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没有人是被成都的房价吸引来的。2017年成都的人才政策吸引人数半年达到了11万，既有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也有海归、蓉漂。我的采访对象在27岁到35岁之间，包括成都人在内，除了带孩子的“刚需”王小觅，都没买房。年轻人更看重创造价值，而非坐享其成。
主笔|葛维樱
王小觅（中）和她的成都创业姐妹花成立了自己的攝影工作室
所有人都觉得成都比“北上广”慢了几步，但很明显，步子这两年在缩短。“成都的变化是近两年最直观的。”新开餐馆装修比北京更高档，独立精品咖啡馆的数量赶上了上海。2017年，成都的服务消费升级指数排名全国第一。他们的紧迫感来自于，“要快点做得更好，要不然很快就有同类型的竞争出现了”。
成都城市消费的升级，创造了无数机会，衍生出更开放、包容的文化。这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远远大于房子。
成都合伙人：对日常的尊重这对高中同桌殊途同归。一个用美国互联网经验获取了创业方向，义无反顾地走上回成都创业之路；另一个闯荡北京、上海，辗转国企和外企，成家立业之后，却对成都有了新的创业期待。两个人都是成都人，彼此见证，互相帮助。我本来是被王小觅一套特别有日常气息的摄影作品所吸引，那是她目前创业的新起点，她拉上了曾一起创立包子铺的卢怀抒。
不像王小觅那么兜兜转转，卢怀抒一开始就确定了，如果回成都，就创业。2009年她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广告专业读本科，导师给她在达拉斯的互联网公司找了个实习职位。
这个眼神坚定的女孩说，自己高考“失败”上了四川大学，在川大第一年就申请了美国的学校。“中介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特别牛，我也考察了一圈，觉得还行。”一到美国她的行李就寄丢了，一个人也不认识，看到美国的家庭，用皮卡送孩子上大学，她突然想起了父亲，“我读川大时我爸就是这么送我的”。之前太叛逆了想离开，她突然有了来自距离的醒悟。
留下本地人，是非一线城市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王小觅在天津念完本科，去英国读了硕士。在伦敦的凤凰卫视实习，回国后去了北京的凤凰卫视和张艺谋的图兰朵项目工作了两年。和卢怀抒不同，王小觅想先去北京开眼界长知识。而卢怀抒在美国实习和工作的一年中，已经敏感地发现，大量美国新兴科技小公司有对竞价平台的诉求。她决定以此作为创业的方向。
“没有大甲方，甲方、乙方都很缺乏”，这是她们面对的真实成都的人才环境。但同时卢怀抒认为这是个机会。“真心讲，创业是很恐怖的事，需要其他因素尽量可控。”她需要家庭做后盾。她的表姐一家当时在北京，也准备举家迁回成都，两个人整天在网上聊回来的事。但考虑到房价、孩子等现实因素，表姐和她完全不同。2012年回国时，卢怀抒毕业的密苏里大学，在成都普遍的认知里往往得到“哦”的一声，只有学新闻的人知道这个学校。“这几年排名越来越靠后”，但她嘿嘿笑着，毫不介怀自己“学霸”人设的崩塌。
成都市高新区牵头的“大孵化”战略，从1996年开始，经过十几年的推进，已经衍生出多个创业园区。卢怀抒创业成立的公司，就是天府软件园“创业场”里的一个。“申请、评审、入驻”全部在网上公示，公开透明。办公室三年免租，还有5到10万元的启动资金。她的创业方向是互联网，一个人用具体的项目，在创业场每年审评的800个项目中，层层过会，拿到了成都市的小规模企业启动资金。除了免费的办公场所，还有投资、技术和圈子的专业服务。
2012年，在北京闯荡的王小觅，接受了家庭的建议回到成都。同样是不如想象乐观的就业情况，王小觅进入一家国有大型旅游集团，过上了父母眼中的稳定生活。“大集团里接触到的不是董事长、总经理，就是各地方旅游局的局长，对接的都是资源口。”她工作上手很快，却失恋了。为了让她用工作忘记烦恼，卢怀抒拉她一起创业。卢怀抒、王小觅还有几个初期的事业创始人，是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的中学同学。“我们学校盛产夫妻”，也盛产创业合伙人。她们俩一起出去，别人总是先介绍王小觅，“这是某某集团的”，到了卢怀抒这里就要卡一下。
卢怀抒的包子铺在成都开到二十多家，拿到天使轮投资后她开了自己的食品厂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贴在年轻人身上的标签逐渐失去了意义。今天的成都天府新区和高新区被腾讯等大公司占据，而在2012年，还都是创业小公司的天下。创业者之间办交流活动、沙龙，政府组织的对接机构每天都在进行沟通，一大堆创业者都在那里。“氛围很好。”好好回想了一下，卢怀抒并没有在这些活动中得到真正的资源，但是却很有信心，“创业场里都是小公司，想法也简单”。
她们过着真正成都年轻人的生活。不休闲，没有火锅串串，不需要龙门阵和麻将。
王小觅一边上班，一边参与卢怀抒的创业项目。她们不仅和几个同学一起创立了包子铺，还一起开了公关公司。“白天上完班，下班就去她的办公室继续开会。和男朋友约会也是，他在旁边听我们开会，或者我们去他家开会。”男友是上海人，从汇丰银行派到成都工作的管培生，后来成了王小觅的老公。
在这个以“创业”为口号的城市里，尽管是本地人，她们俩开始学会审视自己和城市所在的“阶段”。2012到2015年之间，她们的同学大都开始从美国和英国陆续回到中国。一到周末，总有8到10个人一起玩。几个同学把“包子”提出来的时候，用的还是“副业”这个词。他们跑到包子铺蹲点，“发现一天居然卖掉了3000个包子！心里狂激动”。
和很多二线城市因为房地产上涨带动财富升级有所区别，成都自古以来就是个消费城市。大众消费和服务是所有产业中最容易沉降的，愿意买单的成都人，给卢怀抒带来了新方向。“上海有了巴比馒头，成都虽然有很多连锁食品，但是包子领域还是空白。”卢怀抒说，她从不以海归、一线城市的眼光衡量和要求成都。“做互联网的时候我已经知道，电子科大和软件园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技术人员，完全满足我的技术需要，甚至他们会为了做点什么好玩的东西来帮你，并不是纯粹为了钱。”重要的是她自己想做什么。餐饮行业和她一开始步入的互联网创业已经相距甚远，但正因为市场混乱，规章不明，她才有机会。“一切都整齐、干净、循规蹈矩的社会，就没有机会留给我了。”
包子铺挣的是辛苦钱。“最接地气，不做网红。只希望你一个星期吃一两次。”但卢怀抒一开始就用线上下单的方式。她的启动资金是几个同学一人2万元凑的，她自己的积蓄来自在美国打工的存款和卖车的钱。“5点钟起床，男生负责打豆浆，早上起码要卖100多杯吧。收银、包装、招呼客人，所有店里的一切我们都干。”中午她去员工宿舍睡午觉，看到有人拎着自家包子上楼，心里骄傲极了。下午继续换装，到香格里拉酒店去开公关会议。“我妈妈特别激动，我终于干了一件她能听懂，能宣传的事了！”
卢怀抒和王小觅以及她们的包子铺，都散发出一种“鸭子”的气质。“看起来好像不动弹，两只脚却在水里拼命扑腾。”第二家店开设之后，卢怀抒看到媒体报道中，国内专投消费领域的明星投资人，投资了“甘其食”，于是主动打电话过去自我介绍，再去上海见对方，只谈了20分钟，她们的两家店被估值1100万元。“真的不知道怎么估的。合约签得很松散，没有任何对赌，不要求利润。”
通过创业，王小觅观察着卢怀抒的成长。员工最多时达到过100人，导致她压力山大，稳定在了30多人后她轻松多了。拿到风投，第一件事就是建食品加工厂。“‘甘其食’从一开始直营到200家店，到后来缩减到一半，上市无望，实际上已经把我们的路预演了一遍。”她们最喜欢复盘别人的经验，“找自己的短板”。“其实餐饮是不算创业圈的。”她很明确自己就是要让“两块钱的生意”上一个台阶。加工厂的设备、各种证件、所有关卡，都由她一个人跑。
“2012年只有高新区有政务中心，现在温江、各个区都有了，我感觉是成都越来越进入市场经济正规化的跑道，而且没有失去人情味。”新“鲶鱼”卢怀抒的工厂隔壁是廖记棒棒鸡、安德鲁森这些本地连锁店总厂，旁边是康师傅、顶新等食品行业的超级大佬和各种食品原材料企业巨头。因为是企业主，她加了三个企业主的群。“我需要什么酱料了，马上就能得到酱料企业的信息。我的厂子的设计和审批都有专业的中介公司帮助办理，他们拿钱做事，相当靠谱。”在温江，食品行业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专业的领域。就在我们采访期间，当地政府还成立了健康食品产业联盟。卢怀抒一开始把店址放在郫县，却发现郫县引入富士康之后更注重工业园区的环境，并不适合食品加工，于是果断地转入了温江。同行都以为她是“家族企业”，她眉毛一扬，“传到第二代才做我这么点规模也太差了吧！”
“我尊重的是日常性。”卢怀抒告诉我，“我不是为了好玩、风格，或个性在创业，而是用长远、认真的态度，尊重小餐饮给我的机会。”包子太接地气了，所以互联网浪潮过去了，包子事业却一点也没受影响，食品厂开始给其他包子、饺子、抄手店供应半成品馅料。肉源、制作时间、材料来源全部明晰。“我们不是要挤垮那些婆婆店、夫妻店，正相反，能够减轻他们一线的工作，提高效率、卫生标准等等，我要做的是这个生意。”脱离艰苦初创阶段的王小觅暂别卢怀抒，和男友去上海成家立业，去了迪士尼工作。
“成都人追求的就是日常中的一点小点缀、小提升。对新鲜事物有好奇心，也进取，但不焦躁。一个新东西在成都不会受到那么多的‘judge’。”王小觅想用自己的创意回成都创业。卢怀抒有用的经验摆在那：前期成本可能很高，但是带着抱怨慢慢适应以后，会发现节奏感一致。王小觅创立了有十来个员工的摄影工作室，拍非常有生活感的商业照片。“我带着不到一岁的宝宝去花海里拍狗狗，孩子和狗狗们躺在一起，咯咯笑了一天。”这种家庭记录在上海已经火了一两年，但成都还是空白。“也许竞争很快就会出现了，我得让产品变得更好才行。”
随着她们的步子越迈越大，王小觅说，成都的步伐也在加快。“2012年，成都比北京和上海慢了两步甚至更多，但此后却一点点地在提速。”“盆地意识是很明显的，以前成都人觉得成都很好，根本不比北京、上海差。最近几年，这种差距逐渐被意识到了。”意识，就意味着追赶。“只剩下0.5步的优势了。”
Kaka每晚7点准时来酒吧开业，回头客和新客是6比4
Kaka：北方的南方做广告行业的Kaka发现，准一线城市当中，“成都”作为城市形象的曝光率最高。“总是一下子就能想到这个地方。”吸引感不是一天造就的。他在兰州上大学时来过两次成都。在北京工作后，成都车展规模庞大，他经常需要到成都出差，自己一年还要来玩个三四次。“周五晚上到，周日回。”成都到北京的航班虽多，但是很少打折，飞行时间三个小时左右，快要赶上出国了，但是Kaka说：“一下飞机味道就对。”
“成都比哪里都像一个城市，是那种真正的中国城市。有细节，有热闹，有精致，及人情味。当然这是对北方人来说的。成都就是北方的南方。”作为三里屯通，Kaka发现太古里更有味道。“每一家同品牌店，成都的都有北京的三倍大。”“作为本土时尚icon的战场，三里屯还只是下了班才热闹，而太古里是任何时候都热闹，节假日就要爆。”除了成都市中心的太古里，成都近几年把建设重点放在南边的高新和天府，这也使得城区里的布局，依然保留古典框架的眉目，嵌入细微的神韵，舒缓的发展速度，让Kaka觉得吻合内心。
几年里，他甚至不再需要本地朋友和亲戚指点，对成都的小巷子、小面馆了如指掌。“我可能就是来吃的，我是西北人，爱吃辣。”他不喜欢压抑，上海、香港的大楼“扑面而来”，“还好北京二环以里不准建高楼”。也不喜欢农家乐式的土，“观光猎奇”的优越感他不需要。“成都人很细地活。走在大街上你看人的精神面貌，都是很舒服，不辛苦。北上广的街上，是白领模样的人居多，而在成都，真的很难从外表给人们做职业划分。”
2017年把户口迁到成都来的Kaka，只用了不到一天就办完了所有的手续。这年“五一”期间他到成都来玩，发现这里的年轻人很愿意在酒吧花钱，但是可选的范围、种类还是不够丰富。上世纪90年代起，成都的酒吧夜场文化开始蓬勃发展，培养出张靓颖、谭维维等许多歌手，这些年里，酒吧和餐饮业一样更新换代，水涨船高，让成都的吃喝玩乐氛围一直保持着高水平。除了Space这样全国数一数二的电音吧以外，种类越来越多元，更妙的是，永远不缺酒吧门口排队等位子的年轻人。
2012年Kaka从兰州到北京，还有农村孩子进城的感觉。5年里，Kaka在广告行业，从一个“小朋友”，变成了甲方的广告人，生活节奏终于慢了下来。和他玩的人都比他大，以1979到1982年出生的人为主，在这些前辈身上，Kaka看到了10年后的自己，他不想变成这样。
他特别喜欢北京，和很多逃离北上广的人感受到的压力不同。“从公司出来，站在东单的天桥上，看一眼最美的西边的云彩，什么烦恼、压力都得到了抚慰。”2012年的北京，经历了奥运会前后的大规模建设，进入平稳繁荣的城市氛围。北京教会了他在最时髦的三里屯，寻找最好玩的酒吧。本来是工作和社交需求，却变成了一种心情释放，再后来变成兴趣爱好。他的时间都贡献给了这些“如数家珍”的地方：“走进一个特别破的黑胶唱片店，第一家做speak easy的就在那”；“从新东路到亮马河一大片七八家不同风格的大众小酒吧，都是一个集团的”；“年份威士忌分开小杯地卖，老板不差钱”。他在周一周二这种悠闲时段去和调酒师套瓷，探索钟爱的鸡尾酒，搞懂冰、酒、味道的奥秘。这些“玩耍”的乐趣不断地放大，北京的鸡尾酒吧种类纷繁，玩法众多。“你想花钱，可以有更多更好的花钱方法。”这让他对自己人生的“享乐主义”定位有了认知。
成都的精品咖啡馆越来越多
但下了班喝一杯的生活已经不够。“生活感”和辛苦工作之间，Kaka觉得并不是简单画等号的。他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没吃过苦，没存过钱。工作头两年里他负责车展，一年200天在出小短差。在北京时晚上10点半下班，打车回家，睡觉之前最后还要看一眼工作短信。广告行业里的等级非常明确，前面的人最高做到总监。“换公司，升Title，加薪，但也就到头了。”天花板虽然还远，但就在那。“台阶感特别强，但就是那样。”
“不能跳着走。”他大学时做兼职主持人和模特挣得钱已经比毕业生还多，天性爱社交又适合广告行业。“只要找到一个新的、成都人没见过的东西，大家就会感兴趣，这是个很好的噱头。”Kaka已经等不及了。
他在成都发现了非常明确的机会：消费升级还未完成。消费习惯上，他发现成都人更舍得花钱，特别是花时间。北京由于生活成本、交通成本等因素导致“生活感”被无限地浓缩，而在成都，生活被稀释、延长。“五一”期间他先找到自己最常去的北京一家酒吧的老板，对方说早就看好成都了，一直没有机会。Kaka把想法做成了PPT，明白通晓。递交辞呈后，他让高中同学——早就在成都自己经营咖啡馆的好友负责找店。北京的东西扔了一半，寄了20个箱子到成都。
“我把打车软件全卸载了。”第一天他住了个民宿，一看外面是成都的街景了，还是感觉不真实。这个城市和北京的差异太大了。在北京他没有胆识和魄力去做哪怕是工作中的一点小决定，更不用说酒吧了。“三五年的规划对我已经很长了。”
之前他在北京和两个朋友合租了一套三室一厅，一个月3000元房租。而到成都以后，“自己住的地方得自己找”。Kaka终于找到了他的安身之所，一个9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高层毫无遮挡，对整个城市一览无余，他惊呆了。用半个月进行了软装布置，到太古里走路只要10分钟，房租只要3300元。
“我这辈子都不想买房，除非房子和衣服一样买着容易。”来成都一年里的实现状态：睡到中午，下午去找一家独立咖啡馆喝下午茶，晚上来酒吧看店，11点多回家，周末去三圣乡喝咖啡，外加把这周的花买了。另一方面酒吧的装修和管理都是他一个人在做。“我也问过几个成都的同行，他们都说开个店太容易了，成本低，玩着就把钱赚了。”目前这个小店的盈利虽然没有达到他一开始特别乐观的程度，但运营得也很不错。“论物质生活的质量，上升得太多了。”
他设计的酒吧里皮革制的靠柱，正好可以站在一个很舒适的小范围里，但是成都人觉得站着喝酒没面子，这是他也在调整的问题。“成都人对外来的东西都有非常开放的心态，店里的老客和新客已经六四开了。”鸡尾酒本身就是西方文化，Kaka觉得，就是自己喜欢的60平方米的店面，单一种类的鸡尾酒，对年轻女孩子来说已经够了，也足以容纳自己。
就在他到成都生活的这一年里，成都的发展变化极快。“很多小店铺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了。我喜欢喝独立精品咖啡，成都的小咖啡馆数量已经快赶上上海了。”我们约在一个由小咖啡馆带动的老居民区的底商环形的家具店里，外面是一个街心公园，拍照、玩手机、喝咖啡的女孩子们使得下午两点多咖啡馆就摆出了“位子已满”的黑板。旁边是个鼓店，悦耳的鼓点节奏时不时地传入公园和店里，让人觉得振奋又放松。Kaka在成都的第二间店铺正在筹备中。
武汉姑娘李许珊珊说，成都是她的心灵故乡，是她成年后主动选择的人生
李许珊珊：文化自主的心灵故乡李许珊珊是武汉人，有武汉女孩的爽朗、勇敢和直接。她非常明确地告诉我，自己因为身体原因将不能生育，因此房子和户口对自己没有利益性的影响，但是她下决心下半年把户口迁到成都来。“我在成都找到了心灵的故乡，找到了自己。”她在成都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女性读书会。从武汉的大学硕士毕业后，李许珊珊进入上海一家年营业额过亿的教育培训机构工作。她对自己的设定是，人往高处走。因此当朋友递过来一起创业的橄榄枝，“到美国去”的想法吸引了她。不过当时朋友的公司落地在成都，要她先来熟悉一段时间。
“2013年我还带着一点在上海职场上的优越感。”当时正是全国风投“围猎成都”的时期，热钱涌入，到处是财富故事，互联网行业非常火热。公司给她租好了房子，给她车，不错的待遇，但是公司本身却成了镜花水月，离去美国创业的计划越来越远。“心很大，很野，但发现不能实现后，成都的慢生活，让我的心思反而开始了一种整理的状态，这个在我之前的人生里都没有过。”
和她一样，很多来成都的人，都不是为了“紧紧巴巴过日子的”。“很多到成都来创业的人，起点其实比别的地方要高一点。不像到上海，是赤手空拳的。过去典型的老板来自四川各县城，他在小地方挣了钱，到成都来享受生活，先买几套房，收着租金，然后用余钱开个火锅店、茶楼什么的。后来有西安、贵阳、昆明的人来，他们本身条件也不错，看中了成都的人力和房租都低，城市发展水平却不低。”李许珊珊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发现成都很有趣。她开始写公众号，以玩心参加各种社群活动，她本来在成都没有任何关系背景，却发现成都的社交极为活跃。“社交类的活动，频次比上海还高。以前我也喜欢豆瓣同城，到了成都发现，光高新区的活跃社群就有100多个，这些都有线下组织，定期活动，读书、健身、文艺、创业，通过互联网，成都人爱热闹又善于保持一个良好沟通界面的天赋被打通了。而且成都人特别喜欢打破自己的生活圈。”
社交能力极强的李许珊珊开始研究这里的社群文化。她在2012年发现自己身体的问题，从一开始备受打击，到半年后乐观地接受了一切。“一个人的价值如果无法用家庭实现怎么办？我想我有自己的社会价值。”她从小和母亲相处得不好，在上海一个人工作生活时，曾经陷入抑郁。到成都参加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她发现，“这一代人的很多问题，来自于和上一代人的关系”。当她把自己的坎坷挫折拿出来，用书里的方法做剖析时，她发现许多人跟她有共鸣。从少女时代起，她就不太在意别人的评价。“不是我选择在成都，而是必须在。”她有了低成本的联合办公室，有了许多免费使用的场地和桌椅。“我从小就是第一个举手，答错了也没关系的那个同学。”她说自己“没有偶像包袱”，从来不担心说错。
“成都具有机构投资价值的项目很少，但是具有个人投资价值的项目却非常多。成都有很多创业女性，都带有小而美、个性化极强、不可复制的特点。”李许珊珊说，经过前几年的互联网热潮，钱还是在一线城市，资本很难耐心地蓄水养鱼，这两年她通过更深地和人打交道，发现成都的女性创业者更理性。“你本身的项目可以盈利，又不是技术类需要前期的研发投入，可以自己做。”
2008年地震后四川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扶持，现在已经10年。“地震后，四川人在心态上也活出了自己。”四川人能够不被大势裹挟，以自己的节奏推进消费类创业，有文化和经济的双重支撑因素。“成都女性很勇敢，很务实，想做什么说什么都特别有干劲。我曾经以为上海女性都是精英白领，后来发现她们太被面子‘腔调’所累，吃东西讲求环境，用东西讲究大牌，而不在乎这些东西本身好不好。”大城市的高房价、精神空心、发展过快在人身上产生的问题，在上海有很多突出的体现，而成都就显得平和得多。李许珊珊在成都女性身上发现了“真实”的可爱与可贵。
2014年，天府新区成为中国第11个国家级新区。李许珊珊准确地记得这个时间节点，“因为一下子，一线城市来成都的人就多了起来”。社群在成都开始真正的爆发式增长，正是在这个时间，大量年轻人以新的形式，构造出新的社交网络。已经写公号、运营读书会的李许珊珊，学会了梳理观点，引发兴趣和思考，带着观察者的心态，她的活动开始走向全国其他城市，也有了清晰的运营模式。“我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成都让我有了底气。”
“去上海我带着改变命运的想法，到成都我却想改变命运的调性。”李许珊珊说。我们聊了很久，她对“上海女子图鉴”不以为然。“一个人成年以后，随着去的地方越来越多，向内看的也越来越多。”来到成都，是她成年后对自己的“文化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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