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巅峰。在鲁迅先生的笔下，记载着各色各样的现代人物，他们或许是搅动风云的文化巨擘，也或许是微不足道的贩夫走卒。他们的存在丰富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物图景，让当时草创的现代白话文学从一开始就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
今天要讲的这一位正是鲁迅先生的同乡——范爱农。
范爱农生于1883年，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是清末著名革命团体光复会的成员。光复会1904年成立，蔡元培任会长。光复会的入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极具反清意识，更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光复会积极联络会党、策动新军，主要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1905年徐锡麟加入光复会。徐锡麟正是范爱农的老师。
1905年冬，范爱农随徐锡麟夫妇赴日留学。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应陈子英之邀前往横滨迎接，就在这时开始与范爱农相识，官吏检查范爱农等人的行李时翻出给师母带的绣花的弓鞋，鲁迅看到后嗤之以鼻，摇了摇头，被范爱农看到了，范爱农从此对鲁迅不满。范爱农等人在火车上互相让座，鲁迅又看不过去，摇了摇头。至此鲁迅和范爱农之间已经心生间隙。
1907年，徐锡麟被刺杀的消息传到了日本。原来徐锡麟回国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这正是一个适合于刺杀巡抚的职位。在日本的鲁迅、范爱农等人照例开了同乡会，痛斥满洲的无人道，并在会上讨论是否发电报回北京。鲁迅是赞成发电报的，而此时却有不赞同的声音，这个声音正是来源于范爱农。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范爱农的意见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大家一致决定要发电报。
正是有了这样的交际，从此鲁迅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直到1910年，鲁迅回到绍兴做了教员，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再次碰到范爱农。时间相去甚久，两人终于冰释前嫌。在两人的交谈当中，鲁迅知道了范爱农的境遇。他在《范爱农》中写到：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
在这一次相遇之后，两人反倒熟络起来。“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
在同年冬天，绍兴被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驻。鲁迅做了师范大学的校长，范爱农做了监学。鲁迅和范爱农等人成立了一家报馆，刊载文章辱骂军政府。
后来许寿裳写信给鲁迅要他前往南京，鲁迅和范爱农商议之后辞去了校长职位，前去了南京。自此之后鲁迅和范爱农再也没有见过一面。
而事情也恶化了。他们成立的报馆被一群兵们捣毁，有的成员甚至受了伤。在鲁迅前往北京的时候，范爱农的监学职位也被收走。
再后来鲁迅从同乡那里得知范爱农落水淹死了。鲁迅心感悲凉，为其写了一首诗：
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堵言。
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后来鲁迅回到故乡，得知了更多关于范爱农死亡的细节。范爱农后来生活困难，常常希望收到鲁迅的来信。一次和友人坐船去看戏，喝醉了在船头小解，终于掉到了水中。鲁迅心中也难以确定他是失足还是自杀。
鲁迅笔下记录的范爱农是一个失落的文人，在革命的年代无法安放自己的身躯和心灵，他寄希望于革命，却又在革命中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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