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人生大事，又是关系宗族人丁繁衍的社会行为，其上系国家之安危、社会之稳定，下关系家之存亡、宗族之传接，故历代统治者将婚姻程序与嫁娶礼仪纳入“礼制”的范围，并制定了相关法律条文，加以规范和实施。
清代的婚姻程序，更趋礼制化、法规化、传统化，它主要包括行聘订婚、结婚礼俗两个方面。其特点一是遵循有关婚姻法律条文行事，二是循礼制规仪为行为的准则，三是按照传统风俗进行婚姻活动。清代的婚俗有严格的等级秩序，上至帝王、王公贵胄，下至官员士庶乃至普通百姓，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下面就以民间为主，说一说清代的婚姻习俗。
婚礼程序清代民人婚姻的礼仪，虽因各地风俗与礼仪繁简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均未超出古时“六礼”的范围。所谓“六礼”，即是《礼仪》所称“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种礼节。
此外，“拜堂”、“合卺”二礼，在六礼中虽未列专章，但属亲迎的范围。这就是古代婚姻必须遵行的六种礼节，也是婚礼程序进行应有的程序。
“纳采”称为合婚，先由媒人替男方求婚，问明待字之女的年岁属肖，找算命卜卦的术士来合婚。“问名”，相当于后来的订婚，清代俗称“小定”、“大定”或“换龙凤贴”，主要仪式是双方交换正式年庚，并详细备注三代及主婚人姓名、荣衔等。
“纳吉”，古称卜吉，是向宗庙问卜于祖先。清代称“小聘”，是指男家致送女家的订婚礼物，一般是女子所用的衣物合首饰之类的，或附以衣服布帛，及小量财礼。
“纳征”古称“纳币”，清代时改成“下财”、“聘礼”，就是男家依照论婚时议定的财帛、首饰等物，按原议数量在迎娶之前数日送至女家。
“请期”清代称“催妆”，就是男家择定迎娶吉日，照会女家。届时由男家仪仗队及轿夫抬着花轿，迎亲之人则乘舆，至女家迎娶新娘，乐工仪仗在鼓吹作乐，由迎亲之人再三催促新人理妆上轿，而新娘故意拖延时间，然后整妆出阁，一般择吉日良辰，作登舆上轿之时，以符合大喜之义。
“亲迎”之礼，最为繁琐，古人重视婚礼，男子多至女家以礼相迎，所以称为亲迎。后经演变，亦有不亲往者。古时婚礼多以昏为期，因此亲迎必在黄昏之后，直至深夜。
清代民间的婚期多选在秋冬，尤以腊月二十三日至除夕为最佳。这是因为民俗中有“送灶”后，家中已无司命纠察，故嫁娶之事可随意举行；再者此时正值农闲岁尾、秋收冬藏之后，家有盖藏、人有闲暇，便于举行婚嫁活动。
清代民间的婚姻礼仪活动，虽因地区风俗不同及贫富条件的限制和影响，在礼节与程序上有繁简之别。但封建礼制、传统道德观念、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约定俗成的习惯，却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婚姻礼仪活动之中，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婚姻必须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严等第、明良贱这是清代婚姻的政治前提。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礼制与强化封建礼教，坚决维护父母决定子女的婚姻权利 。规定：“婚嫁者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若祖父母、父母犯罪被囚禁，子孙的婚姻仍需他们安排，倘若自作主张嫁娶，要受杖八十的刑罚。
此外，对妻妾失序、居丧嫁娶、娶亲属妻妾、尊卑为婚者，清代有明文规定及违制的处罚律文。在宗法与家族势力强大的地区，祠堂以族人联姻关乎宗族盛衰为由，也要出面干预族内男女的婚姻选择。
如此一来，婚姻的当事人男女双方无权力选择自己的配偶，不管们愿意与否，均得服从家长及宗长得安排。这种典型的封建包办婚姻，是清代婚姻形态中的主干。而家长在为子女选择配偶时，也必须遵循两个原则，即门第和贫富。
清代封建等级制度森严，人们的联姻也和其他社交活动一样，直接受到封建等级的制约，因此就有“婚姻择，严良贱、先门第”的规定。
为了严禁良贱通婚，法律专设有“良贱婚姻”的条文：“凡家长与奴娶良人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奴自娶者，罪亦加之”；“若妄自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等等。此外，法律还有“娶乐人为妻妾”的专条，禁止官吏及其子孙与贱民中乐贱人户的通婚。
法律明文规定良贱等级制度，而宗族祠堂作为封建宗法与“族权”势力的代表者，更是极力维护婚姻严门第、明良贱的原则，望族不与寒门联姻，不准与贱民通婚更成为一条不可动摇的天经地义的婚姻准则。
尽管有的地区婚姻论良贱而不计贫富，但在更多的地区，既别良贱又计较贫富。当时，婚姻论财突出地表现在讲究聘礼与嫁妆上，而聘金的多寡，常成为婚姻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清人陆耀辑在《切问斋文钞》中称：“将择妇，必问资装之厚薄，苛厚矣，妇虽不德，亦安心就之；将嫁女，必问聘财之丰啬，婿虽不肖，亦利期有所而不恤其他。”
清代统治者为了达到使天朝人丁繁衍和兴旺的目的，始终鼓励早婚多育，明文规定男子16岁、女子14岁即达到结婚年龄，可以自便。民间为传宗接代和补充劳动力，也多乐于早婚多育。此外，早婚还体现在童养媳制度的普遍。
童养媳又称“待年媳”，就是由婆家来养育女婴、幼女，待到成年后才正式婚配。它的风行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是由于贫穷人家生女多无力养活，于是将其给人，长大后再成为抚养者家中的媳妇。
二是父母亡故，对于未成年子女，尤其是贫苦家庭的子女，常因此沦落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在以男性为重的社会里，男女本不平等，当子女失去父母后，家庭或家族长辈在抚养上有所选择的话，女孩的命运总是位居末下，于是送人作童养媳，成为出路之一。
三是由于结亲聘礼重，婚礼彩礼支付甚巨，这种婚俗常人无力负担，男家如果属于“无力不能完娶”，而女家“贫不能妆女出阁”，于是领养童颜媳便成了最好的选择。
尽管童养媳制度可以大大缓解很多现实矛盾，但因童养媳的婚姻选择余地是有限的，所以婚姻出现悲剧较正常婚姻的比率更高，婚姻质量也更加严重。婆婆不和或翁姑关系不和以及夫妻嫌弃对方而发生外逃、命案事端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童养媳的命运和处境无疑是悲惨的。
寡妇成为弱势群体生活悲凉封建统治者为了捍卫封建礼教和伦理，于是严禁寡妇和离异的妇女再嫁，而要她们保持贞节，从一而终，并给身体力行的“殉道者”建立贞节坊、烈女祠。在这种情况下，寡妇的生活自然悲凉，而且许多地方还存在野蛮的“殉夫”制度。
然而，大量的文献记载都表明，清代寡妇再婚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尤其到了清末，随着时代的进步，寡妇们以自己“改节”行动对那种泯灭人性的封建旧礼进行了抗争。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清代已婚妇女完全处于“家庭女仆”的地位，无论是明媒正娶的，童养的，抑或是再婚过门的妇女，都基本被排除在“家政”之外，屈居于附属地位。更有甚者，有的还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身权利，被当作财产典当和出卖，从而使得清代妇女所受的封建压迫更为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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