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是我十分信任的作家，是我眼中没有败笔的写作者。以我一孔之见，他也许是当今中国一经落笔，必成经典的小说家，相当罕见。《应物兄》是一部立足汉语思想传统、从内外两个方向拷问汉语，而饱具深仁厚爱的作品，提升了现代汉语文学的品质，更新了现代汉语在小说创作中的面貌，让人震惊和羡慕。
十几年前，当他开始构思《应物兄》时（当然，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部小说姓甚名谁，是何模样），我便对他开玩笑说，我要为你写一部书，名叫《李洱诗学问题》。作为一个博学的小说家，李洱当然知道，这个题目模仿——或者干脆说剽窃——了米哈伊尔·巴赫金。巴氏有一部伟大论著，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在潜意识中，我也许有把李洱当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念头，却从不敢以米哈伊尔·巴赫金自许。巴赫金是我的偶像；我对待他，就像信徒对待他们心目中的神。
我自认为是个守信的人，或者，我希望自己是个守信的人。李洱或许也希望我是个守信的人。2018年6月，当我听说他写了十三年（加上酝酿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十三年）的作品终于要出版时，我知道，写作《李洱诗学问题》的机缘到了。从2018年7月起，我放下已经写到中途的那部小书，花了两个月时间，将李洱除了《应物兄》之外的所有作品，再次逐字逐句地阅读了一遍，以便为这本小书（其实只能算一篇长文）做准备。从2018年11月1日开始到今天，终于写完了这本小册子。
能够兑现自己的诺言，总算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吧。
我在《李洱诗学问题》中，引用了李洱有关其作品的许多言论。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我这样做，确实是很犯忌的事情。作家的话决不能轻易信任；批评者能不征引他们的言论最好不征引，以免误会和误导。我在此之前所做的批评工作中，就很少征引作家、诗人关于其作品的言论。但李洱似乎可以例外。李洱从创作伊始，就是一个沉思型的作家。只要熟读他的作品，尤其是以作品编年的方式熟读其作品，会强烈地感觉到，李洱像西方古典哲学家创建哲学体系一般，在创建小说体系；李洱的所有作品都互相牵连，都有自己的来路和出处。基于这样的印象，我在逻辑和理性的层面大致可以说服自己去相信：李洱对自己作品的解读和理解值得信任。
反讽时代
*本文为《李洱诗学问题》节选
同古老的汉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面相和腰身同样古老的逻各斯（logos）。海德格尔训“逻各斯”为“话语”（Rede），甚或直接将之认作“语言”的另一个名称【海德格尔认为：在希腊语中，逻各斯的本义是把言语所指涉之物展现给人看，却在拉丁语里被转译成理性、逻辑或定义；由此，人类从言谈的动物，“进化”为理性的动物，逻各斯则被贬值为——或变质为——一种现成事物的逻辑（［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8页）。本文就是在海氏提供的层面上，将逻各斯等同于语言】。《应物兄》的叙事人颇为笃定地认为，它的第一主人公成长于1980年代，虽主修中国古典文学，却熟知现象学（phenomenology）的精髓与要义。因此，应物兄教授有可能很清楚：和古老的汉语以味觉为中心大相径庭，逻各斯更愿意，也更乐于宿命性地建基于一家独大的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c或者ocularcentrism）【参阅高燕：《论海德格尔对视觉中心主义的消解》，《上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莫里茨·盖格尔（M.Geiger）认为，现象学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是：“人们既不能通过演绎，也不能通过归纳来领会这种本质，而只能通过直观来领会这种本质。”【［德］莫里茨·盖格尔：《艺术的意味》，艾彦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视觉中心主义的基本要义，就是对直观到的本质和直观本身，进行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描述【参阅彭锋：《诗可以兴》，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直至乔吉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道说的那种境地：“看的眼睛变成了被看的眼睛，并且视觉变成了一种自己看见看见。”【［意］乔吉奥·阿甘本：《潜能》，王立秋等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
跟古老的味觉化汉语倡导零距离的应物原则（亦即人插入物以成物）相比，逻各斯依其本性另有打算：人与物须得两相分离，人是人，物是物，不得混淆，无法交融【杨治宜说：“在本雅明的等级秩序里，人给万物命名，他的语言依然是最高等、最完美的语言。与之相反，海德格尔区分开‘物’（das Ding）和康德的‘对象’（der Gegenstand）。根据海德格尔，物是自足的，而对象则不是……如果物是自足的，它又何必和人交流呢？诗人策兰（Paul Celan）提出一种解决方案：尽管物呢喃自语，诗人（也只有诗人）却能听见它们的独白……‘物’本身的存在核心依然是人类所无法触及的。如利奥塔观察的那样，物并不等待着人类来决定它的命运。”（杨治宜：《“自然”之辩：苏轼的有限与不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22—123页）】。当然，也绝对不得交融【为此马克斯·皮卡德（Max Picard）有妙论：“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从外面看上去的对立情况。许许多多的现象都是人的眼睛有意识地向着对立的方向，人为地造成的。不这样做，现象便意识不到。许许多多的现象必须以显著的对立的形式提供在人的眼前，不那样做的话，这些事物对人来说就像不存在的一样。”（［瑞士］马克斯·皮卡德：《沉默的世界》，李毅强译，上海书店2013年版，第58页）】。这是诗人费边【费边是李洱的中篇小说《午后的诗学》中的主人公。这部小说发表于《大家》1998年第2期】乐于看到的局面，因为该人存乎于1990年代的中国，热衷于分析一切可见之物，甚或一切不可见之物。在逻各斯的治理下，物首先得是人的对象【在古老的汉语的关照下，人与物结成的是我－你关系；在逻各斯的关照下，人与物结成的则是我－他关系。前者是化“你”为“我”，关系亲密，“你”不是“我”的对象；“他”则是“我”的对立面，关系疏远（参阅敬文东：《皈依天下》，天地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紧接着，还必须成为人用于征服的猎物，直至人的存在也“不过就是被认知或被制作”【洪涛：《〈格列佛游记〉与古今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5页】。《应物兄》的重要主人公，旅居美国的儒学大师程济世，在二十一世纪某个感恩节的晚上对他的美国朋友们说：你们“杀了谁，就向谁感恩，这就是美国的感恩方式：‘谢谢你让我杀了你！’”。二十世纪初年的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也因此而有睿智之言：科学向来就充满了对大自然的仇恨【［德］M.舍勒：《舍勒选集》，刘小枫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1页】，虽然长期以来，这种性质的仇恨被认作积极，被称之为正面【何光沪在阐释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我与你》时，辨析过西方人的两种应物态度：我—你关系、我—它关系。何先生由此很精辟地认为：“‘我—它’关系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人类的许多成就都必须通过对世界持‘我—它’态度才能取得。可是在‘我—它’关系中，‘我’的兴趣只在于从‘它’那里获取什么东西，利用‘它’来达到某种目的，而不在于把‘它’作为人格来对待，来发生相互的关联。显然，如果这种关系或态度扩及人与人之间，那是十分可怕的。事实上，我们在多数场合下有意无意地采取的，正是这么一种态度，而且布伯认为，在人类历史和文化中，‘我—它’关系正一步步吞噬着‘我—你’关系的地盘。”（何光沪：《有心无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10页）】。自打一开始，逻各斯支持的应物方式，就是远距离的，对世间万物满是算计和计算的神情；起自古希腊的远距离的应物原则，却并不因遭遇希伯来文明中的神秘主义【［古罗马］斐洛：《论凝思的生活》，石敏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6页】而归之于消失。事实上，建基于纯粹之看的逻各斯随身携带着极强的求真伦理，因而具有超强的分析性能【参阅敬文东：《汉语与逻各斯》，《文艺争鸣》2019年第3期】；远距离的应物原则则自称能够保证看的客观性，甚至纯粹性【约翰·伯格（John Berger）说：“我们只看见我们注视的东西，注视是一种选择的行为。注视的结果是，将我们看见的事物纳入我们能及——虽然未必伸手可及——的范围内。触摸事物，就是把自己置于与它的关系中。”（［英］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虽然选择行为可以如伯格认为的那样是主观的，但对被选择之物的观看却必然是客观的】。有这等来自基因层面的神力岿然长存、夜不闭“目”（而不是“户”），即便是在遭到神学全面控制的中世纪，逻各斯自带的求真伦理就既没有、也不可能被全盘压抑【虽然经院哲学中的“智性的‘真正对象’是存在（Being），适当地研究人类就是研究上帝”；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世纪学堂中的自由技艺可以分初级和高级两等，前者包括三门技艺（科目）（The Trivium）：修辞、语法和逻辑，后者含有四门（The Quadrivium）：数学、天文、音乐和地理”（童庆生：《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39—40页）】，科学—技术依然在暗中缓慢，却顽强地持续性增长【［美］爱德华·格兰特：《中世纪的物理科技思想》，郝刘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133页】，何况宗教原本就致力于“对思想意见分歧的政治解决。由政治来解决思想分歧，这是宗教的发明，而这是最早的一种现代性”【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以至于出现了阿甘本所说的那种令人沮丧的局面：“我们全部的政治文化都建立在人民与语言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之上。”【［意］乔吉奥·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
《应物兄》的主人公，年轻的文德斯，算得上逻各斯的上佳知己。害羞的文德斯认为，“确实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并不思’。……这不是它的短处，而是它的长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科学以研究的方式进入对象的内部并深居简出。科学的‘思’是因为对象的召唤而舍身投入。”越过漫长的中世纪，当世俗化重新张目、抬头，致使远距离的应物原则终于无所束缚，也终于无所顾忌地放手一搏，以至于大获全胜和凯歌高奏；世间万物依照逻各斯的旨意，纷纷各就各位，并不仅仅是神学语义中的各从其类，更不是古典汉语思想倡导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又何止于诗人费边语义空转那般好玩复兼好笑的分析、分析和分析。世间万物对此虽不乏牢骚，也不乏偶尔的抱怨，却依然奉命而行，遵旨行事。于此之中，号称仇恨大自然而为人类谋求福祉的逻各斯，却毫不令人意外地，获取了毁灭人类的诸种可能性。作为逻各斯最为辉煌的成果之一，原子能既可以温暖人间，也可以将人间沦为废墟和瓦砾。就这样，逻各斯不仅自带求真伦理，由求真伦理导致的反讽特征，也是它的基本秉性和天赋【赵毅衡对这等反讽的境地有极为睿智的描述：“‘历史反讽’（historical irony）……规模巨大，进入历史。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的动员口号‘这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The War That Ends All Wars），结果这场战争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工业化为人类谋利，结果引发大规模污染；抗生素提高了人类对抗病毒的能力，结果引发病毒变异。如此大范围的历史反讽，有时被称为‘世界性反讽’（cosmic irony）。”（赵毅衡：《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前揭，第8页）】。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既宏大又隐秘的背景下，韦恩·C.布斯（Wayne C. Booth）才敢，也才能如是放言：只要逻各斯存在一天，反讽就必将是世界之本质，就是宇宙运行之规律；“反讽本身就在事物当中，而不只在我们的看法当中。”【［美］韦恩·C.布斯：《修辞的复兴：韦恩·布斯精粹》，穆雷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在逻各斯看来，反讽乃万物之魂；这和古老的汉语思想中味乃万物之魂，恰成鲜明的比照【贡华南说得很干脆：“‘味’是事物最重要的特征，或可称‘味’为事物的‘本质’。……‘味’是物的本质属性。……有形万物皆由气味生成，皆由‘味’，皆有‘味’。”（贡华南：《味与味道》，前揭，第22、23、25页）】。对于反讽乃万物之魂这个基本事实，海兰德（A．Hyland）说得更坚决，也更坦率：反讽是对人类真实境遇准确而精致的模仿【参阅张其学：《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反讽——克尔凯郭尔论反讽》，《广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2期】。海氏很可能不愿意，或者是不忍心说：反讽不仅是逻各斯的必然产物，也是逻各斯有意为自身制造的一个超级礼品。
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还有费夫人为其过世的丈夫钦点的后继者庞德（Ezra Pound），一致笃定地认为：在现存一切种类的人类语言之中，古老的汉语很可能是最宜于作诗的语言。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之言，满可以被视作对费诺罗萨和庞德的声援：“我唯一的经验是一种极端的喜爱给予我的经验，唯一的推理是本能。”【［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8页】零距离的应物原则保证了汉语的世俗性【英语中有专门用于诗而口语中少用或不用的词（亦即“诗语”，poetic words，poetic term，poetic diction）；也有中国学者循英语之例，在汉语中寻找诗语，但努力之下，却成效甚微（参阅谢思炜：《试论汉语中的“诗语”》，《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这正好说明汉语本身是世俗化的，很少有词语专属于诗歌写作】，特别是肉体性。正是这一点，使汉语拥有直入万物核心部位的能力【参阅敬文东：《词语：百年新诗的基本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0期；参阅敬文东：《从超验语气到与诗无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0期】。费诺罗萨断言：古老的汉语“使中国生活的土壤看来缠满了语言的根须”【［美］费诺罗萨：《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赵毅衡译，庞德：《比萨诗章》，黄运特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汉语像根须一样，倾心于和土壤的零距离接触。梁宗岱则感叹道：味觉化汉语能让孔夫子这种“深思的灵魂，有时单是一声叹息也可以自成一道绝妙好诗”【梁宗岱：《梁宗岱文集》（评论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只因为叹息原本就是汉语（当然更是汉语诗歌）的精髓之所在【参阅敬文东：《兴与感叹》，《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诗人费边对此则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汉语的世俗化和肉体特征排斥分析性能，不利于对现代经验进行条分缕析式的解剖。（未完待续）
敬文东：论语气 | 《李洱诗学问题》
敬文东：从应物先生如何应物开始 | 《李洱诗学问题》
《李洱诗学问题》| 敬文东 |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洱诗学问题》是一部论述李洱迄今为止全部作品的专著，书名有意模仿了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论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该书从小说写作的语气入手，分析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李洱经历了何种程度的语气转向，语气转向如何帮助小说家处理越来越复杂的现实，语气转向与母语的关系等等。该书结构清晰，旁征博引，试图打破中西和古今，揭示文学的普遍意义。
敬文东，1968年生于四川省剑阁县，文学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有《指引与注视》《皈依天下》《艺术与垃圾》《感叹诗学》《小说与神秘性》《新诗学案》等学术专著，有《写在学术边上》《梦境以北》《房间内的生活》等随笔、小说和诗集，另有《被委以重任的方言》 等学术文集。曾获西部文学双年奖·小说奖、唐弢文学研究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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