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夫
绿皮火车穿过长夜今年坐了一次老式绿皮火车，虽然慢，虽然不停地“呜呜”叫着，却忽然让人怀起旧来。小时候在睡梦中总是能听到火车从南向北迢迢而过，那声音是在我们的西边，那边是空旷之地，是不属于城市的地域，是一片连着一片的庄稼地，再远处，还有在夜里依然灯火辉煌的工厂。在那寂静的晚上，绿皮火车从远到近，再从近到远，呜呜地叫着开过去了。
还记着母亲在灯下坐着等父亲从火车站回来，午夜的灯光有点白，有点恍惚，有点不太真实。给父亲留的饭在火炉子上热着，“嘟嘟”地冒着汽。母亲说，就这趟火车，你爸要回来了。当年粮食紧张的时候，坐火车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交粮票就可以买到只有火车上才会有的那种饼子，鄙乡叫“油旋”，烧饼的一种。但一个人也只可以买两个或三个，再多就不可能了。
绿皮火车的年代里，无论是什么时间，哪怕是后半夜，霜重夜寒或风雨交加，只要车一到站，站台上马上会出现很多小贩，他们戴着狗皮帽子或围着围巾，举着各种小吃拥到火车的窗边或者径直跳上车来——带着车厢外的霜雪与寒气上到车上来。车再次开动后，车厢里会有他们留下来的一摊一摊的水渍，被车厢里的灯光照得很亮。
在这样的绿皮火车里，后半夜，人们大多都睡了，是各种的睡姿，各种的鼾声，轻微的和如雷般从喉间滚动而出的鼾声，它们交合在一起，这可真是一种奇妙的交响，让这午夜后的绿皮火车车厢显得更加安静。也有人不愿意睡，在低声地说着话，是年轻的一男一女，他们怕别人听到他们说话的内容，但又不得不说，所以尽量都把声音放低，这么一来呢，他们的话音好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有几分朦胧，但仍是连绵不绝，一句接着一句，虽然模糊不清，却又实实在在存在着。
还有人在打扑克，一张牌甩出去，“啪”的一声，又一张，又“啪”的一声，是四个人，分两家，他们一边打着扑克一边嗑着瓜子，忽然哗然地笑起来，是某家赢了，轮到输家洗牌了，洗牌的人必定是个高手，而那副牌也必定是副新牌，卟卟卟卟、卟卟卟卟，牌与牌互相碰击的声音原来竟也很好听，纸与纸原来竟也能发出让人愉悦的声音。
这各种的打鼾声、打扑克的“啪啪”声、坐在另一边的小声说话声、绿皮火车时不时的鸣笛声，它们夹杂在一起，形成了这绿皮火车夜晚特有的温馨气氛。再说那两个一边吃烧鸡一边喝着烧酒的乘客，空气里，弥漫着烧鸡的香气和烧酒烈烈的酒气，这更增加了绿皮火车的温馨……
嚼萝卜干早上起来吃泡饭，照例是以萝卜干送饭，而且必是萧山的萝卜干才好。许多年了，好像只要一吃萝卜干就必是“萧山”牌子的，萧山的萝卜干不是甜也不是脆，而是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如果有人问我是什么味道，我一时还说不上来。萝卜在古时叫“莱菔”，而鄙乡的方言多是古汉语的发音，却又把萝卜叫做“萝白”，查一查相关的古籍，古时萝卜的另一种叫法恰是“萝白”。萝卜虽说是两年生的草本植物，但没有人肯把萝卜在地里种两年，我也好像没有吃过长两年或两年以上的萝卜。萝卜开花，一种是白花，白花绿叶，不难看；一种色作淡紫，紫花绿叶，碎叨叨的也不难看。冬天的时候，也就是快到春节的那几天，人们吃萝卜会把萝卜顶子削下来放在碗里，碗里只需放些清水，它就会慢慢抽出莛子来，过不久就会开出白色或微紫的花来。在冬天，即使是萝卜花也挺好看。
萝卜的品种不少，而颜色最漂亮的当属春天的那种小水萝卜，南京叫杨花萝卜，因为杨树一飞花，这种萝卜就上市了。在北方也差不多，飞杨花的时候这种水萝卜也就纷纷出现了。在各种萝卜里边，水萝卜的颜色可真是娇艳好看，所以我常把小水萝卜找个盘子放在案头当清供，胭脂是颜料里最好看的颜色，水萝卜就是那么个意思，十分娇气好看。用水萝卜泡泡菜，泡菜汤的颜色亦是好看，真是会引动人们的食欲，白米饭里加一点这种粉红色的泡菜汤可真是好吃。而杨花萝卜做的泡菜又是节令性的，一过春天它便悄然退场，不像萧山萝卜干一年四季都有得吃。有的时候，鄙人坐在那里喝茶读书，会时不时摸出几根萧山萝卜干，一边喝茶一边看书一边吃，真好。萧山萝卜干炒腊肉是一道民间待客的好菜，吃酒下饭都好。萧山萝卜干切碎炒饭也很好。从小到大，我爱吃的饭有三种，一种是蛋炒饭，一种是萧山萝卜干炒饭，一种是酱油拌饭，当然，酱油拌饭是要加一点猪油的，所以又叫猪油拌饭，当然这个猪油拌饭肯定是离不开酱油。三国赤壁之战，曹操被孙刘联军打得大败，从华容道夺路而逃，适值天热，几万大军又饥又渴，实在走不动了，恰好道旁有大片萝卜地，士兵们只好拔萝卜充饥，据说这块萝卜地为挽救曹军起了关键作用，后来被称为“救曹田”。其实我是不大相信这种说法的，萝卜这种东西是越吃越饿，不吃还好。不过这只是传说，足见当时人们已经在大片大片地种植萝卜。
现在立春已过，民间的立春日有吃萝卜的习俗，《明宫史·饮食好尚》记载：“立春之时，无贵贱皆嚼萝卜，名曰‘咬春’。”
今年的咬春，鄙人依然咬的是萧山萝卜干，亦算是咬春吧，并没有咬别的什么。
土笋冻记去了几次福建晋江，记住了土笋冻，很小的那种小乌釉碗，也许不能叫它碗，只能叫盏，坐在店铺的木凳上一盏一盏地吃过来，上边浇些姜醋，是很好的小吃，也只能说它是小吃，据说离了晋江就吃不到这种东西。
晋江除了土笋冻还有大名鼎鼎的明季书法家张瑞图。人们现在说到张瑞图，只知道他的身份是书法家，其生平一般人不会感兴趣也不会知道，即使官至宰相也就那样，但到了晋江，关于他似乎人人都有可讲的轶事。张瑞图是晋江青阳霞行人，与董其昌、邢侗、米万钟并称“晚明四大家”，与董其昌有“南张北董”之说。他的字我原是极喜欢的，临他的字我以为可治时下书风的圆滑之气。据说他的为人和他的字有几分相像，是有折无转，只此一点就让人喜欢。
他故里的那个村子的村头，到现在还立着他书写的一块大碑，碑面南而立，东西两面都是鱼塘。凡是养鱼的池塘就没有不臭的，即便是张瑞图的故里。想必张瑞图在老家的时候肯定也吃了不少土笋冻。而土笋冻，确确实实只能是一种很好玩的小吃或者可以说只能是零食，用它下酒是不行的，用它来就一碗白米饭显然也不行。但用小竹签挑着它吃真是很有趣。
土笋是当地对一种海虫的叫法，其实它和北海的沙虫差不多，而沙虫也是生长在海边的滩涂之上。沙虫做汤菜是十分好的，先把沙虫放在锅里炒一炒，待颜色转焦黄即可，用沙虫熬白菜汤配白米饭，极家常也极好。如果在锅里少放一点点油把沙虫放在里边“哗啦哗啦”地煸那么几煸，放凉了蘸一点好酱油可真是美味，这个是可以用来下酒的，而且是下酒的佳选。鲜沙虫据说也很好吃，我在北海，朋友请我吃饭，先就端来一盘鲜的沙虫。
今天看老友王干讲土笋冻的文章，不免就又想到了晋江——不到晋江已有三四年之久，而且又从土笋冻想到了沙虫。中午，也许就会从装沙虫的袋里摸出十来条来吃吃，用油煸煸来解馋。照例是要蘸一点上好的酱油。
陪梅花再坐一会儿华诚最近出版了一本随笔集，书名便是《陪花再坐一会儿》，这书名可真是好，竟让我想起日本川濑敏郎的《每日一花》，没事翻川濑的这本书，看看里边的各种花，感觉是一种休息。华诚的陪花再坐一会儿，分明是已经坐了一会儿了，而舍不得那花，就索性再陪它坐一坐。这简直就是诗一样的好。这又让人想到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那个名篇《花未眠》，文章写得真是静气，深夜里一花一人相对，有无限的意思在里边，但要想把这意思说清楚好像还不太可能。华诚的这个“陪花再坐一会儿”我想应该也是他自己一个人，如果像数年前我们去武汉大学看樱花，人像潮水一般流动来流动去，便全没了一点点意思，感觉像是在集会，我个人是不太喜欢集会的，太热闹的事我都不会太喜欢。樱花开的时候，人自然会多，在树下铺开一块洁净的白土布，然后大家都静静坐在那里，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只看花，花是主人，人是客人，是人在陪花。就像我们民间的陪客，主客一时俱衣衫干净面目端正佳好，即使是不说什么心里亦是满满的喜悦。
总记着那一年，随好朋友去了一个叫红沙坝的地方，那地方远远近近亦是不见一个人影，青天白云真是阔远，往上走，且有清风从上边吹下来，上得山坡，那株开花的大树便赫然出现了，那么大的树，满树的花，静静地开着，我们一时都没了话，人世间的惊艳便是这样，只有无限的爱意，却找不出话来。这样的大树繁花，原来竟可以是全不管世外的管弦和人间的红尘，竟开得这样好。多少年过去，我还常常想起这株开满繁花的大树，就像时时会想起昔日的情人一样。如果这株树还在，春天的时候要去再陪它坐一坐。这种心思也真是好，只想一想也便好到十分。不知道华诚是陪什么花再坐了一会儿，我呢，此刻想到的却是梅花，要陪梅花去坐坐，也不要香雪海的那么多梅，也不要南京元代梅瓶上的梅——实在也太多，只希望一株两株，静气地开着。
梅开的时候天气还不会热，所以陪梅花去坐那么一坐还是要多穿一些衣服为好，如果刮风或者还下着雪，最好还要戴一顶棉的风帽。现在看古人的画，常见有人戴着风帽在那里行走。风帽一般都是棉的，没见过有单的风帽，而且要以布的为好，老和尚们现在还有的在戴。而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许多同学也都戴，戴着它在操场上跑来跑去。风帽是极普通的棉帽子，只不过帽子的后边可以披下来把后边的脖子全部遮严了，披下来的这部分若是再大一些还可以把肩膀也遮盖住，可以不让风吹进去，风帽真可以说是最普通实用的一种帽子。戴着一顶这样的风帽，穿着厚墩墩的棉衣，与梅花一同坐在风雪里，此外不要任何别的东西，既不要茶也不要煨芋头。有时候我想，什么时候有机会，我是要这么陪梅花好好坐一会儿的，只可惜今年是不可以了，南方的梅花大多已经开谢，即使没开谢，今年也好像没这个心情。那么，就先在书本里陪梅花坐一坐罢。
腊八帖每年的腊八日照例是吃粥，其实这并没什么好说。大清早起，主妇们便开始煮粥，寺院里的僧人们照例也在那里煮粥。小时候曾经跟了家人去庙里，也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要去做，时间上也既不是腊八也不是四月八或者是什么菩萨的诞辰，家人忽然想起去看庙里的那几株葡萄，就那么去了。那个寺院在老城的中心地带，分上下院，下院紧靠着一所小学，和尚们做功课的诵经声往往被小学生们诵读课文的声音盖过。现在是这两种声音都没有了。小学早已不知道搬到了什么地方。和尚们也大都转了业，起码是不见了。那次随家人去看上院的那几株葡萄，只记得家人和那老和尚后来忽然就坐在僧房的炕上喝起酒来。这件事好像总在我脑子里记着。和尚不吃荤，但酒算不算是荤物？怎么回事？也许他们可以想喝就随便地那么喝一喝？也不是什么烈酒，只不过是鄙乡酒坊生产的黄酒而已，冬天极寒的日子里，早上人们习惯喝几口这样的甜酒，在炉子上热一热，就那么一口一口什么也不就地喝起来，就像南方人早上喝茶。而到了腊八日，一大早寺院里便会派人把腊八粥送过来，送粥的照例不是寺院里的小和尚，而是那些乐于给庙里帮忙做事的善人们，红彤彤的腊八粥送到时已经硬成一个坨子。所以腊八粥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腊八日在北方，因为从时间上说总是在二九与三九之间，天总是很冷，所以在记忆中人们总是只能在屋里做做事，如果窗外正好大雪纷飞那还好看些，而现在的北方，冬天的雪也很少，到了六月，它倒也许会突然纷纷地下起来。虽然现在很少下雪，但冷还是照样冷，端一盆水出去往天上猛地一扬，落下来便是“噼哩叭啦”的一地碎冰。这也只有三九四九才能做到，其实也并不好玩。
说到腊八，真是没什么好说，而现在到了这一天，人们照例还会用手机互相问候，词语也只是吉祥来吉祥去的。
腊八又来了，也就是说新的一年马上又要到了，但谁也不知道这新的一年果真会不会新。照例是，早上吃过腊八粥，晚上一家人必定又会坐在灯下剥蒜，以我来看，腊八蒜也并不好吃，只是颜色好看，碧绿碧绿的——也只是碧绿碧绿的。
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快？
旧式的冬天想不到，冬天这么快就又来了，说实话，我是喜欢冬天的。冬天的早上，我是喜欢出去走走的，戴着皮帽子，围上围脖。而且，我是喜欢旧式的冬天，旧式的冬天是离不开火炉子的，家里生一个或两个大火炉子——这么说也许不对，应该是，有几间屋子一般就要生几个炉子。只要屋子里住人，或者说，只要屋子里晚上有人睡觉，那是一定要生炉子的。当然储物的那种小房一般是不用生炉子的，因为里边要储存过冬的大白菜、土豆和胡萝卜，如果你恰巧又是东北人，到了快过年的时候，这你一定会知道，这间屋子里还要放蒸好的黏豆包和冻好的各种馅儿的饺子。住人的屋子里不单要生炉子，而且还要生炕火，窗外彻夜“呜呜”地刮着老西北风，这样的风一刮就是好多天，更别说它会从晚上一直刮到天亮，不刮老西北风能叫冬天吗？这样的早上你可以赖在被窝里不用早起。
旧式的冬天就是这一点好，躺在被窝里，被窝里可真暖和。我听见有人挑水来了，五分钱一桶水，两桶水一毛，我家那个大缸，我知道要四担八桶才行，水被“哗啦哗啦”地倒进水缸里了，挑水的走了，隔一会儿又来了，来了又走了，我听见水被不停地倒进缸里。母亲在炉子上放了什么在烤？光凭味道就知道母亲在炉盖上给我们烤了馒头，我家的那个洋炉子是德国牌子，上边的炉盖上可以放七八个馒头，七八个馒头围着那个洋铁皮的大水壶，壶在火炉子上“吱吱”地叫着，这可真有冬天早上的气氛。这是屋里，屋外呢，已经是一片的麻雀在叫，叫声可真是琐碎清亮，虽清亮，但因为被窗帘隔着，就像是在梦里听到的一样。
母亲出去了，从外边把纸窗帘一点一点卷起来了，屋里大亮了，这是多么好的冬天的早晨啊，干净爽亮。纸窗帘是用很厚的牛皮纸做的，一卷“哗啦哗啦”直响，每年快到冬天的时候，母亲就会找人来帮着做纸窗帘，那牛皮纸可真是结实，用力撕都撕不开，得用大铁剪子铰。做纸窗帘的人手艺可真好，他还会用牛皮纸顺便给我做一个里边有四个夹层的纸钱包，做纸窗帘的人每年都会来一回，像做棉被一样，把牛皮纸这么缝一缝，那么缝一缝，纸窗帘就做成了。天冷了，纸窗帘可真顶用，再冷的风也吹不进来。
“下雪了，你们都起吧。”母亲跺着脚从外边进来了。旧式的冬天离现在的我可实在是太远了，我可真是怀念旧式的冬天。
冬至帖“冬至”二字，照字义上说，并不是冬天到了此日便停止的意思，虽然一过冬至，白天一天比一天长，黑夜一天比一天短，用鄙乡的话说是“冬天至住了”，也就是冬天的脚步停止了，而实际上，在大雪纷飞的北方，过了冬至这天才正式开始一天比一天冷，节气中的“数九”正是从冬至开始，数九的九九八十一天，要数三九与四九最为寒冷，即使是喊狗，也只把门打开条缝朝外喊——“三九四九，yá 门喊狗”。喊狗做什么？让狗进来。狗虽然一身皮毛，也小心别冻着，鄙乡的这个“yá 门”，也就是别把门大打开，只开一条缝，也是怕寒冷之气进到屋里去，而鄙人的小学功夫实在是很差，至今都不知道这个土语中的“yá”字怎么写，《说文解字》里也不知有没有此字。但数九天的寒冷鄙人是知道的，顾炎武画像中戴的那个棉风帽，也就是可以把整个头部捂得严严实实而连带着把后脖子亦捂得很严的那种冬季棉帽，鄙人小时也戴过。还有就是手闷子，亦是棉的，却不是手套，而是筒状的，可以把两只手同时揣进去取暖。这都是过去民间数九天的装备。而那种可以把后脖子也遮严的棉帽子我却以为是大好，前不久见鄙乡的画家怀一画《风雪山行图》，画里的那个人便戴了这样的一顶帽子在风雪里行走。
“数九歌”鄙人就不想把它在这里重新再念一遍。只说冬至，到了这一天，北方人照例是要吃一顿饺子，饺子作为食物，意义是十分明确的——只在节日或喜庆的日子里吃，没见过什么地方办白事大张旗鼓地吃饺子的。所以，鄙人是喜欢饺子的。而在冬至这一天，吃饺子又好像与古民俗不合。溯源地去研究一下，冬至这一天应该吃的倒是馄饨。其实馄饨和饺子差不多。鄙乡民间有一个笑话，说某人从小只吃过馄饨而从没见过饺子，忽一日有人请他吃饺子，并问他知道不知道此为何物，他想了想，照例是答不来，却说了一句：别以为你长了耳朵我就不认识你了。这虽是笑话，但馄饨和饺子的区别确实是饺子只比馄饨多了两个耳朵。
今日是冬至，也没什么可说，外面天色阴沉，这样的天气似乎吃一碗馄饨更好，或者还可以再烫一壶北方微甜的老黄酒。
天津麻花那年在日本札幌，忽然在华人开的小吃店看到油条，虽然又细又小乏善可陈，但已经足够令人惊喜。毕竟是油条，可以一慰乡情。
小时候家大人常常会从外边端豆浆油条回来当早点，吃剩下的油条塞点肉馅儿或熏豆腐干儿、豆腐皮、猪油渣什么的，放锅里随便炸炸，味道比春卷有意思。还有就是麻花，好像在北方，到处都有麻花卖。油条是松泡好吃，麻花的好是油香甜脆。好像人们很少用麻花当早点或正点，什么时候吃、什么季节吃，概念十分模糊。在我们那里，闺女生下小孩儿，姥姥是要送麻花给外孙的。且有一说，是给外孙安胳膊腿儿，但这胳膊和腿后来可都是给吃到了大人的肚子里。这种风俗不知别处有没有。起码是在南方，很少看到有人支起油锅在路边炸麻花。那一年，学校让我们去食堂参加劳动，第二天学校要开运动会，食堂要提前炸大量麻花。搓麻花不难，只要把手里的那根儿面较上劲就行。麻花的面剂子不是现揪，不像炸油条，现炸现揪现擀，面剂子擀开再用刀一一切开。麻花的面剂子是事先揪好的，每根大小一样，差不多都是一拃一握，都刷了油饧在那里，炸麻花的剂子要饧好才会筋道。搓麻花要先把剂子搓成一股绳，在案板上一手向前一手往后使劲，然后把这股面提起来两头对齐一合，那根儿面会自己扭在一起，然后再折成麻花下油锅炸。
麻花吃的就是那一口油香，用调合油炸出来的麻花一是不好看，二是不好吃，炸麻花要用麻油，麻油分两种，一种是芝麻油，一种是胡麻油，两者都香，炸出来的麻花颜色亦好，红彤彤的。有极小的那种蜜麻花，颜色黄白，外边裹了蜜，好吃不好吃？我以为不好吃，且黏手。饭店还有一种烩麻花，也是小麻花，和菜烩在一起，既是主食又可以是一道菜，也不怎么好吃，而且让人莫名其妙。我以为麻花就是要吃那一口酥香，好麻花，底油好，再加上炸得火候也好，一碰即碎。
我常想，饮食文化大有说不清的地方就是食品的名称，比如“烧麦”，比如“春卷”，比如“锅盔”，你就是没法知道它们为什么这么叫。“麻花”这个词儿，我以为是“会意”，是“状物”，是这么个意思，麻花可不就是扭在一起的麻花！我从小吃的麻花都大不过一大拃，吃的时候下边要接个盘，要不麻花会掉得到处都是。第一次看到父亲从天津带回来那么老大的麻花，我和哥哥们几乎要尖叫起来，那么大，那么粗，上边还有冰糖在闪闪烁烁，真让人往死里高兴。国人没有喝下午茶的习惯，国人喝茶是什么时候想喝就什么时候喝，上午可以，下午也可以，一大早，两眼迷糊，头不梳脸不洗，就这么赶到茶馆也不会没得喝。汪曾祺先生说他在西南联大时的一个同学，整天都泡在茶馆里，连洗漱用具都放在茶馆里，在茶馆里看书，在茶馆里歇息，从早到晚，一待一整天。喝茶是要吃些茶食的，瓜子、花生蘸，或小点心，牙口好还可以吃牛皮糖。但我以为，如七八个人上茶馆消磨半天，不妨就来一枚大个儿的天津麻花，谁想吃就掰那么一小块儿，想吃再掰，挺好。都说茶点是细点，有大麻花横陈在那里，我想谁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当然那得要许多人去吃，没见过一个人一次能吃下一个天津大麻花的，有吗？想是不太可能。
《金瓶梅》里有句数落人的话，忘了是谁说的了，“你还怕他把你放锅里煮了，再说也没那么大的长锅！”世上有长锅吗？锅长了那还叫锅吗？这话挺好玩儿，有一点点幽默在里边。每有人去天津，或我自己去，总会找最大个儿的“十八街麻花”。我还会问人家：“有没有再大个儿的？还有没有再大个儿的？”有一次一个服务员对我说有一年餐饮界比武，有人做出一米多长的“麻花王”！我当时想，那么大的麻花可怎么做？怎么搓那股面？一个人可能不行吧？麻花当然离不开炸，那口锅该有多大，是长锅吗？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天津大麻花最大个儿的有多大，我下午喝茶读书的时候喜欢吃点什么小吃，但一般不怎么吃麻花。有时候会突然想到麻花，也很想查一下书，想知道麻花的来历，但不知从何查起。我以为，在民间，麻花起码是比较高级那么一点儿的食物，再有，很少有人在家里炸麻花，一旦想吃，就得去炸麻花的地方买。我家门口就有那么一家，生意很好，常见老太太们买那么十个八个，小心翼翼地提着，也许是去给她们的外孙去安胳膊和腿儿。我倒愿她们去买天津的大麻花，那她们的外孙该长多大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