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反缠足运动开始前，缠足虽具有别贵贱的意涵，却不是区分贵贱的标尺，以缠足为贵的观念并不突出，而主要是“以不为者为耻”。
反缠足运动开始后，为了体现放足的富家千金与佣人,婢女的不同，提倡放足的天足会特在日本东京定制精巧佩章，发给入会女士佩戴， “俾与佣婢有别，以免嫌疑，惟须取有妥保，方能照给，此亦格外慎重，冀效验速成之苦衷也”。于是凡入天足会者给以佩章，以示与佣人,婢女的区别。为了进一步显示佩戴徽章的不是一般女子，1906 年《申报》还报导说，天足会“使妇女带之者能表白于众，彼等未经缠足之故，非因无人照理所致，实因彼等乃天足会会友”。此徽章价值两元，“非人人所得购置”，“惟体面高尚之妇女方能购置”。
同时不缠足运动还将妓女排除在外。1902 年，盐城陈惕庵在给皇上的奏折中提出，应明令“以不缠足为良为贵，缠足之为污为贱。惟娼妓不在禁例之中。”不仅如此，一些反缠足组织也不准娼妓等“身家不清”者参加。1897 年成立的湖南不缠足会即规定，“入此会者专约士绅，娼优隶卒不与焉”。
一些地方甚至还不准妓女放足。1910 年四川巴县议事会制定的《实行放足规则》即明确规定: “凡娼妓妇女，专以冶容悦人，不准放足，以示区别，用杜滥冒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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