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这幅五米多长的长卷，共绘有八百多个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73匹，车、轿20多辆，大小船只20多艘，以及桥梁、房屋、城楼等各具特色的建筑，展现了北宋都城汴京在清明节这天的风貌：汴河两岸、城郊到城内的繁华与城市内外各阶层、各行业人民的生活场景，这样大规模的以古代城市为题材的风俗画，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清明上河图》不仅是中国艺术绘画史上的一幅传世名作，更是中国城市发展史的独特见证。近日，由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明上河图：北宋繁华记忆》，从《清明上河图》长卷中的相关内容分解出二百多个细节，以指示线等方式进行讲解，立体还原北宋新型城市在经济、人文、科学和管理机制上诸方面具体而微的状况。
该书作者薛凤旋生于1947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取得地理学学士学位及硕士学位；1947—1977年就读于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得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专著及编著共约四十本，国际学术论文逾一百篇，主攻城市、区域发展、基建和发展策略研究。著作包括：《北京：从传统国都到中国式世界城市》《中国的大都市》《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等。
薛凤旋以专业的眼光与知识，通过150多张《清明上河图》局部图片，数百处细节提示解读，立体还原北宋城市场景与生活习俗。
该书曾获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推荐，书中还详细参考《宋史》《东京梦华录》等正史、野史和笔记资料，从商业经济、城市管理、市民生活等角度，解读了《清明上河图》的丰富内容，对于中国城市研究，不仅具有宋代城市化高峰的个案意义，也由此深入分析了古代中国城市化的特点和模式，为中国现代的城市规划提供了普遍的经验。
《清明上河图》中所见的琳琅满目的各类店铺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表明宋代是一个活跃而自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以商业活动为核心功能的新型城市的出现是一个重大标志。因此该书从汴京城厢坊制的城市管理状况、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政策与经济原因等角度入手，充分解读《清明上河图》中的社会内容，将我们在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所熟知勾栏瓦舍、城郭舟车、店铺酒旗等内容放在城市发展史和城市管理的角度进行考察。
城市变革的具体过程，可以从文献中考证得知，至迟1050年左右，即宋仁宗时代，东京的街鼓制度已被官方彻底废除。“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既然坊墙已经倒塌，坊市制瓦解，“禁鼓昏晓”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则记载了“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这样的情况，宋代出现了类似今日的夜生活的情形。第三章正介绍了《清明上河图》中所反映的宋代新兴商贸城市的商贸活动及城市经济，涉及运输 、旅游、餐饮、酿酒、医疗等城市商业与民用活动的细节。
第四章则论述城市管理体制的利弊得失，涉及宋代以之取代唐代坊市制的厢坊制的特点，从固化的细节中，薛凤旋详细考察了防火、用水、绿化、街河治理、能源等问题，对于现代城市规划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第五章则聚焦市民生活，对宋代城市中出现的各类市民群体，以及包括瓦舍在内的市民文化场所作了一番细致的讨论。最后，薛凤旋教授以跨越中西的视野，对比10—12 世纪初欧洲与中国古代城市化的阶段与特点，将本书的主题放在全球史的语境中进行了考察。
《清明上河图》之所以出现在宋代，绝非偶然，这种包罗万象的风俗画卷是以宋代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作为现实基础的。唐代的城市有鲜明的封建社会特征，作为居民区的“坊”与作为商业区的“市”相分离，“坊”是封闭的空间，“市”也是一个封闭空间，两者都有围墙，并有严格的开闭市制度：“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城市实施夜禁，由官方委任的市令统一管理。在唐代城市中，统治者不但对城市的各部分功能作出严格的规划，还将居民的生活日程纳入政府管控之内。
相比而言，宋代城市的规划则自由得多。从地图上看，东京的街道不再是又平又直的，斜街斜巷随处可见，一格一格封闭划分的坊市被四通八达的开放性街道取代。这个特征不仅为城市考古和文献记载所证明，更从《清明上河图》中得到了清晰的印证。我们从熙熙攘攘的“清明上河”景象中看到，东京城内已经没有坊墙，临街的建筑物均向街敞开，成为开门迎客的商店、酒馆，商家挂出的招牌样式各异，街边还有不少做小生意的流动摊位。坊市制已经完全瓦解了，城市内的居民可以进行临街的自由经营。
研究中国城市史，离不开对《清明上河图》的考察。中国城市的飞跃发展，大成于宋代，在废除了坊市之别、取消宵禁的情况下，城市由军事堡垒与官僚统治机构所在地（即“行政型城市”）的功能逐渐转为贸易繁华、旅客云集、居民密集的交通与商业枢纽。这样的“新型商贸城市”具有独特的规划模式与管理模式，不仅为中国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更值得我们今日的城市规划工作从中吸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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