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中,孔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孔祥熙、宋美龄夫妇无疑是一对敛财的“黄金搭档”,据说这对夫妇解放前逃离大陆后,在美国拥有多达30亿美元的财产,相当于今天的上百亿美元。

那么,孔、宋夫妇的巨额财产,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聚敛起来的呢?有很多人说那是靠孔祥熙做贸易和炒房产挣来的,其实那只是第一桶金。通过研究相关史料可知,孔氏家族最主要的敛财手段就是操纵证券市场、大搞投机活动,而且基本是由颇具金融头脑的“神秘操盘手”宋霭龄具体实施的。

在宋霭龄的亲自主持下,形成了一个专事在上海证券上搞投机活动的秘密集团。其主要成员就是宋霭龄、徐堪、陈行、宋子良。后来,人们把宋霭龄的三大帮凶称之为“三不公司”,即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宋子良“不良”。

宋霭龄是隐藏在幕后的操盘手,负责整体策划、发号施令;财政部次长兼钱币司司长徐堪是政策层面的主持者;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从旁协助,参与机要,必要时负责从中央银行国库里划拨资金;宋子良则掌控着一批可在必要时做替身的证券字号以及化名散户的“毛人”,让他们随时吃进吐出,暗中拉抬价格,并及时通过中国国货银行向证券交易所调拨头寸。

1935年,宋霭龄在“二三关”库券风潮期间便狠狠地捞了一笔。

所谓“二三关”是“民国三年关税库券”的简称,是一种以关税担保而不以关税为名的善后库券。这本是宋子文的一大创造,起源于1929年的“民国八年关税库券”,简称“十大关”。“二三关”是孔祥熙上台后于1934年发行的。总额1亿元。按公债发行条例的规定,每100元实收98元,事实上以对折抵押给银行,然后,送证券交易所开拍做出来的行情在六折左右,再以低于行情一折半与银行结价,银行有40%的利润可得,所以乐于承购。

“二三关”所不同的是在交易所开拍时,价格高一折,即开出的市价在70元以上,银行界认定这个价格是没有先例的,断定这个行情站不住,于是在财政部结价之间,纷纷以七折价格在交易所卖出“二三关”,买进其它六折价格的库券。

银行界依据过去经验,认为财政部迟早与银行结价,过去的对折左右,这次把价钱结得高些,至多结六折吧。由此,他们认为,这样操作不独有利可图,并且谈不到有什么风险。

但是,银行界的第一次经验主义的做法铸成了大错。原来,发行“二三关”的同时,宋霭龄已经与“三不公司”进行了周密的策划研究。

孔氏一家人现状(孔氏家族30亿美元财产哪来的)(1)

军师徐堪根据过去发行公债、库券的经验,认为要引诱银行界上钩并不难,关键是只要把他们把作为抵押品的“二三关”在与财政部结价之前卖出,再由“三不公司”暗中大量吃进。

这时再派人散布谣言,意即政府准备收回“二三关”库券,改为发“二三关税公债”。银行界为了避免被扣上私自盗卖“二三关”的罪名,必定要以补空的姿态从市场吃进,而在一出一进、一放一收之中,“三不公司”正好可以通过拉提价格,牟取暴利。

宋霭龄听了徐堪的妙计,拍手叫好,并与陈行、宋子良等人分头落实,合作经营。

宋子良负责在“二三关”送交易所开拍时,暗中找一些毛人负责哄抬价格,故意把开出的市场价比正常高一折以上,使银行界对行情产生一种虚假和靠不住的感觉。

宋霭龄的任务,一是当银行界纷纷把“二三关”在结价前以七折高价卖出时,宋霭龄要每天掌握交易所存帐逐日增加的具体数量,然后选择一个最好的“轧空”的机会,下令“三不公司”乘财政部尚未与银行结价之前,大量吃进。

等到宋霭龄的“多头”计划完成后,即由徐堪将“决定收回二三关”的消息有意识地泄露给他的亲信刘子余,并表面上委托早代为买进。

刘当时任中国实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并充当证券交易所第2号经纪人。刘子余亦自以为徐堪是中国实业银行的董事、财政部次长兼钱币司司长,而且也是负责发行证券与交易的财政部最高负责官员,徐堪的消息应当是最权威的。按徐堪的交代去做,相当于“看见骰子押宝”,是十拿九稳的好事。于是,刘子余也跟着大做“多头”。

孔氏一家人现状(孔氏家族30亿美元财产哪来的)(2)

刘子余的异动,很快在上海证券交易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不但中实银行方面的许多人随风转舵,而且牵动了银行界的很多朋友“跟批头”,认为在钱公元帅的照顾下,一定可以发财。由此,许多人借了钱来“跟批头”。

其中押注最多的是中国实业银行储信部经理沈宝昌,他将当年任上海知县十多年搜刮来的50余万元全部用来购买“二三关”,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来打这一稳操胜券的仗。

另一位押注很多的是财政部公债司司长蒋履福。蒋的女婿是中国银行沪行经理、宋子文的亲信贝淞荪。连蒋履福这样直接负责公债业务的财政部高级官员都对“二三关”的行情深信不疑,可见徐堪欺骗手段之高明。

至于其他一般中小散户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当77号经纪人福大均以76元的高价收进时,市价开始直线上涨。因为“二三关”库券刚刚发行,尚未结价,市面流通额子不多,在“三不公司”的哄抬之下,竟将行情抬到九折以上。当时“二三关”库券票面作余额已不到90元,而市场价最高的竞做到81元,距离票面余额只剩下6元。证券市场的谣传仍然很盛,竟有说涨到百元,超过票面值的。

此时市场各方的眼光都集中在“二三关”上,银行界的许多“空头”大户们只得忍痛用高价从市场补进,从而又进一步牵动“二三关”的买卖更加旺盛。

孔氏一家人现状(孔氏家族30亿美元财产哪来的)(3)

这种情况,在上海公债史上可谓史无前例。早就在暗中等待银行界这条大鱼浮出水面的宋霭龄,此时才感到是收网的时候了。

宋霭龄经过一番计算,认为市面已经做足,当即指示“三不公司”将吃进的“二三关”多头出笼,并且乘机翻空,等他们的大额空头做出后,市场骤起回风。

财政部发言人又乘机公开发表谈话,声明没有收回“二三关”之事。结果,造成“二三关”跌势加剧,市价狂泻,市场上极度混乱。一群自命为消息灵通及“跟批头”的淘金客,因随着“三不公司”买进,以至倾家荡产。

原先倾其所有做“多头”的中实储信部经理沈宝昌,因出手太慢,结果全部家产在“二三关”市价的惨落中,被宋霭龄的“三不公司”席卷而去,证券字号闻讯纷纷上门向其追缴保证金,沈因刺激过度,第二天就因突发脑溢血而死。

至于财政部公债司司长蒋履福,居然也被徐堪出卖,受了很大的损失,而且还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最苦的莫过于被出卖的中小散户,一个个成了替罪羔羊,一贫如洗,有的则因此而丧失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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