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50年始,华中与华南卷入几个大规围内乱之中，当中最有威胁性的乃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这个乡村私塾先生曾在广州接头接到一纸基督教士传发发的传单,又科举场中失意之后为病魔所缠，于是在昏迷状态之下发生幻视。复元之后他读及传弟,才确切相信自己乃上帝耶和华之子、耶稣基督之弟。当时广西村民在忧患之中又受政府煎逼，听他的福音即为所煽动。因此他不难策动好几个与他背景相似的同谋者,从此驱被使被说服的农民。他的拜上帝会相约为善而拜真神,凡信男都为兄弟,信女则为姊妹。他们立誓扫除的魔鬼既包括乡村中的偶像，也涉及贪官及其皂隶。1851年春,洪秀全以太平天国发难，他自已为天王，其他五个助手为东西南北王及冀王,以羽佐天朝。这些信徒有热忱，又受招术把持,立即屡败派往剿伐他们的清军。
1852年，在数月之内太平军相继围攻桂林和长沙,亦即广西与湖南之省会,虽说两城都未攻克。洪秀全放弃这两处的围攻,相继北进，1853年初取武昌，亦及湖北省会。自此他拥有大量船舶,也从满洲军夺下不少武器和供应品。至此他手下已有五十万之众。两个月之后,太平军拥有武昌至南京之间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于是定都南京,改称“天天”,他们盘踞达11年之久,直至1864年夏天为止。从今日的眼光看来,太平天国的积极性已不容过度重视。只在一种极含糊的形态之中,天国人物似乎提出,中国农民被传统政治视作笼统件一团的生产者,无发言之技能,似应改变、倘非如此，中国不能产生新秩序去适应世界潮流。可是太平天国不是这问题之解答。过去不少历史学家随着前后之事迹,责备洪秀全取得南京后不尽力于北伐，又不与中北部所谓“捻匪”或上海一带之“小刀会”联合,也不争取西方人士同情。本来西方人正在与满清交涉时觉得北京不可理喻,幻想着太平天国人既为督都教徒,或可为较好之对手。从全盘组织结均的角度看来,这类臆度,着眼过微,今日已无意义。太平天国人物因为法们的战斗意义,非理性的性格,对政府不存信心,原始的共产主义,在某些方面像欧洲宗教改革期间新教之左翼。可是在欧洲,左翼活动仅在城市表现其扰乱性,洪秀全因着他片段的基督教义,企图发动一项全国运动，其为效更微。因为新教所提倡的良心自由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缺乏实际意义,太平天国的神基始终未离开这种巫术性格,他们起自社会中之低层,也未预计在组织上使全社会整体化。如果全民都解放,只有使社会解散,是以天国的破坏性飞至为明显。这样一来，传统国家社会之结构,过去既能经恒历久，此时扔可发生作用。尤以科举取士，以一种隐蓄的办法给予有关人士物质上之报酬。责成他们维护正统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自孟子以来一脉相承至今使,农村社会上文教力量之终点既是国家政权力量之起点，两相缝合。亦无法严格分辨此系一种经济组织或一种社会习惯。中国帝王的君父地位和基本组织相近,远逾于旧约中土之上帝。他也在各种仪节之中取得实际的权能。
虽说从以后的事迹看来,清朝将这一安排误用（如慈禧太后拘禁光绪帝及以幼童宣统登基等）,可是在19世纪中叶,要想改朝换代而且更换传统朝代各项组织,显然过早。太天天禁鸦片，嫖娼，缠足，纳妾与赌博。可是其提倡男女平等不能组织最高层人物妻妾成群。定都于南京,所有各王也不再生活简朴。1856之后,其上级已在互相顷轧。所谓天朝田亩制度，本来既以传统架构方式写成，也始终只是纸上文章。“天朝”也举行过它的科举考试,从现存考卷来看,即出题人亦未看清这科举取士的社会经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