方的眼光都集中在“二三关”上，银行界的许多“空头”大户们只得忍痛用高价从市场补进，从而又进一步牵动“二三关”的买卖更加旺盛。
这种情况，在上海公债史上可谓史无前例。早就在暗中等待银行界这条大鱼浮出水面的宋霭龄，此时才感到是收网的时候了。
宋霭龄经过一番计算，认为市面已经做足，当即指示“三不公司”将吃进的“二三关”多头出笼，并且乘机翻空，等他们的大额空头做出后，市场骤起回风。
财政部发言人又乘机公开发表谈话，声明没有收回“二三关”之事。结果，造成“二三关”跌势加剧，市价狂泻，市场上极度混乱。一群自命为消息灵通及“跟批头”的淘金客，因随着“三不公司”买进，以至倾家荡产。
原先倾其所有做“多头”的中实储信部经理沈宝昌，因出手太慢，结果全部家产在“二三关”市价的惨落中，被宋霭龄的“三不公司”席卷而去，证券字号闻讯纷纷上门向其追缴保证金，沈因刺激过度，第二天就因突发脑溢血而死。
至于财政部公债司司长蒋履福，居然也被徐堪出卖，受了很大的损失，而且还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最苦的莫过于被出卖的中小散户，一个个成了替罪羔羊，一贫如洗，有的则因此而丧失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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