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新营
谷牧是新中国经济建设战线上的杰出领导人，他曾长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周恩来，谷牧始终把他作为敬佩的领袖、敬仰的恩师、敬爱的尊长看待。而对谷牧，周恩来也一直比较赏识和关爱。
抗战初期初识周恩来
谷牧本名刘家语，山东荣成人，青年时代就追求进步。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年仅20岁的谷牧到北平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并成为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36年，他受党组织委派到东北军第67军107师从事兵运工作。
谷牧初次见到周恩来，是1938年初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此前，谷牧曾随东北军开赴上海前线，参加了淞沪会战。淞沪会战失败后，谷牧所在部队伤亡惨重，在辗转撤到河南信阳地区时，他决定到武汉找党组织。
◆1935年，在北平“左联”时的谷牧。
谷牧听说周恩来副主席也看了自己的报告，心里很高兴。当他们正谈得火热时，周恩来走了进来。因为谷牧曾在报纸上看过周恩来的照片，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没等李涛介绍，谷牧立即站了起来，向周恩来毕恭毕敬行了一个军礼。周恩来看到谷牧身上穿的东北军军装，也立刻认出了他，和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谷牧除介绍自己在北平左联和东北军工作的情况外，还提出想去延安学习的愿望。周恩来听到谷牧的介绍后，停顿了一会儿，用那双深沉、睿智的眼睛看了看谷牧，意味深长地说：“目前从国统区到延安的艺术家和文学青年很多，据我看，可能是敌后工作更需要你！”
当天，谷牧被李涛接到另一个地方住下，认真阅读送来的一批文件和书籍。通过一段的学习，他对党的抗日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不久，谷牧即得到通知，到驻在苏北新浦的东北军万毅所部，继续从事敌后工作。
在阔别15年后，1953年11月，谷牧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当时，谷牧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分管工业交通方面的工作。
◆谷牧在1945年抗战胜利时的留影。
周恩来那次到上海，主要是研究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听取了市委主要领导汇报后，还专门要谷牧和上海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作一次工作汇报，潘汉年讲市场方面情况，谷牧讲工交生产情况。
在向周恩来汇报时，由于汇报本子上的一些数字是刚刚汇总而来的，不少内容潘汉年和谷牧还记不牢。所以，汇报中有时正说着，周恩来突然问起前面说过的数字，潘汉年和谷牧就忙着翻本子，周恩来笑着说：“不用翻了，我记起了。”待潘汉年和谷牧翻到一看，正是这个数字，都非常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当时潘汉年和谷牧猜想总理可能要批评他们几句，周恩来却和蔼地说：“搞建设，并不比打仗容易。当高级干部的，一定要下决心钻进去，由外行学成内行。”有了这次“教训”，在以后20多年中，每次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谷牧总要把一些基本数据切实弄清记牢，力求谈得具体准确。
“薄不在，由谷代”
1955年1月，谷牧调到北京工作，先后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兼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等职，从此可以经常直接聆听周恩来总理的教导，接受他交办的任务。在同周恩来的接触中，谷牧深受教育的是他领导工作中的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
1955年，党内曾开展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一有机会，还是要大讲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反对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问题。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强调：“不要光看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现在有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11月10日，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
◆1955年9月，谷牧任国务院三办副主任。
1958年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困难。随着许多矛盾的出现，逐渐引起了全党的重视。1958年底和1959年初中央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就讨论了纠正“共产风”的问题。1959年7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原定主题是进一步贯彻郑州会议精神，使国民经济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当时，谷牧参加了这次庐山会议。谁也不曾料到，没过几天，后来会议竟意外提出了所谓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问题，会议方向来了个大转弯，由“纠‘左’”变成“反右”。
庐山会议后，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反右倾、鼓干劲”的运动，直到1960年后期，迫于国民经济诸多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度过经济难关的课题，才真正被提上了中央的工作日程。
1961年1月19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他谈到：“在困难面前，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同呼吸，共命运，同心协力，把工作搞好。我们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主要应求之于自己。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都应该下决心摸清情况，摸几个典型。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还要谦虚谨慎，把情况弄明后再下决心，不能瞎搞。”
谈到具体工作部署时，周恩来要求刚刚成立的“十人小组”认真组织落实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措施。根据中央的要求成立的“十人小组”主要由国务院各工业部部长参加，负责全国生产总调度。周恩来和邓小平指定“十人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负责。同时，明确“薄不在，由谷代”。小组成立不久，薄因病休息，主持十人小组的工作就由谷牧承担起来。
◆1962年2月，周恩来给谷牧的批示手迹。
1961年春夏两季，谷牧的主要工作就是抓“十人小组”。周恩来让他们在养蜂夹道搞了个办公室。白天，“十人小组”成员各自在自己的部门工作，晚上就到这里开会，研究问题。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相当困难，经周恩来批准，谷牧他们每天晚上开会结束后，可以免粮票并免费吃到一碗面条。每次开会，周恩来都派他的秘书顾明来听，以便及时掌握情况。有时他听了顾明汇报后，对有些情况还要连夜进一步追问。经常有这样的事情：谷牧深夜回到家里，刚吃了安眠药睡下，案头的红机子又响了。一接电话，原来是周恩来打来的，再看看手表，已是凌晨两三点了。对此，谷牧极为感动。
1962年是国民经济坚决贯彻调整方针、经济工作由被动转向主动的一年。在这年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为顺利度过困难时期并争取经济工作的新进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周恩来积极贯彻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日以继夜地战斗在调整工作的第一线。谷牧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5年初，经周恩来力荐，毛泽东赞同，谷牧担任恢复建立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简称国家建委）主任。之后，他的主要工作转到抓三线建设。
在“文革”初期受到周恩来保护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恩来作为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文革”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也不太清楚。在“文革”初期，他为了将运动纳入我党传统的轨道，维护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缩小对生产建设的冲击和破坏，作了极大的努力。不过，后来运动的发展实际，使他的良苦用心完全付诸东流了。
“文革”初期，谷牧就受到了大字报的“炮轰”，但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1966年9月初，经李富春提议，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余秋里和谷牧被通知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经济工作，谷牧分管国家经委、建委、铁路、交通等部委。
周恩来当时最为焦虑的是：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他经常找谷牧等人了解经济工作方面的重大情况和问题。有一次，他对谷牧等人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
这期间，在国家机关中，也闹起了群众组织，与社会上的红卫兵相呼应。各部委中，哪里发生了武斗以及打砸抢事件，总理就派联络员去调查，进行干预处理。哪位部长被揪斗了，总理就指示谷牧和有关同志采取措施加以保护。11月9日，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周恩来重申生产建设决不能停滞和中断，驳斥那些只讲“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
那时，林彪、江青一伙对此是十分恼火和怀恨的，他们公开污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污蔑谷牧等人是“救火队员”。当时，周恩来有一段震撼人心的话，一直铭记在谷牧心中。11月19日下午，总理来到谷牧主持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同大家见面并作了长时间谈话。他对当时的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要在座的同志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无怨无悔。
12月28日，谷牧离开北京，到四川、云南、贵州等地了解三线建设的情况。1967年1月30日中午谷牧乘飞机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一群不相识的人绑架。谷牧回京后即被造反派绑架的消息，周恩来很快就知道了。他派出联络员找国家建委机关造反派谈判，说定在第二天只批判一场，即把谷牧送回中南海，他要听出差汇报。造反派不得不同意了。
就这样，谷牧在第二天被他们批斗了5个小时后，造反派头头亲自押送他到中南海。总理让人给他在中南海假山院的东面安排了间房子，与余秋里为邻。这个地方，成了以后一年多谷牧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场所。之后，总理几乎是天天找谷牧等人开会，研究通过了关于停止学生徒步串联的文件，研究了三线职工不能向一线跑等等问题。
1967年2月，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由于谷牧和余秋里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小伙计”和“小爬虫”，打那以后抓工作就更困难了。春节以后，造反派对谷牧的批斗升级。谷牧每次被拉出去，总理都要派个联络员跟着，并让联络员预先跟造反派“约法三章”：只能批两个钟头，到时放人；不能搞体罚；不能让别派抢走。有了这些“约法”，谷牧挨斗时的处境要稍好一些，但又有哪个造反派是真心听话的？等回到中南海，谷牧被斗得浑身就像散了架，痛苦不堪。李富春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在一次国务院会上提出：“谷牧一星期出去几次，身体受不了，而且也贻误工作，改为一星期出去一次成不成？”周恩来说：“什么一次两次？不出去了。今后出去，必须经我批准。”此后一段时间，谷牧出去接受批斗的次数少了很多。
随后的4、5月间，谷牧等一边接受批斗，一边协助总理抓经济工作。为了支持谷牧工作，周恩来特地安排他在五一节上天安门观礼。但“五一”过后不久，外面造反派揭发、批判谷牧的大字报日渐升温，先是“走资派”“三反分子”，后是“招降纳叛”“反党篡军”，到5月底，满街贴满了“打倒大叛徒谷牧”的大字报。
谷牧1936年在北平“左联”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过。这段历史，党早已审查清楚。为此，周恩来亲自找谷牧谈话：“已决定从×××专案组中抽出两个人突击查一下你的问题。你不必背什么包袱，还要像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叛徒”的问题未了，“特务”的问题又出来了。造反派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档案里，查出解放战争初期给特务发饷的名单上有一个少校，仅与谷牧原名相同，没有其他任何信息。为此，造反派在大街小巷贴出“打倒大特务谷牧”的大字报。
“大叛徒”“大特务”这两顶帽子扣在谷牧头上，他就很难再出面工作了。后来，李富春找谷牧谈话说，他和总理商量了多次，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谷牧很难再出面工作；“叛徒”“特务”问题，经过这一段审查，已大体弄清楚了。另外，建委机关实行军管后，秩序已得到控制。因此，李富春和总理的意见是：让谷牧回机关去，与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审查。谷牧完全理解他们的苦衷，立即表示：“一定正确对待，愿意到群众中去接受审查和批判。”李富春紧紧握着谷牧的手说：“总理让我特别转告你，自己要保重，要经得起磨炼。”正是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等同志的这些话，给了谷牧以勇气和力量，使他在以后长达两年的“牛棚”生活中能够坚持下去。
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恢复职务
直到1969年下半年，谷牧的所谓“叛徒”问题经查是子虚乌有；所谓“特务”问题也算彻底搞清楚了。专案人员找到了那个与谷牧原名相同的国民党少校特务的小老婆，证实那是与谷牧完全无关的另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谷牧总算获得了“解放”。但就在此时，林彪又发出要老干部“疏散”到各地的所谓“一号命令”。
谷牧也属于“疏散人员”之列，为此，国家建委军代表亲自到周恩来那里汇报“疏散”的方案，提出让谷牧到江西干校去。周恩来说：“干校不要去了。谷牧同志对三线建设感兴趣，基建工程兵他也参与组建过，让他到基建工程兵部队去搞些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一旦有事，还可以带部队去前方服务。”就这样，谷牧后来到四川江油基建工程兵部队里当了半年兵，后又在湖北江汉油田当了半年工人。直到1970年秋才奉调回京。
1971年至1972年，在谷牧没有正式恢复工作之前，周恩来让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当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的顾问，忙了一段时间；二是让他抓港口建设。在安排他抓港口建设的那次会议，是谷牧自1968年搬出国务院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见到总理，谷牧心情很激动，急忙上前与他握手，总理也紧紧握住谷牧的手。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谷牧同志在没有正式分配工作之前，我们让他抓一抓港口建设问题。”他着重阐述了搞好港口建设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要谷牧和粟裕一起组织一个小班子，深入搞些调查研究，提出港口建设计划，争取三年改变港口面貌。
在周恩来等的关心下，1973年5月，谷牧领导职务得到恢复，任国家建委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一次会议上，当他再一次见到周恩来时，总理显得更加瘦弱了。谷牧问候他的病情，他说：“你还不知道吗？我已经得了癌症了！”谷牧听后，惊诧万分。周恩来遂转移话题说：“你恢复工作了，担子很重，还得好好干呐！现在不是时兴‘爬坡’‘拉车’那些话吗？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只要一息犹存，就得奋斗啊！”听了他的话，谷牧十分难过，也很激动。那次见面以后不久，周恩来就住院治疗了。
◆1976年1月，谷牧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为了四届全国人大人事安排，1974年12月23日，重病中的周恩来飞往长沙。毛泽东告诉他：人大副委员长可以多一些，但“国务院副总理要能办事的，不是荣誉职务”。经毛泽东和周恩来认真商量，在随后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谷牧等为副总理。
1975年2月1日下午，周恩来先是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谈了国务院各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了，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他又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全体会议，他和小平同志都讲了话。当周恩来看到谷牧时，仍然关切地询问了港口建设情况。谷牧回答：“原定目标可以实现，请总理放心。”
自国务院全体会议以后，谷牧就很少见到周恩来了。4月27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把谷牧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李先念说：“今天早晨6点，总理把我找去，谈了很长时间，他要我转告你：在抓紧港口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抓飞机场的建设，海运空运，我们都很落后。”谷牧懂得这些都是总理十分关心和重视的大事，随后及时作了部署安排。
◆1984年1月，谷牧（左二）、胡耀邦等祝贺邓颖超八十大寿。
1975年是个不平凡的年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同江青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全面整顿“文革”留下的烂摊子。“四人帮”对此恨之入骨，到年底就精心策划了一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人们体察到这股阴风的矛头所指，都在为周恩来总理和他的亲密战友邓小平担心。
1976年1月6日深夜，王震来到谷牧家，谈了总理病危的情况，还谈到一些当时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他们的心情十分沉重，忧心如焚。王震说：“明天准许我们去探望总理，我们一同去！”1月7日上午，王震和谷牧一起去看周恩来，走到周恩来的病床前，他已昏迷不省，面容憔悴，胡子很长。王震看到这种情景，就悲痛地转身去找医生询问情况。谷牧的泪水夺眶而出，在周恩来身边呆呆地站着，期望他能睁开眼睛和自己说上一句话，但已经不可能了。良久，谷牧实在忍不住，哭出声来，走了出去……
1月8日上午，周恩来总理永远离开了人世，对此谷牧突然失去心里平衡，很长一段时日悲痛不已。1月12日晚上，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当时的感受：“一个政治家在世界上声誉如此之高，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印象如此之深，他的逝世引起的反应如此之强烈，古今中外能有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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