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一天，江苏姑娘陶秀华和丈夫将一枚纯金打造的印章交到了南京博物馆，当工作人员对金印进行鉴别后发现，这上面竟写着“广陵王玺”四个大字。在意识到事情不简单后，他赶忙询问两人是如何得到这枚金印的。
原来陶秀华是甘泉山附近的村民，当时这里有两个古墓被盗墓贼破坏了，考古组的介入让她得到了一份清理古墓中碎土的工作。而这块金印就是在她工作的时候意外发现的。
广陵王玺
在确定了这是纯金打造之后，陶秀华又惊又喜，一下班她就赶忙跑回家给丈夫看了这份“横财”。然而，曾经在考古队做过民工的丈夫看过后却惊叹道：“这看起来像文物，我们得赶紧上交，不然被发现是要坐牢的。”
陶秀华一听，原本的欣喜被惶恐代替，于是两人经过一顿商量，便于第二天一大早乘车来到南京博物馆，将金印交了出去。工作人员听罢，赞赏了夫妻俩的行为，并告诉他们，这便是甘泉二号古墓里面的陪葬品。
很快，金印的出土引起了我国考古界的轰动，因为它的出现佐证了古墓墓主的身份。令人不解的是，在大洋彼岸的日本得到这个消息后竟然比我们还要激动，甚至还多次致电，希望能将此金印拿到他们国家去展出，因为它解开了一个长达200年的谜题。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在我国有很多这样的古墓，因为古代人在死后会在墓穴中放入大量的陪葬品，以求死后也能享用这些东西。而这种迷信的做法也引来了很多贪财的盗墓贼，这两座汉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不法之徒给挖开的。
中国的考古界从来不会主动去挖掘任何一座古墓，但如果发现有被盗墓贼损坏的古墓，就要第一时间进行抢救性挖掘。所以当这两座汉墓被发现损坏后，考古学家们就第一时间来到这里勘察。
然而当他们看到里面的情景时，不由地心疼起来，从此墓规格来看应该是一位权贵人士的，而里面绝大多数的陪葬品都已经被盗墓贼拿走了，地上则布满了碎裂的陶罐。
两座汉墓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考古学家将它们分别命名为“甘泉一号”和“甘泉二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掘和抢救后，专家从这两座古墓里出土了一些珍贵的历史文物，比如铜雁足灯、错银青铜牛灯等。
雁足灯
盘点完所有的文物后，能够证明墓主身份的也仅仅只有这个铜雁足灯，因为上面刻着“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十二”。
显然，墓主是东汉时期的人，因为建武就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一个年号，而这个灯上写的是建武廿八年，根据此时间推断，墓主最大的可能便是刘秀的第九个儿子刘荆了。
不过仅仅凭借这个信息就断定这个墓主是刘荆的话，显然有些草率了，所以对于墓主的身份，考古队也一直没有下结论，一直到陶秀华上交这枚刻着“广陵王玺”的金印时，大家才确定了之前的猜想，这确实是刘荆的墓。
很多人对刘荆的认知一直都停留在“山阳王”上，这跟“广陵王”又有什么关系呢？要讲清楚这一点，就要说说刘荆这个人的生平了。
没错，最开始的时候刘荆确实是山阳王，作为刘秀的第九个儿子，他一直都自命不凡，认为自己以后肯定是要当皇帝的。然而，刘秀死后直接将皇位传给了刘荆的哥哥刘庄，这让刘荆内心感到深深的不甘。
对皇位的渴望让他开始不满于做个小小的山阳王，在一番心理挣扎过后，刘荆开始了长达一生的造反大业。只是相比于历史上其他兄弟之间为了皇位勾心斗角，你死我活，刘荆的造反历程却是又好笑又心酸。
最开始，刘荆先是将目光放到了刘秀的长子，也就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大哥刘疆身上，并试图以刘疆舅舅的名义拉拢他一起造反。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刘疆前脚看完信，后脚就将他造反的事上报给了汉明帝刘庄。
按理说在古代造反那可是杀头的大罪，但是这刘庄却是个心疼弟弟的主，再加上这造反也没有实质性的动作，所以他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凭借着一己之力将这事给压了下来。
然而刘庄的包容却没有换来弟弟的感激，相反，刘荆造反的想法越发地强烈，在西羌造反后，刘荆决定来个趁乱打劫，到处散布“天下惊变”的谣言。只是还没等他完成舆论造势，就被人给举报了，所以这一轮的造反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即便如此，刘庄依然选择包庇这个不懂事的弟弟，或许是为了让他放弃造反的念头，刘庄将他的封地改为广陵，与此同时，封号也从山阳王变成了广陵王。
要说刘庄对刘荆也算得上仁至义尽了，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弟弟就像一个捂不热的石头，即便自己对他再好，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造反大业。
在后来的日子里，刘荆又多次谋划造反之事，然而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虽然刘庄一如既往地选择了包容，但是此事最终还是引起了文武百官的不满，他们集体上书，强烈要求杀掉刘荆以除后患。
“广陵王玺”金印是东汉广陵王刘荆的佩印
或许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又或许是对哥哥刘庄产生了愧疚，刘荆最终选择了自尽。
按理说对于这样一个频繁造反的人，在其死后是要给予恶谥的，但是刘庄终究还是护了这个亲弟弟最后一次，他给了思王这个无功无过的平谥，甚至让刘荆的儿子做了广陵候。
这也就是为何考古队在看到这枚金印的时候，会确定这个墓穴的主人就是刘荆的原因了。那为何这枚属于我国汉代的文物会引起日本人的关注呢？他们嘴里所说的长达两百年的谜底又是什么？
原来，在日本的博物馆里也有一枚与这个“广陵王玺”差不多的金印，它们不仅有着几乎一样的形制，甚至连上面的花纹和特征都是一模一样的，仅有的差异则是我国的金印上面是金龟，而日本的是蛇纽。
日本人得到印章的方式也跟中国大同小异，是当时一个名叫甚卫兵的农民在修路的时候无意中拾得的，唯一有所不同的是，日本农民捡到印章的时间比中国整整早了将近两百年。
但是发现得早并不意味着日本的考古学家对这枚金印的研究有定论，相反，当时日本各界对于这枚金印的历史渊源有很大的争执。
最开始这枚金印到了藩主黑田的手中，但是他并不了解汉字，下面刻的内容也不知道是什么，为了搞清楚它的来源，黑田找到了当时的儒学专家进行鉴定，这才知道金印底部写的是“汉委奴国王”。
汉委奴国王金印
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历史中，对日本的称号便是“倭”，“委”有随从之意，加上人字旁表示顺从、恭敬的人，而且在我们的后汉史书里也有关于倭奴国前来朝拜的记载，时间恰好是建武中元二年。显然，这枚金印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由当时的光武帝刘秀所赠予的。
当这些信息串联起来后，黑田恍然大悟，日本的史学界也认为这是日本曾依附于东汉王朝最好的佐证。然而，一些骄傲自满的日本人却不愿意承认日本当年附属于中国，所以他们纷纷表示这枚金印一定是假的。
在双方的争执不休中，这件事情的真相就这样被拖了将近两百年，虽然期间日本的史学家一直都在想尽办法证实自己的观点，但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直到“广陵王玺”的出土，才让这场争议有了结论。
日本的这枚金印上的时间是建武中元二年，也就是公元57年，而根据史书记载，“广陵王玺”是刘荆从山阳王变为广陵王的那年所赐，也就是公元58年，两者也就仅仅相差一年而已。
再者，这两枚金印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纂刻的字体都几乎一模一样，它们显然是同一时期的产物，甚至还有人说它们极有可能是同一人制作的，不过真相是否如此，却是无从考证了。
但是经过种种分析，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日本的这枚金印确实是当时刘秀所赠，而史书上所记载的“倭奴国奉朝入贺”，也是真实存在的。
广陵王玺
由此可见，在刘秀将东汉治理成“光武中兴”的时候，日本不过是一个小小倭奴国，他们不仅落后贫穷，甚至还要通过朝拜的方式换取东汉的庇护。
日本认为这段历史于他们而言是极度耻辱的，所以才会拒绝承认，但是当真相来临之时，谎言即便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也一样会被戳穿。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或许日本真的需要好好学一学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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