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李世民继位成为唐太宗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对他老爸制定的《武德律》进行修订，历时十年定稿成为《贞观律》。
从两部法律来看，李世民比他老爸李渊“仁慈”，将《武德律》的五百条死罪减少了近百条（九十二条），改流罪为徙罪七十一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干脆把“兄弟连坐俱死”之法直接删掉。
经过修订之后的《贞观律》，之前的严刑苛法被削减了三分之一多。
02
在唐朝，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很神圣的，亲情的维护特别重要，所以法律规定父子（女）之间、夫妻之间不能随便检举。
若有人谋反，也不能检举吗？
针对这个问题，唐太宗李世民专门发表过他的观点：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法律也必须规定不主张父子和夫妻之间互相检举，可以由他人去检举。
03
唐朝人犯了法，除了刑罚之外还要处以罚款，叫“赎铜”。
拿最轻的鞭刑来说，唐律规定鞭刑分五等，最低鞭打十下、罚铜一斤，以此类推，直到最高鞭打五十下，罚铜五斤。
为什么以铜，而不是别的物品作为罚款呢？
一是在古代，铜可以用来制造货币，二是在古人心目中，铜的价值仅次于黄金和白银，可以当“硬通货”使用。
稀缺程度又不如黄金和白银，比较容易获得。
实际上，不单单是唐朝，中国很多朝代都以铜作为罚款，比如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为官期间就曾因两次过错而被罚款，一次是任凤翔通判时，因与上司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铜八斤，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上报也被罚铜八斤。
值得说明的是，作为最严重刑罚的死刑，在唐朝，犯者同样要被处以罚款，所罚数量也最高——罚铜一百二十斤。
比死刑略低的是罚铜一百斤，相对应的刑罚是流放三千里。
04
唐朝一些法律条款“循汉制”，其中的杖刑就是从汉朝的鞭刑演化而来的（以杖易鞭），但最高不得超过二百。
如果严格按照汉朝的条款来，那么唐朝的杖刑最高应该是三百下，之所以规定“杖者不得过二百”，是因为多数犯人根本经不起那么多，还没打够数就被打死了。
05
在唐朝，如果你是一个给帝王做饭的厨师，必须严格按照菜谱做菜，“营造御膳，须凭食经”，否则你就没命了，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
在当时，为帝王做饭菜若误犯食禁，和“谋反”（图谋推翻朝廷统治）“谋叛”（图谋背叛国家）“恶逆”（谋杀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姐妹等等）一样，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判处以斩、绞为主的死刑。
至于是什么菜谱，虽然有关条文未予说明，但可以肯定，当然是“有关部门”审定，而不是厨师自己制定的那种。
06
在唐朝，某些情况下可以“以罚（罚款）代罚（刑罚）”，比如犯罪时未老、未生病，而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处”。
打个比方，某人犯罪的时候是六十九岁、事发时已满七十，或者犯罪时未生病、事发时正在生病，就可以“灵活处理”，采用以罚款代替刑罚的“收赎”之法。
对于还是孩子的小罪犯，此规定依然适合，比如有个小孩七岁时犯了死罪（很难想象七岁小孩能犯什么死罪），八岁的时候才事发，则“死罪不论”；如果十五岁的时候偷盗，十六岁事发，则处以罚款。
“收赎”制度，尤其适合残疾罪犯和生了重病的罪犯。
所谓“收赎”，简单点说就是“以银赎罪”，也就是如今所说的罚款。
07
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奖励的法律规定始于何时？
答案是唐朝。
唐玄宗二十五年，朝廷正式颁布对见义勇为抓获犯罪分子者给予奖励的法令：抓住盗贼者，给予纠捉之人两倍的物质奖励。
这个两倍，是指盗贼所盗窃财物的价值，“征收”对象是盗贼本人。
一些盗贼很穷、家贫无财可征，以及不符合“倍征”条件的，那就用“正赃”之数对纠捉之人进行奖励，若正赃费尽，则由官府出钱奖励纠捉之人。
见义勇为者有奖，见义不为者当然要受处罚了，比如邻里有人被盗或者被杀，你若告而不救，则杖一百；
闻而不救的稍微轻点，罪减一等；
如果当时的情形来不及救，则应赶紧到最近的衙门告官，若是不告，同样以不救助论处。
08
在唐朝，若有人明知是赃婢（随犯罪的主人财产一同没入官府的奴婢）而买来“自幸”，然后生了孩子，孩子应该归谁呢？
赃婢本来就不应该买卖，有人若明知故犯，则“意在奸伪”，其所生子女，就不应该从良，依律应“随母还主”。
09
唐朝法律条文之细，令人叹为观止，比如与雇佣、租赁有关的规定，就有这样的条文：庸、赁虽多，各不得过其本价。
意思是雇佣、租赁的费用，累计起来再多，最后应付的也不得超过“本价”。
比如你租借了一头驴，使用了一百天，租借费用是绢七匹二丈，但是那头驴只值五匹绢，那么你应该付的租金，最多五匹绢，不得超过此数。
10
假如因偷盗而杀伤人，按照一般的理解，那人就犯了两个罪，一是盗窃罪，二是杀伤罪。
既然同时犯了两个罪，那么是不是应该“二罪并罚”呢？
唐律规定，“假有因盗故杀伤人，或过失杀伤财主（这里的“财主”，是财物主人之意）而自首者，盗罪得免”，也就是只追究杀伤罪。
11
在唐朝，如果祖父母、父母犯了死罪被囚禁，囚禁期间子女是不能寻欢作乐的，也不得婚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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