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讲大话叫吹牛，或者吹牛皮，人们也常用吹牛来形容那些夸夸其谈的人，轻言必寡信，对于喜欢吹牛的人，平时可以听个乐，权当消遣，不可深交。
第一种说法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史林杂识·吹牛·拍马》一篇中对“对牛”一词的由来进行了考证，他说：
吹牛一词最早是西北方言，水深浪激的大河巨津，舟不可行，本地人遂就地取材，用若干牛皮袋吹成气囊，连结成筏，虽奔腾咆哮如黄河，牛皮筏也畅通无阻，载重竟达数千至数万斤。牛皮之功，亦可谓大矣！
顾先生说“吹牛”是西北地区的语言，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现在内蒙古、陕北、甘肃一带都是使用吹牛一词。在方言晋语大包片还用“和托”（音），粤语用“车大炮”或者“讲大话”，川渝鳄豫等地还有“日白”（ribei）的说法。
顾先生后面还补充了牛皮筏在历史上的实际用途：
相传朱元璋———一说明成祖朱棣，在率兵渡淮河时，一时无船，也发挥过这种牛皮筏的威力。
我个人倾向于第二种说法，就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的使用是一个流变的历史过程，同时还夹杂着民俗等日常生活习惯。
前面顾先生说“吹牛”是西北地区的语言，我深以为然。西北地区多牧场，中国有名的四大牧场有三个半位于西北，畜牧业是这些地区的特色产业。牧羊是当地人再平常不过的工作，宰羊也就成了习以为常的技能。
人们宰羊以后为了让皮肉更好分离，就会用刀在羊的腿部割一个小口子，从这个口子一直吹气进去，这样羊皮和羊肉之间因为有了空气，剥皮的时候一方面肉不太容易粘连在羊皮上，另一方面羊皮也不容易破。
西北地区的羊肉是皮肉分离的，不同于南方的带皮羊肉。考验一位宰羊师傅的手艺是否精湛，剥皮取肉的过程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新鲜的整羊肉不能有一点儿破损，新鲜的羊皮上不能带一点儿羊肉，也不能有丁点儿破损，因为品相好的羊皮可以卖一个好价钱。这两点要求都达到了，就是一个合格的宰羊师傅。
类似的操作还会用在宰猪身上，从“吹羊皮”到“吹猪皮”的过程，是当地人生活技能的积累与转变，是劳动人民智慧在生产实践中的应运。不管吹羊皮还是吹猪皮，都要求“吹”的人要有相当的肺活量，一般人还真的干不了这手艺。
吹猪皮基本已经到了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极限，如果有人说他能“吹牛皮”，那么就可以确定他是在虚张声势讲大话了，因为用嘴巴把牛吹到皮肉分离是人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久而久之，吹牛皮就从一项理论上的生产技能演变为生活中对不切实际夸海口一类现象的概括，由其本身义引申出新的含义，这在汉字、词语的演变历史中非常多见。
西北民风彪悍，人们豪爽之余，部分人也有好面子、爱吹牛的习惯，我有两例因为吹牛惹出事端的真事分享，都是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
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老板在当地小镇开了一家饭店，当时开饭店的人并不多，收税制度也不完善。县里税务局的人穿便衣下乡到了他的饭店，吃饭的间隙就跟他闲聊，问他生意如何，他看是对方是外地人面生，就把营业额翻倍说，夸自己生意如何好，赚钱如何容易。结果最后人家采集了证据以后，用他的口供跟纳税证明比对，发现他“偷税漏税”，除了补缴税款，还缴纳了一笔罚款，一下子几千元巨款就赔进去了，饭店后来因为资金周转失灵也关门大吉了，属于典型的吹牛上税。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牧羊人在山上放羊，公安便衣为了防止不法分子猎杀野生动物，警察开车去山头上巡逻。牧羊人在春夏季节都会赶着成群的羊群独自在山上放牧，他在山上还有临时建的房子用来住宿。警察到他屋子讨水喝，看到他墙上挂着一个黄羊头（保护动物），就说这东西可值钱了，还不好搞到。他看对方开着吉普车，还以为他们是来山上偷猎的，就吹牛说黄羊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之前已经逮住过好几只了。警察也是把证据采集齐了，回头给他来了个回马枪，后来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澄清，局子里进出了好几趟。
吹牛不外乎三个字，假大空。走过东西南北，我的主观感受是北方人偏爱吹牛皮，南方人偏爱耍心眼。特别是从穿着、交通工具等来看，北方人的行头看不出谁穷，南方人的打扮看不出谁富，因为北方是农耕文明，南方是商业文明，二者的文化根基不同。不管哪种文明，人还是要脚踏实地为妙，吹牛皮只是口嗨，当时暗爽一下，真正的牛皮是由内到外的一种自信和真实。
#知识分享官##袁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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