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版权意识的重视，越来越多的阅读和视听服务都开始收费了，说起来，小编真怀念以前资源随意下载的年代，不过仔细想想，其实版权所有人这么做也无可厚非，毕竟人家也要生活啊，可即便如此严格的查堵防漏，盗版的的手段还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刚在电影院上映的电影，第二天网上就出现枪版了，也不得不叹服盗版技术手段的高明。
其实侵权、盗版是古来就有的。从宋代开始，盗版日多。书商为了保护自己的出版物，就在书末印上一段版权声明。如明代陈氏刻的《皇明文集》，其声明只有六个字：“敢有翻刻，必究。”这和现在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何其相似。
唐代司天监每年印有历本公开发卖。四川因离长安很远，就无历本运到。安禄山之乱时，唐僖宗从长安逃到四川，却见市场上有私人印的历本出售。各本的月大月小不一样，与政府发卖的标准本有别，而卖的人都说自己的历本是正确的。当地人把他们送到官府究罪。官说：“你们不是争月的大小吗？差个一天半天有什么关系？这是小事。”于是把当事人赶出了公堂。
十分明显，四川的商人是翻印司天监的历本，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侵权，或者说是“盗版”。这本是违法事件，所以出错也无法避免，审判官应该依法对侵权者追究责任。哪知这个官偏偏是个糊涂官，胡说几句，一场盗版案也就不了了之。
古代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印书比手抄容易，这就给盗版带来了方便，因而从宋代开始，盗版日多，迫使政府不能不管，于是便出面禁止翻印。宋人罗璧《识遗》一书说：“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
没有申请而“擅镌”，也就是私自刻版，那就方便了盗版，要依法处理的。在宋代，除了国子监刻印的一般经书以外，如有“新刊行文字”，必先将副本呈送官府看样，一方面是防“异端邪说”，另一方面也是怕有人以刻新书为名，干那盗版的勾当。若有不遵法而行的人，则采取具体措施给予打击。
对合法出版物给予保护还有事前张贴榜文，说明某书由某处某人所出，他人不得“专一翻版”。这样的榜文，既是事前预告出书信息，也是给盗版者一个警告。直到明清还是这样的。
除了官府干涉外，书商自己也有保护自己出版物的措施。那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出版物向政府备案，以示合法，他人无权翻刻。
书商的保护措施还有：在书末印上一段版权声明。如元代陈在刻《古今韵会举要》一书时，声明如下：“实昨承先师架阁黄公在轩先生委刊《古今韵会举要》，凡三十卷……今绣诸梓，三复雠校，并无讹误，愿与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篇系私著之文，与书肆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纤毫争差，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藻鉴。后学陈谨白。”
这样的声明，当时用的人颇多，不过说法各有不同，字数有多有少而已。案子多不了了之
这类声明，古人称为“牌记”。“牌记”式样并非一律，也不是明时才有。宋刻《东都事略》目录后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十六字，分两行写，外用边框。
但是，“牌记”能起多大作用，就很难说了，因为宋、元、明、清各代因翻刻而构成侵权、盗版之罪的人有得是，原书商或著者将这些人告到官府，如果原告是“有力之家，声气广通”，还可以得行其志；一般的，官府对这类官司是一只眼睛睁，一只眼睛闭，往往如本文开头说的皇历历本的案子，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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