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北流”与“东流”之争
宋代河患比唐代所，也比两汉多。同时，由于北宋都城位于黄河下游，河患对于王朝治乱关系甚大，加之北宋朝廷有利用河水、湖塘等阻滞辽金骑兵的设想，因此，治理黄河的过程中也带着边防的目的，从而在北宋时期发生了围绕治理黄河的三次东流与北流之争。
景祐元年（1034年），黄河在濮阳横陇决口，径直向东北方向分流，形成了所谓的“横陇河道”。庆历八年（1048年），还是在濮阳，在横陇决口点上游商胡县再次发生决口，且决口形成的新河道进一步向北摆动，经大名至乾宁军（今沧州北，宋时与辽国交界）入海。其所经过的路线称“北流”。
宋代初期占八十余年，后期至北宋末止才七十余年，而后期中治河的争论却特别多，往往挟持着党争或对人的成见，因之，问题更弄得复杂。
商胡再决之后第四年，即嘉祐五年，又在大名地面；另决开一条二股河，阔二百尺，下流接四界首河（见前表）。据当时韩贽称：“四界首，古大河所经，即《沟洫志》所谓平原金堤，开通大河，入笃马河，至海五百余里者也。”为要跟商胡的北流有分别，宋人特称作“东流”。谭其骧说：“至仁宗庆历八年（一〇四八年）……后十二年，又在今大名东决出一股，东北循马颊河入海。自此至宋亡数十年，黄河主流有时行东股，有时行北股，有时二股并行，还有决徙在二股以外的。”按“二股”是专名，如果了解为东股和北股，那末，“五股”又该怎样区别呢？认专名为通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二股河经行的地方，旧史里面没有详细的记载。胡渭以为即唐马颊河之故道，至安德县（今陵县）后东北合笃马河，但唐代的马颊起自某处，是一个疑问，我已在前文第九节提出。如果四界首河确即汉之笃马河，则依《水经注》五所说，二股河下流过安德后，应经西平昌（今德平）、般（今德平）、乐陵（今同名）、阳信（今同名）而入海。《宋史·五行志》，熙宁二年八月，“河决沧州饶安”，饶安在今沧县东南一百三十里，或是二股经行的地方。再如韩琦称“自德至沧，皆二股下流”，司马光称专行二股，“是移恩、冀、深、瀛之患于沧、徳等州”，都是浑括的说法。
按宋的沧州辖清池（今沧县东南四十里，饶安于熙宁五年省入）、无棣、盐山、乐陵、南皮（今均同名，惟盐山、乐陵二县治略有变更）五县，德州辖安德、平原二县，然而韩琦等并不是说那两州所属各县都是二股河通过。至二股河上流所经，确见于《宋史·河渠志》的只有堂邑（今同名，熙宁七年，刘㻅说：“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岁减修护之费”）、夏津（今同名，熙宁五年，“河溢北京夏津”）、将陵（今德县。绍圣元年枢密院奏：“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陵埽决坏民田”）三县，《禹贡锥指》四〇下对上游经行，叙来虽颇详细，然而并无证佐，下游则全记笃马河的经途，这里所以不予采入。《清一统志》曾说：“其在今南皮、盐山、庆云及山东海丰诸县界者，乃宋嘉祐中二股东流之故道。”海口偏北，从河决饶安一事来看，似比《锥指》为比较可靠。
《禹贡锥指》
宋朝既连续碰着北流、东流的大变局，于是不得不讨论对策，当日的主张，大致可分为三派：（甲）李立之请在恩、冀、深、瀛各州筑生堤三百余里，堤基距离河身远的或至八九十里，用意专系抵御河水的漫流。（乙）王亚等称：“黄、御河带北行入独流东寨，经乾宁军、沧州等八寨边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阔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寨以西，阔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天所以限契丹”；与（甲）派的意见接近，同是维持北流的。（丙）宋昌言等“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即“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
司马光当时亦赞成这一个方案，不同的只是主张缓进，不主张急进，要候到河水东流的分量确占全河量八成以上，而二股河下流沧、德一带的堤埽又经稳固，才将北流闭塞。奈都水监张巩等急欲立功，神宗也同意这样子做法，就在熙宁二年八月把北流封闭。然而同一年之内，黄河又在闭口之南四十里许家港地方，向东溃决，水灾延及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
北流闭后，“水或横决散漫，常虞壅遏”，试看熙宁四年，二股河上流已堙塞了三十余里，十年正月，文彦博又奏，德州河底淤淀，泄水积滞，那末，东流不得通利，大概可想而知。所以东流仅仅行了八个年头（熙宁十年七月），河水即从澶州大决，完全南徙，先向东汇入梁山泊，随后分为两派：一派合南清河入于淮，一派合北清河入于海（明艾南英《禹贡图注》引方氏说，建、绍后，黄河决入巨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者谓之南清河，汶合济至沧州入海者谓之北清河”）。八月，又决上游之荥泽，虽然未及一年，澶州决口即已修塞，然而到元丰四年四月，仍自澶州溃决，恢复原日的“北流”，东流于是淤塞。换句话说，东流的历史实际上并不够十二年。
东流比北流相对的不利，正所谓昭然若揭，可是宋人不明大势，没有了解前事之失，后事之师，只因孙村（在澶州）的地势低下，遇着夏秋霖雨时候，潦水往往东出，哲宗刚刚即位，回河东流的建议又死灰复燃。这一回争执的论点，大概借国防为掩护。事缘宋代北边，西起保州（今清苑）的沈苑泊，东至泥姑海口，连绵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有一连串的塘淀，“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
仁宗朝以后，即明白地或秘密地从事扩张，借此以阻契丹戎马之足。他们以为如给浊河经过，便成平陆（王觌奏），而且河决每西，则河尾每北，若复不止，南岸遂属辽界，自河而南，地势平衍，直抵京师，可为寒心（安焘奏）。当日执政如文彦博、吕大防等都主张这一说，范纯仁、王存、胡宗愈等则持反对的态度。
王存引石晋末耶律德光（辽太宗）南犯，何尝无黄河阻隔为反驳，苏辙尤力称“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奉派赴视察东、西（西河即北流）两河的范百禄等回奏也称，按行黄河独流口至界河，又东至海口，查得界河未经黄河行流以前，阔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之后，今阔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虽遇近年泛涨非常，而大吴以上数百里终无决溢之害，此乃下流归纳处河流深快之验。塘泺有御辽之名，无御辽之实，冬寒冰坚，尤为坦途。如沧州等处早因商胡之决而淤淀，至今四十二年，迄无边惊。
藉令河能北去，中国占上游，契丹岂不虑我乘流侵扰？北方沿边，自古往来，岂塘泺、界河所能制限？对于当日东流的主张，驳斥最为深切。然而承办河务的人员，向来以河工为利薮，因又借口于北流的南宫、宗城连年溃决，请在孙村口故道分泄涨水，改换名目来避免攻击。末一点虽经苏辙驳以“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前一点又被梁焘指出“去年屡决之害，全由堤防无备”，怎奈河务人员大有不达目的不肯罢休之势。
这件事争持了好几年，到元祐八年五月，竟准河务官员的奏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弄得涨水四溃（见前表）。宋朝的执政犹不知觉悟，绍圣元年十月，都水使者王宗望断然地封闭北流。可是这一回的成绩，比熙宁二年更坏，不满五年（元符二年），河便从内黄冲决，东流断绝。以后北流最少也保持了六十多年，东流比北流相对的不利，更加明白。宋人受过这两场严重教训，不敢再提东流，而且边事日多，河务已退居次要的地位了。
《锥指》四〇下说：“禹河本随西山下东北去，贾让请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是也；时不见用，而宋之北流实行其道。河入海之路，宜近不宜远，孙禁议决平原金堤，令入故笃马河，行五百余里入海，是也；许商阻之，而宋之东流，卒由笃马河入海。……惟其言之当于理而已矣。”持这样的眼光，来衡量治河方略，直是一套非常迂腐的书生之见。
第一，贾、孙的建议，下至北流、东流时代，已过千年，黄河的本身及其环境，已不知经过多少变化，多少“当于理”的事故；胡氏竟以千年后偶然性的变化，认为千年前已预见的真理，太过拟不于伦。
第二，贾、孙两人的建议前后仅相隔十年，如说两种都“当于理”，我们试设身处地，当日应该采用哪一种呢？或是两种兼用呢？第三，北流的冲开，先于东流十二年，如认北流合理，为甚么再闹出东流？如认东流合理，为甚么二十年后便即填淤？可见“当于理”那种说法，很难两相贯通的。第四，明人已有决开铜瓦厢，使河复归北方的揭出，假使依胡氏的论证，则由明末至咸丰五年之治河，都是多余的事。第五，商胡在今濮阳东北，黎阳在今浚县东北，商胡所决开的路，跟贾让意中所指，并不相同；而且“北流”的历史，最多不过一百十余年，联系着时间性来看，哪能说是“当于理”呢。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
内容摘自《黄河变迁史》
书名：《黄河变迁史》
作者：岑仲勉 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3月
出品方：华章同人
书系：华章大历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