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十而立后的研究生毕业照
1992年6月下旬, 我们89级研究生班12位同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基本完成后，趁着物理所的部分领导、部分专业导师、部分研究生部领导和老师，以及部分观摩答辩会的其他届研究生都还在现场的机会，研究生部的老师不失时机地组织我们拍下了多张彩色照片，其中就有这张被我认定的毕业照，虽然这些照片并不是按照传统毕业照那样“造型”拍摄的，但拍摄内容已经将毕业照的意义展示出来了。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在大学学习的研究生们，是很少拍摄如高中和大学毕业生一样的毕业照的，因为研究生已经没有明确的班级概念了，也就没有表示毕业照的基本参考了。虽然研究生们也会拍摄一些纪念照来存留，但与普通生活中的个人纪念照一样，除了单人照外，就是自己与领导、导师、其他同学在一起的合影照了。
现代大学的研究生们，同样很难拍摄出传统的毕业照，同样是因为没有班级概念等条件。但他们采用了欧美惯用方式，通过头上戴一顶硕士或博士帽来拍摄单人纪念照，以及与领导、导师和同学们的合影照，以此来表示这是他的研究生毕业照，由于头上多了一顶帽子作为标志，以至于成为现代研究生毕业后的标准毕业照了。
我们当年在物理所读研究生时，与大学有较大的不同，因为我们还保留了班级概念。原来物理所每年招收的研究生，少则十几人，多则二十几人，研究生部为了方便管理，便将其组成一个班。每年我们参加由研究生部组织的国庆和元旦等庆祝活动，以及研究生部组织的旅游活动时，都是以班级为单位参加和管理的，因而也就在同学们的心中形成了班级习惯，最后也为我们拍摄研究生毕业照时提供了便利。
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所招收的研究生，不仅每届招收的学生不多，就是在各自的学习、生活和研究方面，也与大学有许多的不同。我们89级只有12位同学，刚好可以组成一个班级来管理，虽然12位同学也是每人一位导师，且各自分散在完全不同的研究室中不同的研究组里，但我们12人入学时的第一个学期，是被研究生部统一安排在长春分院，采用封闭方式专门学习《英语》和《程序设计语言FORTRAN77》的。
显然，这种生活和学习都是在一幢大楼中进行的方式，与以往在大学和中学时的教学管理模式十分相似，完全可以使我们有一种重新回到了大学和中学的感受，因而也就很容易将我们的感情紧密地联系起来。就是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我们都进入到了物理所的研究组，但研究生宿舍和食堂仍然在一至四层大楼里，虽然在学习和工作期间，大家不易相见，但回到研究生宿舍后，大家又在一起就餐、生活和娱乐了，不仅可以加强本班同学的感情联络，甚至与学长学弟之间的感情也都相处得不错。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每年的上学期，研究生部都会组织在所里学习的研究生到外地旅游一次，我就分别在1990年和1991年的上学期，参加了去辽宁千山和丹东的两次旅游。由于是研究生部的老师和研究生会的干部共同组织，每次旅游都由我们自己规划，时间一般有半个多月，沿途风光一览余无，所有景点尽其观赏。三个班级中有条件的同学都会参加，二三十人的旅游团体，浩浩荡荡，一路歌声、一路笑声，好不壮观，此种条件下的情感联系可不是一般的集体活动可以代替的。
正是由于物理所每届招收的研究生不多，生活和学习管理模式以班级为单位，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同学们的凝聚力，且普遍强于各大学中的研究生。因此，在大学一般很难拍摄的，这种以班级出现的研究生毕业照，在物理所就可以顺利完成了。当然，毕竟是研究生，学生到外地做实验、学习、交流是很正常的事，就是在我选择的这张研究生毕业照中，也因为当时的吕有明和王振家正好在工作而缺席了。
毕业照中第一排站立的是物理所的领导、导师和研究生部的领导与老师，其中右一是研究生部主任，左一和左二是研究生部老师，右二是物理所党委书记，右三是物理所所长兼导师虞家琪老师，左三是我同学祝光的导师金锋老师，左四是我的导师于荣金老师。可以看出，这里与大学毕业照中的老师都是坐着的不同，领导和导师都是站立的，原因是拍摄这张照片完全是临时想起，因而没有准备好座椅。
第二排站立的是我们89级研究生班中的十位同学，从左至右算起，他她们是史若华、衣立新、潘海斌、郑杰、何林、祝光、张希清、张长青、王庆亚、许日谦，可惜因缺少吕有明和王振家，使得这张毕业照没能成为我们89级的“全家福”。另外，将我们89级同学特意放在中排位置，看来是研究生部老师想要突出我们的地位，目的当然是要大家记住，这是一张我们89级的研究生毕业照。
第三排站立的主要是90级和91级的部分同学。由于物理所每年招收的研究生不多，所有同学们吃住基本上都在研究生的宿舍大楼里，做实验也基本是在主研究楼中的各个研究室中，朝夕相处，虽然不是同一届，甚至彼此可能都叫不出姓名来，但大多数都相识，当自己的学长毕业时，他们只要有空是会来参加相关毕业仪式的，既可以听听我们的答辩会，又能与我们一起留下一张合影作为纪念。
我们这届研究生班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12位同学中有11位是东北人，唯有我是南方人；应届生只有五位，分别来自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和哈尔滨师范大学；在职生却有七位，分别来自长春物理所、长春光机学院、克山师专等，还有我这位来自湖南省临湘县五里乡的五里中学，不仅下放当过了三年知青，还在农村初级中学工作了九年；读研究生前有两位是物理所的研究人员、两位是大学老师，还有中专老师，而我则是唯一一位初中老师；我们12位同学之间的年龄差可能高达十多岁，而我是其中最大的，照片中也可以看出我与其他同学之间的差别。
因此，我的研究生毕业照实际上是我三十而立后的一张特殊毕业照。
物理所的研究生管理工作有许多优点，也有较多的缺点。因为物理所的研究生不仅人数少，且都安排到了各自的研究室中，跟随导师从事各自的研究工作，虽然可以快速提高学生熟悉科研环境，提高科研能力，但相对于大学成熟的辅导员制度和宿管阿姨制度，也为物理所的研究生管理工作留下一些不足和漏洞。
也就是说，物理所给予研究生的个人管理权限较大，研究生进入到研究室后的自由度一般很高，甚至要比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的自由度还要高，研究生的管理工作基本上是依靠研究生自己的自律性，这就难免给自律性较差的学生留下隐患。
事实上，当年我在物理所读书的三年中，就有个别研究生一个学期只有几次在物理所现身，研究生学习和研究完全是一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状态，若导师没有时间管理他，研究生部的老师就更是鞭长莫及了。
老穆就是一位比较典型的生活有些散漫的研究生。我不认识老穆，也不知道他的具体姓名，甚至不知道他是哪一届的学生，他是那个研究室的，他的导师是谁，我都一概不知。我只见过三次老穆，分别是在元旦晚会上、研究生食堂和其他同学的寝室里。我之所以了解他的一点情况，完全是来自同学们的闲谈中。老穆年龄不大，但个子魁梧壮实，留有一头长发，穿一身牛仔服装，是一个个性比较鲜明的学生。
下面这张我与导师于老师的留念合影，是在我们拍摄毕业照时拍摄的。我与于老师的合影不多，这张照片十分珍贵。照片中的于老师慈目善眉、平易近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也被我洗印了多张，并一直认真地保存着。于老师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集成光学专家，也是我国集成光学和纤维光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92年6月与导师于老师合影
看到下面研究生毕业照中的几十位研究生，他们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给人印象完全是一类“谈吐显鸿儒，交往非白丁”的非等闲之辈。事实上，当年在物理所求学的包括博士和硕士的大部分研究生中，确实是一群积极向上、举止优雅的人，在他们中间，既有个人爱好可显“聪慧高智”者，也有自我形象总是“齐宇轩昂”者。
物理所不愧是中国科学技术的象牙塔，且不说其中的导师绝大多数都是具有大家风范的大师，如我当年在物理所学习时比较熟悉的徐叙瑢先生、虞家琪先生、张新夷先生、于荣金先生、金锋先生等，不仅个人形象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学术上也是院士和研究员，是博导和硕导，就是在这里学习的博士硕士也都是一群不凡之人。
当年求学时由于我的宿舍在一楼的最顶头，这里除了电视室和库房外，长期住在一楼的只有三位研究生，大部分都生活在楼上的宿舍里。又因为我是所有研究生中年龄最大的，所以我与楼上的博士硕士们的交往不多不深。但我的同学和朋友，情商很高，善于交往，更善于观察。虽然他住在长春市的家中，空余时间却喜欢来研究生大楼中玩耍，也经常来我的宿舍中与我交谈。从他那里，我了解了一些研究生们学习之外的生活趣事，比较熟悉的有陈博士、孙硕士和马硕士，他们的性格上不尽相同，但高智商者的特征却如出一辙，并使我大开眼界，也增长了见识。
陈博士一副典型知识分子的儒雅模样，使你见他一眼就很难忘记。陈博士在平常的交往中虽然不苟言笑，但也不会距人千里之外，常态表现从不失一介书生的温柔和斯文。与所有研究生一样，陈博士在生活休闲中，也有诸多常人爱好，但他下棋非围棋不下，打牌非桥牌不打，其他非高智商爱好似乎与他无缘，对那些常人乐此不疲的简单游戏，他总是不屑一顾，更不会随意粘手。陈博士的业余爱好都显示出智慧。
孙硕士在生活中总是有点特立独行，甚至带有一些怪异。休息时间，也喜欢近人气、扎人堆、凑热闹，但在人群中少与他人言谈，若兴趣激活，一旦与人开始讨论，他必定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他嘴里吐出来的妙语联珠，可以给人惊世骇俗之感。他的阅历极广，记忆力极强，了解的知识很多，仅仅在物理本科学习期间，他就因一度对哲学疯狂热爱而荒废了主课。孙硕士虽然是兴趣至上，但也是知识至上。
马硕士我倒是经常看到他，之所以能引起我对他的关注，不仅因为他是我同学的师兄，还因为他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有较高的要求所致。毫不夸张地说，我每次在主研究大楼见到进入的马硕士时，他都是穿着洁净工整，步伐稳健有力，尤其是握着几本专著的右手，在离开衣裤几公分后，如军人一样，总是以笔挺方式前后摆动，就像英国贵族受过某种专业练习。马硕士时刻在提醒自己，应该注意自己的特殊身份。
研究生中绝大多数都是一群自律力极高的人，一群追求知识从不含糊的人，一群随时关注自己身份的人，这也是他们日后能够成就事业的基本原因。我深信，像陈博士、孙硕士和马硕士等自律力极高、追求面较广、又能时刻约束自己的人，日后一定会成为他们各自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我祝福他们。
当然，研究生中也有使你惊掉下巴的人。虽然他们考入了物理所，智力、知识和阅历较常人要高许多，但他们终究不能脱离常人的心态，常人有的他们有，常人没有的他们也可能有。因为一个人的智商高，并非他就一定会情商高。他们既是一群理工科的研究生，也是一群普通人，他们的一些做派，因为与普通人没有区别，以至于我们都不敢高看他、高估他。当联系到他们的身份后，你就有可能“惊掉下巴”。
在研究生宿舍大楼的一楼，有一间用于研究生娱乐的电视室，里面有一台从日本进口的34英寸大屏幕彩色电视机，在当时应该属于较少的高档电子产品，一般家庭是享用不起的，尤其是我这个来自农村初级中学的初中老师，因为曾经还在业余时间开办过电视机修理店，因而深知这台电视机的真实价值和应用价值。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它的价值，甚至有个别人并不珍惜它，把它当作公共财产去爱护、善待。
由于这台彩电是按钮式选择频道，大部分同学在看电视时，都是用手去按压按钮选择频道，但有个别同学却是用穿鞋的脚直接按压按钮，这不仅涉嫌损坏公物，因为穿鞋的脚按没有轻重，很容易损坏按压开关，其实也是对其他同学的极度不敬，同时也显示出这位同学较低的基本素养。不尊重他人，实际上就是不尊重自己！
研究生群体应该是一群有较高智商的人，应该是一群有基本情商的人，也应该是一群有教养、有理性的人，更应该是一群有群体爱心和谦让、包容的人。但研究生群体中也确有少数人不是这样，并为此还被其他群体整得灰头土脸，既没有落到任何好处，也得罪了大多数同学。
原来在长春物理所的研究生中有部分球迷，他们对足球的痴迷程度可不是一般的迷恋和狂热。那段时间恰好是欧洲足球锦标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每次大赛直播都是在半夜时分举行。所以，每到晚上12点后，这群球迷便一同集中在电视机前，打开电视机观看直播比赛。本来已经是夜深人静的半夜，加之这帮家伙还不调小声音，每当进球或失手时，这群球迷那个激动劲喊出来的欢呼声，在整栋大楼内回响。
在研究生中也有部分人和我一样对足球兴趣不高，虽然对球迷们的痴迷程度多少有些不解，但也从不对他们评头论足，就是有些反感他们的某些狂热，也不会与他们发生无谓的矛盾，尽量与他们保持和平共处的“和为贵”气氛。
由于我的宿舍在一楼，正好在电视机房的斜对门。球迷们忘乎所以时，往往会忘记了关上电视室的房门。当如痴如醉、如癫如狂的球迷们狂热地叫喊时，嘈杂声浪一波一波地直逼我的房间，此时的我只能想办法捂住耳朵，或者干脆将头深埋在棉被中，用“眼不见，心不烦”来平息自己心中的怨气。
鸵鸟政策，并不总是代表绥靖和妥协，某些场合则是安定团结的法宝！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采用阿Q精神胜利法。有一位独住一室的研究生，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同样对足球赛没有兴趣，不仅对球迷的表现不理解，还是一副不屑的样子。加之他的作息时间很有规律，很难容忍影响自己休息的行为，因而非常讨厌这帮球迷们在半夜三更乱叫乱喊，火气上来，他还是一位不管不顾的主。
有一次，他可能被这群球迷狂轰滥炸般的叫喊声惹怒了，也可能是连续多晚电视室的骚扰使他早已不厌其烦了。实在憋不住后，便一气之下冲进了电视室，他既不是来规劝球迷们要文明看球、或者警告他们要收敛一点，也不是只拔掉电视机的电源，而是直接将电视机的电源线给扯断了，然后一走了之，回到自己的房间关门睡觉。
刚开始，这群球迷可能是被他的突然出现给弄懵了，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在安静了几分钟后，发现电视机的电源给弄断了，直接影响了他们继续看球，这时大家的心才缓过劲来，也同时爆发出了一股怒气，一起冲到了他的房门前，对着他的房门一顿拳打脚踢，闹得整栋大楼在夜半时分震天声响。
球迷们虽然是研究生，但他们发怒时，也会如雄狮一般，“吃人”可能只是分分钟的事，毕竟他们也是一群雄性，失去理智的事，不是不能发生！
估计若是再不开门，自己的房门都有可能被这群疯狂的球迷们给踢坏。
这时的他也终于清醒了，连忙从床上爬了起来打开了房门。当看到门外这群眼睛发红的疯狂球迷时，心里一下害怕起来了，连忙向他们赔礼道歉。可是，这帮家伙并不是来听道歉的，而是要求他马上把电视机的电源线接好。无奈之下，他只得马上拿出了几件工具，重新回到了电视室。好奈也是物理所的研究生，这点接线的小事难不倒他，很快电视机中又响起了足球比赛的欢呼声，风波才得以平息，一切又重新回到了原点，球迷的叫喊声再次从电视室弥漫开来，并一直到世界杯结束。
从这场球赛事件中可以看出，不管是球迷们，还是“砸”电视机的人，都是一些自律性较差的人，其基本做人的德行也不敢恭维。他们需要懂得如何展示自己的“兴趣爱好”，也需要学会如何表述自己的合理诉求，一味的影响他人、干扰环境，与一味地以暴力对抗，既不能解决旧有矛盾，还只会使问题扩大化。看来研究生也需要学会做人和学会与人交流，学会使自己如何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物理所的研究生群体，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其中的成员如同市井小民，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酸甜苦辣”，他们的性格特点和生活习性，同样可以展示这个小型社会的全貌。
象牙塔并不是圣洁的地方，知识分子也并不是特殊的圣徒，虽然这个小型社会有它独特存在的个性，也一定有它与普通社会一样的基本共性。
物理所是大师云集的地方，但对我教诲和帮助最多的只有金老师和于老师。
之所以熟悉金锋老师，不仅是他教过我们多门专业课，还因为他智商高，情商更高，对我们这些“大龄”学生热情友好、平易近人。金老师还是我们这个新型专业领域中最早的集大成者，因为他很早就编著出版了，在当时称得上是中国集成光学界最早的专著《集成光学》，该书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集成光学界的开山之作。金老师还与我的导师于老师一起翻译了，由美籍犹太人，世界著名光电子领域专家，亚里夫所著的《晶体中的光波》，这可是一部全球集成光学界的鸿篇巨著。
金老师还是我们专业课中《光电子学导论》、《集成光学》、《非线性光学》和《波导光学》等课程的主要教授，其中的《集成光学》教材当然是金老师自己编著的；《光电子学导论》教材还是由美籍犹太人亚里夫编著，该教材同样是亚里夫在本领域中另一本影响较大的力作。实际上，亚里夫还在量子电子学领域有诸多贡献，亚里夫可以称得上是量子电子和光电子研究领域著作等身的专家；《非线性光学》教材由过已吉教授编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金老师的理论功底非同一般。
金老师与中科院及许多大学的光电子领域的专家学者往来密切，是该领域中较为活跃的科学家。由于他头脑灵活，上层路线走得顺畅，加之理论功底在业界也是响当当的，因而手中长期握有多个课题项目，研究经费充足，工作热情高涨，事业正是风生水起的黄金时节，是我们八室中最富足的导师之一，做他的研究生倍感幸福。
于老师是我的导师，也是中国光学会集成光学和纤维光学分会第一任主任，物理所第八研究室的第一任主任和唯一的研究员。于老师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在集成光学和纤维光学领域有较多的头衔，许多学者在申请课题、或出版专著时，都会找于老师帮忙。可于老师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利为已谋利，他手上的课题很少，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在自然科学基金方面多弄几个，就可以保证每年有十几万元的经费。我在于老师身边学习三年，尽管研究组经费捉襟见肘，但于老师从来不为所动。
于老师不喜欢求人，更很少为学生出面求人，但对于我确是个例外，原因是于老师比较看好我，认为我在计算机处理能力和简单仪器设计动手等方面还可以，是一个可塑之才，希望我能够在科研领域有所造化，为此还专门动用了手中的一点权力。
其中一次是：于老师想直接带我去浙江大学发展。
于老师当年曾经受到过浙江大学的邀请，希望他加盟浙大，组建一个集成光学方面的研究所和一个实验室，于老师欣然接受了。在处理相关事务时，于老师提出了随同人员的基本要求，那就是还要带上已经在物理所工作的马少杰，和我这个还未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一同入职浙大，目的就是与他一起创建研究所和实验室。
显然，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创建新单位，必须有信得过的助手，这说明小马和我是于老师信得过的两位学生，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完成实验室的建设。
浙大虽然接受了老师的要求，但却说学校已经有了明文规定：浙大只能接受博士研究生。为此于老师对学校说，可以要求马少杰和我直接做他的在职博士生，一边读博一边创建研究所和实验室，这也是九十年代初许多大学的做法。
然后就在积极做好调动准备工作时，于老师突然病倒了，这一治疗就是数月，去浙大工作的事也就随之搁浅了，我也随之失去了一次十分难得的深造机会。
开始时我并不知道有这样的好事。后来在与师兄马少杰的闲谈中，他在只言片语中透露了一些并不确切的消息，内容也就于老师可能要去浙大，还有可能带上他和我一起去浙大攻读博士等基本情况。
后来于老师请我和马少杰一同到他家里吃饭，席间于老师不无遗憾地跟我专门讲起了这件去浙大的事，这时我才较为全面地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从中也才知道于老师对我的研究能力是比较认可的，并想利用自己能够去浙大发展的好机会同时栽培我，这也是于老师第一次利用手中仅有的一点权力想帮助我。
没有去浙大是我的终生遗憾，位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浙江大学，一直号称是中国的小清华。六十年代时，是我国著名物象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亲自执掌浙大校长，主持浙大大小事务，使浙大在许多学科领域挤身进入了国家科研的前沿行列，更何况浙大就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之滨呢！无缘浙大就读和工作，是我的最大不幸，但于老师对我的这份师生情感，一直是我引以为豪的事情，感谢于老师对我如此器重。
另一次是：于老师推荐我去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工作。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简称武邮，它的前身是邮电部的一所部属大学——武汉邮电学院，改成研究院后专门从事光纤和半导体激光器的研发与生产。
推荐我去武邮也是于老师亲自告诉我的。记得那次我受邀去了于老师的家里，在他的书房中于老师送我一本专业著作《半导体激光器》，并对我说：这本书是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一位专门研究半导体激光器的研究员写的。由于这位名叫解金山的研究员是于老师的好友，解老师出版该书后，希望于老师帮他在业界做一些宣传推广工作。
解老师之所以相信于老师，是因为于老师曾经翻译过的一本世界名著《铟镓砷磷半导体》，这本书同样是研究半导体激光器的著作。可以说，于老师在半导体激光器领域也是一名专家，知名度较高。
随后于老师又说，这一次解金山老师又申请了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同样希望得到于老师的帮助，因为于老师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并且是半导体激光器领域的专家，在自然科学基金的评选过程中有较大的影响力。
如是于老师趁着这个机会，反过来向解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即要求解老师帮我进入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工作。于老师还说，他已经跟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夏副院长打了招呼，这次希望解老师从中起点助推作用，尽最大努力促成此事。
于老师为了证明自己做了这事，还特例将解老师的申请评审报告给我看了。可惜人事决定权完全在院长手中，夏副院长和解老师的能力有限，我被于老师极力推荐去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工作的事，也就在不了了之中无疾而终了。
于老师为了我能够进入武邮，可以说是放下了身份的，也打破了他自己制订的不用手中权力为已谋取私利的规矩，武邮没有去成，但于老师的这份恩情我终身难忘！
还有一次是：于老师利用“交易方式”推荐我去烟台大学工作。
由于九十年代后国家采用双轨制就业方式，又由于于老师带我去浙大和推荐我去武邮的希望都破灭了，为了使我不至于放弃自己的专业，也为了使我在科研领域有所作为，于老师降低要求，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再一次推荐我去烟台大学工作。
烟台大学在当时只能算是一所地方二流大学，并不是于老师的首选，但因其他方法行不通了，走这条捷径，应该势在必得。为此，于老师同样跟我讲过此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于老师专门将1991年全国集成光学专业学术会议选址在烟台大学物理系召开，而烟台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又是于老师爱人夏老师的大学同学。冲着双层关系，于老师在学术会议期间，专门找物理系主任和学校相关领导谈了我入职的事情，介绍了我的基本情况，希望烟台大学接收我。
同样，去烟台大学的事，最终还是成了昨日黄花。虽然我对去烟大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于老师的良苦用心我一直铭记。虽然大恩不言谢，但我还是要谢谢我的导师！
1992年6月研究生毕业照（我在第二排右三）
（2022年1月14日于广西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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