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启示录》 张国刚 著 中华书局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残卷（局部） 国家图书馆藏
【书榜访谈】
银杏叶落得满地金黄，清华园已入深秋。从西门到二校门，从大礼堂到老图书馆，一路上都有不少人在拍照。拍景，也拍人，把关于秋天的记忆凝固在照片里。
“‘现在’转瞬即逝，成为‘过去’，‘未来’还没来。只有历史，才是我们真正拥有的。”从文北楼的信箱里捧出了一大摞信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回到办公室，谈学，论史，聊他的新书《资治通鉴启示录》，不经意间提起，此时距离司马光出生，已有千年。
光明书榜：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读《资治通鉴》的？这部《资治通鉴启示录》与2016年出版的《〈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有什么不同？
张国刚：《资治通鉴》这部书，我年轻时就念过。我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研究的都是隋唐史，那时读《通鉴》，主要是看隋唐五代的部分。但《通鉴》写史，从战国一直写到五代，书只读一半，总觉得不合适。十几年前，我在学校里开了“《资治通鉴》导读”课，这是一门面向全校学生的文化素质课，挺受欢迎。在备课的过程中，我读完了《资治通鉴》，有的内容还是反复读。六年前，这门课在清华大学的慕课平台“学堂在线”上线，线上听课的学生近十万人，选择认证学习的也有几万人。《〈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是根据这门课的讲稿整理的，2016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入选了当年的年度“中国好书”。
《资治通鉴启示录》来自我在《月读》杂志连载的《〈资治通鉴〉讲座》。这个栏目每月一篇，从2014年到2019年，我连续写了6年。这些年，我不仅给清华的本科生讲《通鉴》，也给进修生讲，还在全国和海外的不少地方讲。在这个过程中，我对《通鉴》愈发熟悉，写起文章来就心里有底。
两本书相比，《〈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更通俗一些，因为最初是课堂讲稿，《资治通鉴启示录》的基础是文章，虽然也通俗，但相对严谨一些。两本书的内容有重叠，也有差异。除了这两本书，我还写了一本《〈资治通鉴〉与治世得失》，可以看作是《〈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的姊妹篇，书稿也交给了中华书局，明年可以出版。
光明书榜：您这两本书虽然以《资治通鉴》为核心，但都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绍《资治通鉴》，也引用了不少其他文献中的史料，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张国刚：《资治通鉴》编写于宋代，距离隋唐五代比较近，因此隋唐五代部分收进了一些其他史书中没有的文献，史料价值比较高，但它并没有囊括所有材料。
隋唐之前，《通鉴》没太多独家材料，但是对史料有所取舍。比如，《通鉴》记载，赵简子在选择接班人时，给长子伯鲁、幼子无恤每人一支写着训诫之辞的竹简。三年后，伯鲁把竹简丢了，也忘了上面的话；无恤不仅熟记那些话，还从袖子里拿出了竹简。而《史记》记载，赵简子让几个儿子上山寻找“宝符”，其他人都没找到，只有无恤说“已得符矣”，因为他在山上发现“代可取也”（可以夺取代国）。这体现了无恤的政治才能，但《通鉴》没记。再比如，在讲商鞅变法时，我将其与古希腊的城邦改革进行比较，还涉及了外国的史料。我没把自己限制在《通鉴》这一部书中，而是希望广收不同材料，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讲清楚。
我们说《通鉴》重要，并不是说它处处重要。比如“臣光曰”的部分，也就是司马光的评论，就不像它的史料价值那么高。司马光距离我们已经一千年了，同样一件事，站在当时的立场上去看，他的评论可能是对的，今天可能就显得有些迂腐。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只关心《通鉴》记载的历史事实就可以了，不需要对“臣光曰”投入太多精力。
光明书榜：《资治通鉴》主要呈现的是历代治国理政的经验得失，古往今来有很多政治家爱读这部书。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资治通鉴》的价值在哪里？
张国刚：普通人的知识来源，除了亲身实践，主要来自阅读。面对世间万物，如果只根据我们有限的实践、眼耳所及作出判断，就太随机了、太狭小了。系统地读一些历史书，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
司马光不是一个很优秀的政治家，但他记载历史是认真的。他编写《资治通鉴》的动力主要有两点，一个是给君王提供借鉴，另一个是编纂一部客观可信、能传之万世的通史。“资治”与“实录”今天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在古代史学家那里其实是统一的。
《资治通鉴》固然是写给帝王读的书，但帝王首先也是人，《资治通鉴》也有很多关于人生的经验：智伯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是“不仁”，最终智家被灭；吴起到哪都能建功立业，但在哪都待不住，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在彰显个人价值的同时兼顾各方利益的问题。人生中处处都有类似的问题需要面对。
元代学者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资治通鉴》不只是写给政治家读的，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
光明书榜：现在有不少业余爱好者参与历史写作，写得很热闹，但他们的学术基础让人不太放心。一些历史学者的通俗历史写作，有的为了通俗而不够深入，有的留有学术写作的痕迹，显得“不可爱”。有评论说，您的《〈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标志着历史写作与历史阅读的转向。其实，您是近些年才开始系统阅读、写作《资治通鉴》的，为什么要“跨界”？
张国刚：前面说过，我的硕士、博士阶段研究的都是隋唐史。1989年，我获得洪堡奖学金到德国留学，发现在德国评教授需要有两本书，一本是博士论文，一本是教授论文，两本书要涉及不同的领域。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面广是很自然的事。现在，除了隋唐史，我还做海外汉学、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研究。
年轻学者抓住一点做深入的研究，这是很好的。但如果资深年长一点，有了一定学术积累之后，可以跨界做点感兴趣的事。你已经有了比较宽的视野、比较长的经历，甚至可以指导研究生了，就应该充分发挥自己在宏观思考方面的长处。
《资治通鉴》当然是一部比较宏观的书。我写《资治通鉴启示录》，认为普通人读史，可以主要抓三件事：认人、记事、悟道。认人，就是认识那些重要的历史人物；记事，就是要把历史事件的脉络搞清楚；悟道，就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也就是“启示”。现在编辑把书名定为“启示录”，只拎出了“悟道”这一方面，略嫌窄了一点。
光明书榜：与纪传体的《史记》相比，编年体的《资治通鉴》阅读难度是比较大的，不容易入手。对于如何阅读《资治通鉴》，您有什么建议？
张国刚：这可以分为几种情况。如果你对《资治通鉴》本身不感兴趣，只是想了解《资治通鉴》记载的那些历史知识，可以先读读《通鉴纪事本末》《纲鉴易知录》之类的书，把记载史实更翔实的《资治通鉴》放在后面读；要想了解《资治通鉴》的智慧、思想，还可以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也可以读我的书；如果是对《资治通鉴》这部书好奇，就必须读原著。
读《资治通鉴》原著，我建议不要一下子从头读到尾，而是要先挑有兴趣的事读。比如，你对安史之乱感兴趣，就把别的线索先放一放，只读与安史之乱有关的内容。这样连贯地读下去，就形成了一部自己的《通鉴纪事本末》了。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在条目的设置上略嫌老套，他认为可以立目的，今天未必重要。
社会大众读《资治通鉴》这样的书，不要有什么功利目的，就应该一本书、一杯茶，慢慢读。只有这样，才能读出它背后的东西来。
标点本《资治通鉴》修订工程启动
在司马光诞辰一千年之际，标点本《资治通鉴》修订工程日前在中华书局启动。修订工作由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团队承担。1956年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是新中国最早组织开展的大型古籍整理工作。此次修订，力图将其从“标点本”升级为“点校本”：原标点本重点是标点、断句，本次修订将选择善本作为底本，进行符合现代整理规范的全面校勘。
（本报记者杜羽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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