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回顾
1068年，32岁的苏轼为父亲守丧期满，回到都城开封，迎面就撞上了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
苏轼与反对变法的朝中元老关系都很好，间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自己也不愿见到如此疾风骤雨式的变革，因此他选择站到了反对派一边。
宋神宗很欣赏苏轼的才华，但是归朝之后，苏轼不断的上书批评变法，甚至一度言辞激烈，惹得王安石非常生气，搞得宋神宗也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坏。
苏轼意识到自己继续待在京城早晚引火烧身，于是主动请命到地方上去任官。
在这里我们补充说明一下：
宋代重内轻外，京城就是内，地方就是外。
在变法期间，以王安石为首的执政集团，聚集在宋神宗身边制定变法政策。而反对变法的人，就被逐出中央，到全国各地担任地方官，无缘参与国家大计，只能做些事务性的工作。
这就形成了一种新党在朝，旧党在野的局面。
但是政策制定出来是需要地方官的全力配合执行的，而是地方上现在全都是被驱赶出去的反对者，谁又会真心的配合呢？
所以在新法实行的这些年里，地方官阳奉阴违，更没少冷嘲热讽，就等着看新党的笑话，等着他们失败倒台。
这样一来，就算变法真的利国利民，也架不住做事的人少，拆台的人多，更何况新法本身就有诸多的问题。
1071年，35岁的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同一时期，旧党领袖司马光也被驱逐到洛阳赋闲。这两个人的离去也标志着旧党反对新法的失败。
之后苏轼又去到密州和徐州担任知州，前后加起来有8年的时间主政一方。他在杭州修复水利，在徐州抗洪筑堤，在密州整治虫害，政绩斐然。受到皇帝的褒奖，也深受治下百姓的爱戴。
这段时期，苏轼在文学方面也大放异彩，特别是在密州期间。
《江城子·密州出猎》词开豪放一派，《江城子·记梦》千古第一悼亡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更是千古绝唱，让古往今来所有描绘中秋明月的文字黯然失色。
1079年，43岁的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场牵连甚广，影响深远的巨大灾祸也尾随而至。
成为打击目标
今天我们就接着往下聊，可算是讲到乌台诗案了，同学们就算不知道其中的细节，但也知道个大概过程。
之前我们也提到，苏轼在地方工作的这些年，朝廷的政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旧两党的第一代核心人物，司马光常年闭门著书，不问国事。王安石遭到吕惠卿背叛打击，两次罢相，心灰意冷，闲居在金陵。
宋神宗20岁即位在王安石辅佐下大力推进改革，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他已经由一个锐意进取的少年，成长为了成熟老辣的独裁者。
为了对得起自己的精神导师王安石，也没有继续任用吕惠卿，朝中也真是无人可用，不得不自己亲自操持政务，由谁主持变法这关系可就大了。熙宁年间，对王安石变法有反对之声，那只是政见不同，争议是被允许的。可到了元丰年间，圣上亲自下场，谁再抨击新法，提反对意见，那就不是政见不同的问题了，而是反对国策，反对当今圣上。
如今的朝堂上，有很多王安石的门生和他提拔的新进之士，代表人物就是御史台的李定、舒亶、何正臣。这些人都是借着改革的东风上位的，资历浅，声望也不高。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司马光、苏轼这样的旧党人物卷土重来。所以一有机会就不惜余力打击旧党。
而苏轼就成了下一个打击目标。
神宗皇帝一直都很欣赏苏轼的才华，皇宫里的人都知道，只要皇帝吃饭的时候，停着筷子不动，那一定是在阅读苏轼的文字。而苏轼这几年在地方上，政绩又特别突出，万一哪天被皇帝启用委以重任怎么办？这对李定一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苏轼这个人一贯口无遮拦，反对新法的调门高，声音大。即便这么多年一直履历地方。但还是不断的给朝廷上疏提反对意见，而且还写了很多抨击新法的诗词，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白纸黑字写下来、传出去的东西就很容易抓到把柄。
苏轼的交际面很广，是旧党这张关系网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一旦扳倒苏轼，就能拔出萝卜带出泥，牵连到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等的一众旧党大佬。
要怎么搞掉苏轼呢？很显然，讥讽新政，蔑视朝廷，训斥皇帝这些罪责对于苏轼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很快，他们机会就来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苏轼就职湖州之后，按照惯例，要给皇帝写一封感谢信《湖州谢上表》，这封奏表刊登在了朝廷内部的新闻通报上，供群臣传阅。李定等人反复研究挑出了毛病，重点在这两句话：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两句话的表面意思是：皇帝知道我愚昧不合时宜，跟不上时代了，难以跟政坛新锐相配合。皇帝知道我年老，不会惹是生非，所以派我到地方，照料一方百姓。
但其中的“新进”二字非常刺目，因为在朋党之争中，是专指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背的。所以在新党人看来，苏轼的嘲讽之意，溢于言表。
“皇帝知道我这个人耿直，从不随波逐流，不会昧着良心趋炎附势那些政治投机平步青云的宵小之辈。皇帝也知道我不会为了追求政绩而没事找事，折腾百姓，所以才让我去主政一方。”
这犀利的嘲讽就招来了严厉的弹劾。
监察御史何正臣首先发难，他上奏皇帝说：苏轼在《湖州谢上表》里大放厥词，愚弄朝廷。苏轼对朝廷的诽谤谩骂由来已久，但凡有水旱灾难，深林盗匪，苏轼都归罪于新法，甚至幸灾乐祸，唯恐灾难不够深重。这样的大恶之人，必须要严加惩处。
几天之后，监察御史舒亶出手跟进，他搜集并指出了苏轼诗词中到处处都在讽刺新政，侮辱朝廷甚至皇上。
有首诗是这么说的：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这里我们解释一下：
变法中最受诟病的是青苗法，出发点很好，政府给百姓提供低息贷款，帮助他们度过青黄不接的困难时期，避免被民间高利贷坑害，政府还可以从中赚取利息。
但是地方官为了多争业绩，就强行摊派，不需要也硬塞给你，到时候连本带利必须还上。
当时朝廷垄断着酒的经营权，卖酒是地方政府很大一块的财政收入，为了提升酒的销量，政府也就积极的发展娱乐业，这也间接的推动了宋词的兴起。之前我们说过，宋词就是文人在一起喝酒娱乐，写词拿给歌女来唱，所以词的风格历来都是香艳柔美的女儿情。
农民进城办青苗贷款，拿到钱之后，就被酒馆、歌舞与美女诱惑着，把钱全部花光了。所以每年青苗贷款的时候，酒的销量都暴涨。至于贷款到期怎么办？那就是农民自己的事了，还不上就要被治罪。
所以苏轼这首诗的意思就是：“农民匆匆进城办青苗贷款，但是过眼青钱转手空，就过个手，还没出城就花光了。新法不断的搞出很多听起来很美的项目，让农民大半年都待在城里，没有得到什么具体的实惠，倒是带在身边的孩子都学会了城里的口音。”
这首诗对于新法的嘲讽，最让苏轼无可抵赖。
还有，皇上颁布新法令考核官员，苏轼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意思是只读书但不深刻理解当今的法令，是没有真本事辅佐君王的。
皇上兴修水利，造福农桑，苏轼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意思是龙王如果知道皇上大型水利，索性直接将东海改造成万亩良田算了。
皇上下令盐业专卖，不得私营，苏轼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意思是朝廷盐业专营，老百姓吃春笋没有味道，原因是三个月都没有吃盐上了。
这些文字要如何解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非要说苏轼讥讽朝政，那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舒亶说：“但凡朝廷有新举措，苏轼就极尽讽刺之能事。他的这些不良言论在民间广为流传，请求皇帝严加惩处，杀一儆百。”
紧接着，御史中丞李定也亲自出马，向神宗皇帝列出了苏轼四大死罪。反正也就是口出狂言，蛊惑人心，诽谤朝廷，抨击圣上之类的。
三份言辞激烈的起诉书接连被送到了皇帝的案台之上，神宗决定立案调查，交由御史台审理。
御史台在汉代就有，是国家司法检察机关，在它的大院里种着柏树，上面栖息着很多的乌鸦，所以也被称为乌台，所以苏轼的这个案子也叫乌台诗案。
御史台审讯
皇帝的诏狱一下，李定等人立刻派人赶往湖州捉拿苏轼。
宋神宗的姐夫驸马王诜首先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和苏轼交情深厚，火速通知了在南都任职的苏辙，苏辙震惊之余立刻派人飞马奔赴湖州，紧赶慢赶，抢先皇差一步给苏轼通报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
随后，皇差气势汹汹走进湖州府，两位御史台军士立于皇差两侧，怒目圆睁，面色狰狞，已经得知消息的苏轼，官服穿戴整齐前来相迎。他哪里见过这阵仗，而且也不知道自己罪责的轻重，心内非常的害怕。皇差面色铁青，面对苏轼一言不发，气氛更加的恐怖。
最终，苏轼先开口：“我知道自己多次激怒朝廷，今天使者前来，定是来刺死的，只求能与家人道别。”
皇差淡淡的说：“死倒是不至于。”随后拿出了诏命，众人打开一看，是将苏轼革职传唤进京，不是就地正法，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擒一太守如驱犬鸡”，将苏轼五花大绑，像是撵狗撵鸡一样的给拎走了。
在途中，苏轼都想要自杀，因为不知道自己要判什么罪，怕会牵连到诸多好友，索性两眼一闭，跳进江中，一了百了，反倒省事。但又一想，倘若如此，定会给弟弟苏辙招致麻烦。
个性一向温顺的苏夫人，得之自己的丈夫因言获罪，被押解进京，不禁怒火中烧，将手中苏轼的手稿全部付之一炬。
半个月后，苏轼就被关押在御史台的大狱之中，审讯开始。他们将苏轼的诗文全部收集起来，从中选出了100多首问题作品，一首一首地让苏轼逐一解释。
一开始，苏轼只承认其中个别有讥讽新政的意思，御史们立刻暴跳如雷，轮番上阵拍着桌子让苏轼老实交代，一直到苏轼的解释符合他们的心意，不然就没完没了。
整个案卷全部被记录了下来，这本书就叫《乌台诗案》。
这对苏轼来说也是一大幸事，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古代文人有这样的遭遇。100多天的时间里，有人拍着桌子的问他，让他把自己的诗词全部解释一遍，并且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了研究中国诉讼历史和文学历史的重要资料。
面对严厉的审讯，苏轼只觉得自己前途凶险，生死难料。面对死亡威胁，谁又能做到心如止水呢？
其间还发生了一个插曲。
苏轼和儿子苏迈暗中约定，每天来送饭，只能送饭菜和肉，如果情况不好，皇帝要杀我，那就送鱼，好有个心理准备。有一天，苏迈没钱了，要出京去借钱，就托人给父亲送饭，没有嘱咐送鱼暗号。结果好死不死的，这人偏偏就送了条鱼进去。
苏轼大惊失色，以为自己大限将至。就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诀别诗，托狱卒送给苏辙，苏辙看到诗之后故意没收还给了狱卒。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诗中表达兄弟之间的情深义重，自己身后家人托付给弟弟，甘愿生生世世为手足。更重要的是诗中细心的表达了苏轼感念皇恩浩荡，蒙受已多，死后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愧疚。苏辙把诗还给狱卒，因为按照规定犯人的只字片纸都要上交，如果皇帝能看到这首诗，或许能从轻发落。结果正如所料，神宗看到了，并且十分感动。
多方施救
苏轼落难期间，各方势力都在设法施救，旧党的退休大臣张方平、范镇，在职的中立派大臣宰相吴充，都在为苏轼说好话。
就连当时早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都写信给宋神宗说：“哪里有圣明的君主杀有才华的士大夫的？”王安石在宋神宗心里还是很有分量的，毕竟他曾是自己的精神导师和倚重大臣。
更重要的影响来自后宫。
神宗的祖母曹太后病重，神宗前去探望。曹太后提起了乌台诗案，神宗忙问：“您老人家怎么会知道苏轼？”太后说：“当年，仁宗皇帝主持制科考试后回到宫中高兴地说，今天我为后世子孙选拔出了两名宰相，一个叫苏轼，一个叫苏辙。我年纪大了，来不及用他们了，但留给子孙也是好的。”
太后接着说：“因写诗入狱，自开国以来尚无先例，我患病已久，万不可再致冤屈之事，以免损伤天地中和之气。”
不久，太后病重，神宗准备大赦天下。太后说：“我不要你赦免那些凶恶之徒，只要你赦免苏轼就行了。”
面对来自各方要求赦免的呼声，想要将苏轼置之死地的一帮人怎么会善罢甘休。
他们连续上书，认定苏轼最重的罪行是十恶大罪中的第六项：辱骂皇帝，大不敬。这项罪名如果成立，那就是犯了十恶，就算遇到大赦天下也不能赦免，这就是所谓的十恶不赦。同时还要求将司马光、张方平、范镇这些人统统杀掉，借机将旧党一网打尽。
为什么能牵连到这么多人？是因为他们都与苏轼关系密切，有频繁的书信来往，也互赠诗词。而他们收到这些诗词，没有向朝廷荐举，就是包庇，甚至是同谋。
宋代是中国的古代法律建设的一座高峰，御史台俸命抓捕审讯，但它也不能一手遮天，审讯结束之后，案卷交由大理寺定罪量刑，最终还要由宋神宗拍板执行。
而大理寺并没有给苏轼定这么重的罪，当然不是大理寺心慈手软对苏轼有所同情。新法推行了这么多年，还能在权力中枢屹立不倒的，绝不可能还是旧党人士。
其实大理寺就算是完全出于私利的考虑，也不会迎合李定等人将苏轼置于死地。为什么？因为他们也知道，一旦文字狱的先例洞开，后果不堪设想。
为官者都是当代文化人，都有文字流传于世，而任何文字都有被曲解附会的可能。今天，如果我能用文字狱杀了你，谁都保不齐明日自己也被他人用文字狱所害。
而神宗皇帝又是什么态度呢？
话说有一天晚上，苏轼已经睡了，牢门忽开，进来一个人，倒头便睡。苏轼以为是新来的囚犯，也没多问，不一会自己也鼾声大作。睡到半夜，那人将苏轼摇醒，连声说：“恭喜学士，您好生睡觉便是。”莫名其妙，说完起身就走了。
原来这个人是宋神宗派来观察苏轼的，得知他一夜熟睡，鼾声雷动，神宗高兴对左右说：“我就知道苏轼心中无愧。”
死不悔改的乐天派
在被抓5个月之后，最终判决终于下达了。因为“诽谤朝廷，妖言惑众”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通风报信的驸马王诜被革职，受到牵连几位大臣只被罚了点款。
乌台诗案总算是尘埃落定，宋神宗手中的棍棒高高抬起，然后轻轻地落下。他把苏轼架到了火上烤了烤，达到了整肃纲纪，压制言论的目的，但也没有把苏轼给烤糊。李定一帮人虽然没有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但也算是打压了旧党，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苏轼大难不死，吃了不少的苦头，但也算是捡回了一条命，不幸中的万幸。
在被关押了130天之后，大概是觉得处罚太轻了，出狱那天显得格外高兴。当天晚上，这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就写了两首诗。
只是表达劫后余生的庆幸也就算了，他在诗中又搞明确的人身攻击，又把新党人士比作唐玄宗宠幸的斗鸡少年贾昌，说自己就算牢底坐穿，也绝不可能追随斗鸡小儿。他这么一写，也就连带着把当今圣上比作那个走向昏庸，即将被安史之乱赶下宝座的唐玄宗了。
如果他的这两首诗被御史台搜了去，神宗皇帝估计真的会要了他的命。
苏轼写完这两首诗，丢掉毛笔，搓搓手掌，骂了自己一句：“你真是死不悔改！”
接下来，他就该去黄州了，大难不死的苏轼将如何面对黄州的生活呢？他又是如何成为苏东坡的呢？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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