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文茂/文
有时候坐在桌前，品一杯香茗，不经意间回忆起自己某一段求学的经历，是温馨和愉悦的……
我于1983年夏季考入德州师专中文系。印象中总分考了431.5分。这个分数在我所在的高中毕业班还算不错，第一名被本科录取，其后的七、八名都被德州师专录取。我最好的成绩是数学，101分，作错了1个选择题减了2分，一道平面几何题减了17分。语文不到80分，作文是看图作文，平时很少训练，是一张漫画，一个人扛着一把铁锨，一连挖了几眼井，都是浅尝辄止，在距离水源很近的地方停下来，说：这里没有水。当交卷的铃声响起时，我才发现写跑了题，站起来在卷面上写下最后一句话，把写跑了的内容拉回来。还不错，后来得知30分的作文题得了24分。政治70多分，已经放了卫星，因为高中三年我还从来没得过这么好的分数。最理想的是英语，不到60分，全班最好成绩是74分。我在初中没有接触过英语，在高一时跟不上课，听英语如听天书。自己也不用心，因为这一年高考英语满分按30分计，第二年满分按70分计，高三毕业时竟然按100分计了。这可真要了命！多亏高三的英语老师同时兼任高一的课，我就拿一只凳子跟他到高一教室听课，所以在学校里显得很另类。其实高一的课也听不懂，就靠死记硬背，学的是哑巴英语，会写不会说。历史、地理两门课都没及格，乏善可陈。就这样，我以优异的数学成绩考入了德州师专中文系。
我家距离学校30多里路。大哥骑着自行车送我去上学，我只带了简单的铺盖、蚊帐和生活用品。感觉德州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回家的路并不算远，但我很少回家，因为我没有自己专用的自行车，坐公共汽车也并不方便。还有一次父亲套着小驴车送我去上学，到了门口停下来，我不愿同学们看到我坐着毛驴车来上学。沿铁路线的同学很幸运，他们竟然坐着火车来上学！我一直向往能坐一次火车去远行，但直到大学毕业也没能实现这一愿望，真是遗憾！
那时的中文系只有两个班，我分在二班。两个班大部分时间合堂上课。一个班四十多人，生源主要是本地区的学生。在开课之前，有两位师哥师姐来给我们新生辅导，介绍学校情况。小师哥长得很帅气，但被师姐靓丽的丰姿掩盖了。师姐的名字叫李敏，人长得漂亮，介绍情况落落大方，后来在学校的活动中多次观瞻她的风采，她毕业后成为省电视台的台柱子。
学生宿舍楼共有两栋。我班男生住一楼，每间屋有七、八人，来自不同的县，都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卫生间和洗漱间集中在宿舍楼的东头，在早晨起床和一天的某一个时刻是最为拥挤和喧闹的地方。二楼是女生宿舍，我们是只闻其声难见其人的。楼上有节奏的高跟鞋的声音震碎了某些男同学的心。据说，有位师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楼前空地上忍不住对着楼上女同学吟诗一首：“君住楼上头，我住楼下头。终日思君不见君，同住一幢楼。”但是，如果楼上传来高跟鞋走路不规律、洗脸盆掉地下发出咣啷啷响的声音，那就不美妙了。有的男同学就会用拖把撞击天花板以反击，从而引发楼上楼下隔楼板大战。有位师兄据此写了一部短剧《楼上楼下》，在全校文艺汇演中演出，呼吁校园和谐。
学生食堂是阔大一点的平房。不到就餐时间，售卖饭菜的窗口前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有时后面的同学不耐烦就向前挤，前面的同学很生气就向后挡，一来二去队伍就晃动起来。晃动的队伍里夹杂着起哄和喧闹声。有的同学就喜欢加塞儿，见到熟悉的面孔就挤在他的前面，节省了排队的时间，从而侵犯了早经排队的同学权益，引发口角。我年龄小，个头小，就属于不大守规矩、喜欢加塞儿的人。我一走进大食堂，首先观察一下形势，选准哪个窗口的饭菜可口，售卖饭菜的师傅是否是熟悉的面孔，窗口前队伍里有没有熟人，神速穿插进去。有位齐河的同学很本分，洁身自好，从不加塞儿，据说他还不是团员，很鄙视党团组织里人员排队加塞儿的行为。我自视不是一个高尚的人，只是觉得加塞儿好玩儿，是对单调的学校生活的一种调剂。学生会里安排专人轮流来维持秩序，但效果不佳。阔大的食堂餐厅里没有餐桌，大部分同学端了饭菜，回到宿舍慢慢吃。也有买了饭菜的同学找个偏僻的角落，三个一伙儿两个一撮儿，蹲在地上就餐。吃剩的菜汤舍不得倒掉，冲上热水喝掉，不浪费一滴油星儿。
但有一件事我耿耿于怀。师范类院校国家补贴较高，一年级每月生活补贴18元，二年级时增加了3.5元。有一位师兄，烟台牟平县人，姓张，与我相识了，不很熟，说是自己生活困难，借点钱，马上毕业，有了工作就还钱。理由很充分，还钱的基础也很牢靠，于是我借给他50元，相当于两个半月的生活费。他毕业后在牟平一个中学教书育人，上班挣钱后回信说生活很困难。一年后回信说生活依然困难。再后来，没有回信，也没有后来了……
在宿舍楼和教学楼中间是操场，三合土地基，只能算是活动场所。我们的体育课就是在这里活动，大部分是自由活动。印象深刻的是踢足球，这是在高中时没听说过的，东西两侧设置了球网，把全班男生分为了两队，指定某某是前锋，指定某某是中场，指定某某是后卫，有人主动担任了守门员，于是乱踢一气，大家嗷嗷叫着兴奋异常，结果不很清楚。这是很自然的事，规则不很明晰的运动，结果必然是一塌糊涂。
对早操没什么印象，因为大家早操时我还在睡梦中。但是偶尔我也会在班委会的督导下毛毛愣愣起床，到操场上跑几圈。这时我注意到，在操场的北头，矗立着一颗高高的旗杆，旗杆的上头飘扬着一面鲜艳的红旗，红旗带动旗杆在猎猎寒风中哗愣愣地响。
第二年深秋的校际运动会。阳光明媚。校领导在操场旗杆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运动员上场了，比赛激烈进行。我和大部分同学是运动会的看客，坐在场边摇旗呐喊。这句话并不确切，没有旗，只有空喊。起东北风了，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旗杆上的旗子猎猎生风，哗愣愣地响。突然，毫无预兆，一瞬间，旗杆倒下来，直接砸向看客群。一片惊呼，现场大乱。旗杆砸向的区域是艺术系，周围人头攒动，中文系在外围，不明就里。后来就有消息说，旗杆砸碎了一位艺术系女同学的头颅。这位女同学，我印象很深刻，在学校艺术汇演时唱过女高音，音犹在耳……
教学楼在校园的东南角。学习相较于高中时要宽松一些，当然，主要靠自觉。中文系两个班，大部分课程要上合堂。不合堂时，两个班分头自习。自习时间也可到学校图书阅览室借阅资料，我去过几次，没有明确目的的借阅过什么图书，似乎借过几本杂志，也没什么意思。辅导员姓孙，号召我们写日记。我到了新的学校，正感到新鲜，就胡乱写了些东西。也没有明确目的，记每天身边发生的小事，记自己观察到的新鲜事，记自己对某事的一点感悟。过了段时间，孙辅导员收走了我们的日记本，并加了批语。这出乎我的意料，总认为日记是给自己看的，写时比较大胆，没想到辅导员会利用职权偷窥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从此，我几乎不再写日记，写东西也比较谨慎了。
当初是怀着对文学的憧憬而报考中文系的，但现实把理想击得粉碎。师范类学校是培养师资的，中文系也不是培养作家的，没有老师专门教授写作课。《写作》一门课是教授如何指导中小学生作文的。爱好写作的学生只能在课外活动时间请教爱好写作的老师。朱竹老师是诗人，就有几个诗歌爱好者围着他转。有个叫杜白的同学，名字就很霸气，是杜甫和李白合体了，经常作诗几首，但也没听说过在什么刊物发表。我也爱好涂抹文字，但在经过两年严格的专业训练后，写作每一个句子都要关注主谓宾定状补，文字严谨有余，而活泼不足。中文系的学生只需要死记硬背教科书的理论，而不必读原著，照样可以拿高分。我身边的好多同学直至毕业也没有读过四大名著，我是毕业几十年后也没有读过《论语》和《离骚》。
中文系组织了一次象棋比赛。我凭了三脚猫的功夫在本班取得优胜地位，代表本班参加正式比赛，对阵一位师兄，三局两胜，不到十分钟败下阵来。从此，不再下象棋。
我有幸代表本班参加系里的朗读比赛，选了一首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代表作《草叶集》中的名篇。对诗的内容一知半解，普通话也掌握不好，感情表达也不充沛，结果也就很不理想。几次代表本班出战，都是铩羽而归。
元旦，班里组织迎新联欢会。击鼓传花，有的同学唱歌，有的同学说相声，该我上场时讲了一段冷笑话，结果没有一个人笑。
有时几个同学结伴去看电影。到过地直礼堂，到过人民电影院，到过工人文化宫，看过《人生》《高山下的花环》《哑姑》《雷雨》，还戴着墨镜看过一部美国立体电影。
出学校门口向东，很空旷，路两边是低矮的临时工棚，还有庄稼地。再远一点是一条自南向北流动的河流，夏季雨水丰沛，水流湍急，有几个水性好的同学约我去河里游泳。我们从西向东游到东岸，再从东岸游回西岸。都很豪迈，想起了当年毛泽东在湘江中流激水。我并不真的会游泳，只是头悬水外，手脚在水下瞎比划，居然也游了一个来回。后来，后来有点后怕。再后来，每次路过这里，我都会想起1983年夏季曾和几个同学在这条河里游泳……
周末，曾和几个同学到新湖去划船，用脚蹬产生动力的那种船。似乎一起去的也有女同学，感觉挺新鲜。
学校里组织了一次向穷困地区孩子的捐赠活动，应该是“希望工程”的一部分。班委会作了动员，讲了一些捐赠活动的意义。我想，学校组织的每次活动意义都很重大，这是必然的，不然就没必要兴师动众的搞。我精心挑选了一本杨朔先生的儿童文学作品《雪花飘飘》，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年版，32开本，45页，很薄但很精致的一本小书。杨朔是我很崇拜的作家，他的散文作品《海市》《雪浪花》《茶花赋》《荔枝蜜》《泰山极顶》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而他的小说也别有风味。我在初中就读过他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读高中时购得的《雪花飘飘》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矿工的儿子曹百岁和母亲一起寻找父亲，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母亲被折磨死后，小百岁当了地主的羊倌。他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落入地主手中的游击队长，奔向解放区投入了革命队伍，在这里他与父亲意外相逢。故事跌宕起伏，悬念丛生，引人入胜，深深触动了我的灵魂。这在杨朔创作生涯中也很另类。我想，某个贫困地区的爱读书的孩子读到这本书，一定会感受到我传递给他的热情和温度。几天后，班委会公布了我的捐赠结果：为“希望工程”捐赠图书一本，价格一毛六分。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的初心是突出内容的实用，而班委会注意的是图书标识的价格。站在不同的位置去认识事物的“表”“里”两面，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大二时，在学校东北五、六里路外建了新校，当时还属于荒郊野外，有部分同学迁往新校就读。雪后初晴，我和几位同学相伴到新校会朋友。踏着积雪，放眼望去，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原野，在太阳的照射下泛着耀眼的白光。我们边走边交谈，兴致所至，还哼起当时正流行的小曲儿。在新校门前有一条深深的排水沟，有一位女同学穿着高跟鞋，走路一步三摇的，在沟底怎么也爬不上来，我在沟沿上伸出手去，心怦怦跳着，抓住她的小手，使一把劲，把她拉了上来。我们继续前行去会朋友，可我拉过她的手的手却始终不知放在哪儿好……
在两年的学习中，我师从曹鼎、吴三元、刘保今、张振安、李友仁、朱竹、季桂起等诸先生，在古汉语和现当代文学方面打下较为厚实的基础。几十年来对诸先生的教诲时刻不敢忘怀。曹鼎先生是位温文尔雅之士，常把复杂的问题讲得简单化，把简单的学问讲出深邃的意境。特别是他的板书写得很朴拙，且拙中见大美。吴三元先生才华横溢，其言谈和话语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梗直和倔强，授课时把满肚子的学问尽情倾泻，有时也心存愤懑，出《离骚》之语。刘保今先生性格呆板，不苟言笑，把古汉语讲得很深奥。有次布置作业，是对一虚词的解释，由我和几个同学在课堂上辩论，我们的答案大相径庭，他一一点评，都予以肯定和表扬。这件事给我以鼓励，坚定了我做事要追根求源的兴趣。张振安先生操一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讲解古汉语则别有一番风味。李友仁先生工作作风严谨，爱好颇多，教授古文学之外，还研究考古，做当时人们认为百无一用的拓片工作，后来又迷上了《周易》，颇有成就。他的四川话我听不大懂，所以对古诗词一直敬而远之。朱竹先生鹤首童颜，一颗童心在跳动，是一个诗人，在教授外国文学之余开专题课讲授诗歌，他的诗歌“大象”之说我始终没听明白。毕业后每次见面他都要谈他的诗歌，有次在中学生创作联谊会两周年纪念会上他现场作诗《两年》：“一年是一根鞋带，两年是两根鞋带，一根系在鞋上，一根系在心里。”满场喝彩。季桂起先生是青年才俊，风流倜傥，讲授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京腔京韵地读了一大片，震得我目瞪口呆，觉得他很有贵族气。后来他成为全省文学评论界一颗耀眼的明星。有段时期我对赵树理和孙犁感兴趣，又苦于找不到两位作家的书，在中文系图书室的女管理员帮了大忙，她五十岁左右，很和气，当时的图书室是不对学生开放的，但她在我的死缠乱磨下，对我大开方便之门。她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但她的形象我始终难忘。
毕业分配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大事。但我们遇到一次大的波折。上一级师兄师姐分配时正遇八四年全国性人事机构改革，大部分都直接进入了政府机关工作，这引起了教育行政部门的不满。据说，有一位极负责任的同志投书《人民日报》，反映基层师资力量薄弱，而师范类毕业生不应进入政府机关当官僚。这封正义感满满的人民来信直接决定了我们毕业后的走向，大部分进入基层学校，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而我也很幸运，正当为毕业后的工作发愁时，曾经就读过三年高中的学校正缺师资，分管业务的副校长和教务主任来学校招聘，亲自到教室找到我谈话，劝我回母校任教。我怀着对未来无限的憧憬，奔向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这正像一只小蜜蜂，清晨离开蜂巢，在旷野田间辛勤采摘花粉，飞来飞去填满肚腹，再飞回蜂巢酿出蜂蜜。
如果说这些年我在工作中有点成绩的话，那都是德州师专培养和熏陶的结果。我不是德州师专最优秀的学生，但我是她最忠实的信徒。每与人谈及毕业学校，我从不为自己念了专科而自卑，也从不为别人读过名牌大学而格外侧目之。我总是骄傲和自豪地作自我介绍:“我是德州师专中文系八三级二班学生，从事教育工作十年、文秘工作十二年、乡镇工作两年半、开发区工作九个半月、城建工作近四年、滞洪区工作整三年、人大工作又五年……。忙里偷闲，胡乱涂鸦，先后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御马园纪事》、《隆冬时节我们去割芦苇》，著有散文集《小城漫笔》。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时代文学》、《山东文学》等杂志……”声音不卑不亢，掷地有声……
（初稿写于2011年7月，为德州学院建校30周年而作，登在《德州学院校刊》上，于2022年10月改写）
2022年10月8日星期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