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当中，有太多的事情理解不了，而人类天生又是一个为意义而生的动物，任何事情都要寻找意义。因此在未知的情况下，人们会诉诸于占卜、算卦等一些巫术行为，之后巫术会逐渐演变为信仰。
蝗神刘猛
巫术心理古人关于自然界的猜测无外乎三种方式，一种是占星术，通过龟壳或者铜钱等进行占卜，猜测神灵的想法；第二种是对神灵、动物、植物的崇拜，常见的是民间的“四大门”蛇、狐狸的崇拜，还有蝗虫之神刘猛；第三种，会结合个人的生理，心理或者疾病体验，比如解梦等等，去理解未知信息。
从现代自然科学角度看，这些占星、狐狸崇拜等思想实在是荒谬，但是在中国古代，这是获得心灵慰藉的一种方式。占卜、祈天、祭祀，甚至造神，都是获得天神感应的方式，同时人们又会将自然灾害等现象，理解为天谴，是神的一种惩罚。
1934年7月份，长沙爆发了旱灾，当时湖南省府曹代便赶赴城隍庙祈雨，同时祭拜蝗神刘猛，并且要求全省禁止屠宰3天。这则不到百年的新闻，说明那个时候，我们面对灾害的时候，依然沿用的是巫术。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新旧朝代的更迭，往往和自然灾害有着密切关系，比如在中国经常爆发的蝗灾。中国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蝗灾会导致粮食减产，随后爆发大面积的饥荒。蝗灾严重的时候，大量的水源等都被这些蝗虫的尸体污染，因此极容易引发瘟疫。
古代民众抗自然灾害能力比较弱，最基础的消毒手段都没有，因此一旦发生蝗灾，产生瘟疫之后，往往会迅速传播。由于公众对于这些信息认知不足，就会纷纷携全家外逃，这些盲目迁徙的流民，往往是社会动乱的开始。
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载，蝗灾会造成“草木牛马皆尽、饿殍遍野”等惨状，受灾是非常严重的。可是在《春秋》当中关于蝗虫的记载却只有两次，分别都是桓公五年发生的，可是中国黄河中下游，冲积而成的平原，极易产生蝗灾。
这些冲积而成的土壤多为细砂土，即使水灾之后，水也不容易存储。我们知道蝗虫非常害怕水，一方面降雨的时候，会把蝗虫的幼虫杀死，同时大面积的积水，也会淹没这些虫卵，因此只要雨水丰沛的年份，是不容易产生蝗灾的。
而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的这些砂土，土质松软，还不容易积水，因此只要温度合适，就会给这些蝗虫提供温床。同时黄河中下游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芦苇等作物，这些都是蝗虫所喜好的植物。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因此只要蝗虫形成一定规模，就会大面积迁徙，给整片区域造成蝗灾。
根据《中国救荒史》记载，宋朝时期爆发蝗灾达到55次/百年，明清时期90次/百年，民国时期100次/百年，很明显，春秋时期由于缺乏史料，或者政治原因，很多蝗灾并没有记录在案。这和汉朝时期，人们对于蝗灾的认识有关，人们把蝗灾和“灾异”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一种天谴。
最早提出“灾异说”的是汉朝的董仲舒，他认为自然的各种变化都是人格化、道德意志化的“上天”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反应。比如在《春秋繁露》中：
其大略之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他们认为君主是连接宇宙与人类社会的桥梁，其行为和政策都会受到上天的监督，上天会以某种灾害或怪异的现象对统治者的错误发出警告。天人感应下的灾异说不仅使皇权在一定的道德约束下运行，而且同时为儒生参政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
但是这些儒生从来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他们对灾异的解说仅仅服务于他们各自的利益集团。当权者往往随意指责其敌人为导致灾异的原因，这种对灾异说的滥用最终宣布了灾异政治的破产。
但是灾异说对民间却有深刻的影响，在生产力低下，人们对于自然控制力比较薄弱的时候，人们会把灾异说当作主要的观念。“蝗”同“皇”，崇拜最高天帝的同时，会把蝗虫当作神灵来祭拜。
认为普天之下的事情都是最高主宰神来支配的，因此在《尚书·微子篇》认为蝗灾是“天毒降灾荒”，这些都是天帝的惩罚。因此人们认为蝗虫不但不能灭，还要乞求神灵免于惩罚。
当时人们认为蝗灾是君王失德，以及官员的贪腐造成的，因此统治者要修德养性，用行动去感动上苍，蝗虫自然就会消失。《后汉书》中记载，蝗虫在很多有德行的地区，过境而不食作物。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汉朝人相信这些言论，这也是很多地方不报蝗灾的原因。
这种观念，影响到历朝历代。比如唐朝时期，宰相姚崇建议捕杀蝗虫，当时引起朝堂一片哗然。虽然在《全唐书》当中记载，姚崇力排众议，最后还是以捕杀的方式应对蝗虫，可是玄宗并没有下达任何手谕，而是让姚崇自行处理，玄宗自己也害怕杀虫作孽，留下骂名。
南宋时期，有了一个变化，那就是驱蝗神刘猛的出现。据传，刘猛本是天上的蝗神，后来转向了人间，于是百姓纷纷为刘猛建造庙宇。
人对于天地的依赖关系是很大的，在很多自然灾害面前，人的力量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也使得消极的百姓转向了对于神灵的信仰，来寻求心理的慰藉。但是，蝗虫在接受人们虔诚的“贿赂“之后，依然吞噬作物，于是百姓们“先礼后兵”，请来了中国古代传说中勇猛的刘猛将军驱逐蝗虫。
蝗虫的治理，还有现实的困境。封建时期，蝗灾频发，仅仅依赖人力的救治很难全面地战胜蝗虫侵袭，尤其是消除人们对蝗虫的精神恐惧。因此，统治者以及地方官员，对于依靠神灵信仰来应对灾害特别重视。
《明史·职官志》当中明确规定，地方官员有通过宗教活动来应对灾害的职责，确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祭祀体系。在祭祀过程中，都是由官员起草祈祷文，并且率领百姓一同祭祀蝗神。
作为国家管理地方的执行者，地方政府官员采取这种措施不仅可以有效博得中央政府及上级官员对他们执政政绩的认可与肯定，同时还可以直接向天下百姓宣扬尊卑有序、天道伦常的观念，因而在灾害赈济过程当中极为常见。
对于自然灾害的侵袭，乞求神灵救灾虽然不一定能取得客观上的实际效果，但是面对家园惨遭毁灭，生存遭遇危机的时候，对神灵祭祀，能够为百姓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撑。
由此来看，祭祀蝗神，也是中央到地方一种积极执政，关心民生的体现。从本质上来说，祭祀蝗神，是国家依赖宗教活动，来解决现实当中的实际问题。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可以在乞求神灵的过程当中得到慰藉。
晚清民国蝗神庙的消失，和近代中国“反封建、反压迫”的政治运动是密不可分的。在一系列的运动当中，蝗神信仰被看作毒害人民的封建迷信活动而被打压排挤，直至消失。
人类对自然界及人世间种种现象的不理解，是造蝗神崇拜的原因，这反映了人们在面对无法解释、无法理解的现象时的软弱无力。蝗神在明清时期，一直到民国时期，都是民间和政府之间自发的信仰。地方政府积极引导，同时也进行一定的干涉，从而能够有效缓解灾害带来的社会影响。信仰是人们根本的心理需求，蝗神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心理状态的变化，也是一种民间信仰文化。
中国底层民众其实一直都在构建自己的民族宗教信仰。这类信仰，比起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当然并不完整，但是也具备近似的社会功能，与上层建筑中的儒家礼法一起，在影响和调节社会生活，实现精神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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