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尹传红

而今我们操控生命能力的增强可谓史无前例,未来生物技术将巨大的潜在利益与有形且显明、无形且微妙的威胁混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应当思考如何行使这种能力。

“我十拿九稳地相信,下一门其应用陷入道德困境的科学,是生物学;如果物理学难题似乎是难的,那么,与生物学知识的发展相关的难题将是巨大的。”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获得196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前一年曾如是断言。

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很快就验证了费曼的预言。

1966年,人类遗传密码及其在蛋白质合成方面的机能被破译。上世纪70年代初,科学家掌握了直接参与基因活性的方法: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和DNA连接酶先后被发现。前者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核苷酸连接处以特殊的方式把DNA链断开,后者则能够把两股DNA结合起来。1972年,美国生物化学家保罗·伯格所做的后一项“结合”工作,形成了第一个真正意义的重组DNA分子。这意味着在不同生命体之间组合编辑基因已成为可能,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可以人为地改造。

进入新世纪后,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更为惊人的突破。科学家发现,某类细菌已进化出一些特殊的酶来抵御致病性的病毒,它们可以识别并去除病毒插入细菌基因组中的外源DNA。特别是,被称为“Cas 蛋白”的 DNA 剪切酶家族,携带了“向导RNA”分子,能识别目标DNA,并准确地将其特定的序列剪断。科学家旋即开发出CRISPR基因组编辑技术,可以快捷地对基因序列进行剪切、粘贴、插入或移除等操作,如有效地删除会导致缺陷或疾病的基因序列,然后用有益的、正常的基因片段取而代之。

遗传学与生命科学上的突破同时为我们带来了希望和困境,尤其是当“基因组编辑婴儿”在2018年11月意外诞生之时,更引发了广泛的质疑。

加拿大伦理学家佛朗索瓦丝·贝利斯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对于我们的细胞而言,有可能引发意外且不想要的修饰,从而导致疾病、残疾或死亡中的一种或多种后果。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而言,当利用遗传知识改进生物结构,我们的社会规范和互动模式也随之变化,或许会破坏社会福祉和社会关系。例如,我们可能会寻求使用基因组编辑技术以接近“理想的”人类,却不知不觉愈加趋同,对可见瑕疵的容忍度逐渐降低。令人尤为担心的是“差异”将被视为“残疾”,被当作某种需要消除的事物。要是那样,这项突破性技术最为显著、最为持久的潜在危害可能是社会性而非生物性的。

而今我们操控生命能力的增强可谓史无前例,未来生物技术将巨大的潜在利益与有形且显明、无形且微妙的威胁混合在一起。试想,如果遗传修饰变得像复制和粘贴文本文件一样简单,人类将陷入更多的麻烦和伦理困境……如何阻止这项技术被用来制造新型致命病毒?人工合成的生命体或突变动物如何监管?科学界又怎样实现自我规范……

这是美国生物学家、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戴维·巴尔的摩写下的带有警示意味的诗句,且为本文作结——

多年过去,曾经不可思议的事情已经近在眼前。

时至今日,我们感觉即将能够改变人类的遗传。

此时此刻,我们必须面对以下问题:

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应当如何行使这种能力?

科学思维能力的特征包括哪些(我们应当如何行使这种能力)(1)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2年3月上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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