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所有的其他文字有着根本不同。其他的文字都是表达语言的工具，都是记录语言、语音的符号，而汉字本身包含着独立的意义。因此，长期以来，汉字的表达与语言并不同步，汉字表达的语法结构，与日常的语言并不相同。文言文如此，甲骨文、金文更是如此。汉字在表达与语言完全一致，仅仅是现代白话文出现后才发生的事情，不给过100来年。
从汉字的演变史来看，汉字表达与语言的同步性是在逐渐提高的，越早期的文字形态，其与语言的同步性越低。基于这一点，汉字可以分为三个形态，也是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微言文”、“文言文”、“白话文”。
第一个汉字形态是“微言文”，包括甲骨文和金文。从商朝甲骨文的出现，到整个西周，都属于“微言文”阶段。《五经》的经文，其文字形态也是“微言文”。
汉·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书》：“及夫子殁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意思是说，孔子死后，微言就消失了，孔子的学生死后，大义就经常被背离了。
这里的“微言”所指的就是《五经》经文的文字风格。《诗经》、《尚书》、《春秋》、《易经》经文的风格与甲骨文、金文一致，其特征是，文字的数量较少，文字表达与语言高度不同步，而且文字本身并不能表达完整的信息。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发生空前大变革时期，孔子称之为“礼崩乐坏”，这是中国历史中最高级别的变革，其变革程度远远高于改朝换代，而是制度范式的变革。
这种级别的变革整个中国历史上仅仅发生三次。第一次是以黄帝战蚩尤为开端的五帝时期，使得此前三皇时代的制度范式发生崩溃。第二次就是春秋开始的“礼崩乐坏”。使得三代时期的制度范式发生崩溃。第三次就是鸦片战争开始，直至当下依然在延续，使得汉武帝时期成熟的新制度范式再次崩溃。说新是相对于此前的三代和三皇制度范式，从当下来看是十分古老了，已经存在了2000年。
“礼乐”是夏商周三代时期制度的基本形态，其核心是祭祀。“礼崩乐坏”就是三代制度的崩溃，其核心就是祭祀系统的崩溃。
《论语》：“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这是“礼崩乐坏”的具体事件，具体场景。
告朔之礼，是三代时期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和祭祀制度。在三代时期，政治制度和祭祀制度是混杂在一起的。天子颁布在冬春之季，颁布一年十二个月的政令，甚至包括日历，告诉百姓每个月都需要做什么。这个颁布政令的过程是通过祭祀仪式的方式实现，其地点也是在天子祖庙的一个大厅之内，叫“明堂”。
这个“明堂”有很多叫法，在夏朝叫“世室”，在商代叫“重屋”。两汉之后，又叫“太庙”、“朝廷”、“庙堂”、“朝堂”。春秋之后，政治开始于祭祀分离，祭祀趋向于边缘化和消失，“庙堂”之类词语便被指代天子、政府之所在。
天子有天子的祖庙，诸侯有诸侯的祖庙，据说，诸侯的祖庙叫“泮宫”。天子召集诸侯听政、议政、颁政，执行政治职能，在形式和流程上，是一个祭祀过程，政治职能是整个祭祀过程的一个附属部分。天子召集诸侯，是以祭祀的方式实现的，就是召集诸侯到自己的祖庙里来参加祭祀，为天子助祭。祭祀结束后，才开始执行政治职能。先是在“明堂”（祖庙）里祭祀祖先、上帝，然后，才在同一个地方，听政、议政、颁政。
诸侯把天子所颁布的政策、政令领回去，在自己的诸侯国内去落实。这个落实的过程在形式和流程上也是一个祭祀过程，在诸侯的祖庙（泮宫）内进行的，召集本国的大夫们参与。诸侯每个月的月初都要落实一次天子的政令，即每个月都要举行一次祭祀。在祭祀中要杀一头羊作为祭品。这个过程叫做“告朔”。“朔”是每个月的第一天。
因此“告朔”，在形式上是一个祭祀过程，但是在实质上，则是在执行政治职能。尽管“告朔”是宗教和政治的合一，但核心和实质是在政治，而不在宗教，是以“政治为体，宗教为用”的。
到了春秋孔子时期，由于“礼崩乐坏”，“告朔”之礼开始被边缘化，变得流于形式。按照惯例，诸侯们每个月都还继续举行祭祀，依然杀一头羊作为祭品，但是，其中的实质部分，执行天子政令、政策，举行听政、议政的政治职能却消失了。也就是说，“告朔”仅仅剩下空洞的形式化的祭祀，已经变的毫无意义。
需要强调和指出的是，“告朔”中政治职能的消失，并非是政治职能本身的消失，而是政治职能的独立，不再依附于祭祀仪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礼崩乐坏”，也并非完全是坏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政治在脱离宗教而获取形式上独立的时候，其实质内涵也被发生了改变，其基本原则被背离，暴力专制因素开始混入其中，即法家因素开始混入其中。
子贡是孔子的学生，但是他的主要职业却是经商，因此，看问题也会重视经济利益。当它注意到每月的祭祀已经流于形式时，就觉得杀一头羊是浪费，不如不杀。但是，孔子关心的不是经济上的浪费，而是整个三代制度的延续，即“礼乐”的延续。因此，他对子贡进行了反对，“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在形式上看，孔子试图阻止“礼崩乐坏”的行为，显的很迂腐，他似乎是在维护迷信落后的祭祀制度。但是，孔子关心“礼乐”，重心并不在形式上的祭祀，而是实质上的政治。对祭祀，孔子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
总之，礼崩乐坏就是三代时期制度范式的崩溃，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去祭祀化，是祭祀制度的崩溃。
前面已指出，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是汉字的最早形态，我叫它们“微言文”。“微言文”除了与语言的同步性较低之外，还有一个特殊性，在其使用目的上。甲骨文和金文，都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而是仅仅在祭祀仪式中使用，是一种特殊的祭品，不妨称之为“文字祭”。也就是说，甲骨文和金文并不是写给人看的，而是写给神看的。
甲骨文、金文材料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作为书写材质的甲骨和钟鼎，另一个是则是内容。无论是兽骨、龟甲，还是用青铜做成的钟鼎，都是非常贵重的、名贵的，这些材质本身，都是认为可以敬献给神的，甚至是通神的。
在内容上看，无论是甲骨文材料，还是金文材料，都是对历史的记录，都是历史。
甲骨文所记录的，是国家重大事件的决策。在商周时期，重大事件的决策，一般都需要占卜。因此，在形式上，甲骨文材料往往是对占卜结果的记录。占卜的结果，就是已经发生的事件，就是历史。
而金文的内容，往往是列祖列宗的伟大事迹，也是历史。
甲骨文和金文都是“文字祭”，而这些文字所记录的不是别的，都是历史，因此，也都是“历史祭”，即以历史为祭品。
历史为什么可以作为祭品？根源于三代时期中国祭祀的核心理念：“鬼神飨德”。鬼神以德为食物，德也就是人所能献给神的最好的祭品。
“德”是什么？“德”就是有道，因此后来合称“道德”。 朱熹说:“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德，就是有道、得道。那么什么是道？《中庸》：“率性之谓道”、“诚者天之道”。道就是“率性”，就是“诚”。
“率”就是遵循、顺应。“率性”，就是遵循顺应自己的本心本性。
《中庸》：“自诚明谓之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诚”就是“率性”、“尽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全天下人的“性”都是相通、相同的，因为“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因此，道就是“率性”、“尽性”。那么“性”是什么？
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谓之理，谓之义”。“理”、“义”，也是“道”，从本质上看是“心之同然”，是人的共识。人所有能够实现这些共识，因为人心的基本结构相同，或者说人心的“性”相同。
孟子进一步将“理”、“义”，分解成“仁、义、礼、智”，并且认为这四者的种子和根基，就天然地存在于人心之中，是人心之“性”。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到了汉朝，董仲舒有增加了个“信”，构成“仁、义、礼、智、信”，认为这人的五常之性。
到了宋明时期，直接说：“性即理”、“心即理”。“理”就是道，直接将心性等同于道。
理解“心即理”、“性即理”，是准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之关键。
“心”是人的思考认知器官，一切思考认知功能都由这个器官所发出，由这个器官所管控。而“性”则是“心”的基本属性，也是人在进行思考、判断和选择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些基本原则是天然内在于人心的，是“性”。
人的本质和主宰就是心性，人是在心性的指导之下去做事的。做事的过程就是一个心性去思考、判断和选择的过程，努力使得判断和选择“合理”。在这个过程中，最终就是把判断和选择的结果付诸行动，就是做事。这样“理”就被贯彻到事件之中。
过去的事件，就是历史，因此历史中是包含着人之心性的，或者说是人之心性的展开。“心即理”、“性即理”，因此，历史也是“道”、“理”、“义”的展开。历史中是包含着“道”、“理”、“义”的。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史观：大义史观。历史中包含着大义，而且大义也是历史的核心。“微言大义”、“春秋大义”也是指这一点。“微言”即微言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形态，而最早的文字形态所记录的内容就是历史，记录历史的根本目的是记录其中的大义。
“春秋”就是《春秋》经，也是微言文。《春秋》是最早的历史记录，这是不准确的。只能说《春秋》最早的系统而正规的历史记录，真正最早的记录甲骨文。
因此，以历史为祭品，就是以“道”、“理”、“义”为祭品，也是以人心、人性为祭品，同时也是以“德”为祭品。
也可以这么说，“鬼神飨德”这一祭祀基本原则是通过“文字祭”、“历史祭”来实现的。文字记载了历史，历史中则包含着德。
关于“文字祭”、“历史祭”的具体信息，也留下历史记录，而且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文献记载，一个是甲骨文字形。
一个就是《周官》、《尚书》所记录的“策祝”。这是对“文字祭”、“历史祭”的最直接记录。《周礼·春官·大祝》：“大祝掌六祝之辞……六曰筴祝。” 郑玄注：“筴祝，远罪疾也。”《史记·齐太公世家》：“明日， 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 卫康叔封布采席， 师尚父牵牲， 史佚策祝，以告神讨纣之罪。” 汉荀悦 《汉纪·成帝纪一》：“ 尊 （ 王尊 ）杀白马，祠水神，亲执圭璧，使巫筴祝。” 明李贽《鬼神论》：“《金縢》策祝，同符新室。”
《金縢》是《尚书》的一篇，也是对“策祝”的最完整最原始的记录。这意味着，“文字祭”是《尚书》经文的直接起源之一。
《春秋》经文是“文字祭”、“历史祭”的新形态。名字叫“春秋”，春秋两季是重大的祭祀季节，分别是“春祭”和“秋祭”。这两大祭祀至今依然存在，就是春节和中秋节，不过其中的祭祀因素已经基本消失殆尽，而只剩下阖家团圆的世俗性因素。
有关“文字祭”的历史信息还被保存在甲骨文字形中，尤其是“典”这个字的字形之中。甲骨文“典”的字形结构为，上面一个“册”字，下面是一双做着捧的动作的手，所描述的场景是，双手捧着册，进行献祭。因此“典”的核心义项有两个，一个是典礼之典，一个是经典之典。典礼的原始含义是包含着“文字祭”的祭祀仪式，而经典的原始含义则是进行文字祭所使用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被记录在“册”上。
也就是说，经典的内容就是“册”，“册”就是祭品。“册”的甲骨字形为，一排长短不等的竖线，然后一个闭合或不闭合的椭圆形曲线在中间横穿。这一排竖线，指代龟甲，而那个椭圆形曲线，则是将龟甲穿成一串的绳子。
“册”、“策”、“筴”三字同音同义，原因在于，在甲骨文之前，即在以甲骨作为记录符号材质之前，中国早已开始用小木片作为记录符号材质了，这就是“书契”。
“结绳”和“书契”是中国最早最原始的契约形态，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结绳最早，书契次之。结绳是一对打着绳结的绳子，而书契则是一对刻写着契齿文的小木片。那么对中国文明而言，最早的记录材质就是绳子，然后是小木片。
用作结绳的绳子就是“简”，用作书契的木片就是“策”。具体考释过程在此前的文章里给出过，以后还会系统整理，本文从略。甲骨文“册”中的竖线，本来是指代书契的小木片的，即“策”，然后被借用，指代甲骨。但是，在甲骨文中却出现了将多片甲骨穿成串，形成“册”的现象。“册”的本义是甲骨串，而非后来的竹简。
“策”、筴和“册”同音、同义，隐藏着一个重要事实，就是甲骨文在起源上与书契、结绳，与原始形态的契约，存在密切关系。
前面，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说明，甲骨文和金文，这两种“微言文”，作为汉字的最初形态，是非常特殊的，不仅与语言高度不同步，而且其使用目的是当做祭品：“文字祭”、“历史祭”，是商周时期祭祀制度的一个重要元素。
春秋、战国，直至西汉汉武帝时期，都属于礼崩乐坏时期，也是中国历史第二个制度范式变革时期。这次大变革让三代以来的礼乐制度发生崩溃。礼乐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祭祀，礼乐制度崩溃也导致祭祀制度发生崩溃。
进一步，祭祀制度的崩溃也导致作为祭祀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字祭”也随之崩溃。这样汉字领域也随着整个社会的制度范式性大变革，也发生了一场范式性变革，此前“微言文”的汉字形态崩溃了，一种崭新的文字形态被逐渐孕育出来，就是“文言文”。
“文言文”是继“微言文”之后，汉字的第二个形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成书，是文言文这一文字形态真正成熟的标志。从春秋到东汉许慎时期，都是属于汉字形态的第一次大变革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旧有的“微言文”形态逐渐消失，而崭新的“文言文”形态则逐渐被孕育。
文言文是汉字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文字形态，直至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文言文形态崩溃，白话文形态兴起。这是汉字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字革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