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文中
连载：民丰公私合营的前后
经省人民政府工业厅批准，自1953年11月1日起，民丰造纸厂实行公私合营。
中共“民丰”党委在全厂职工为批准合营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抓住时机，深入系统地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发动群众开展劳动竞赛，针对企业合营前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巩固公私合营。
绝大多数职工拥护合营，但由于“民丰”私营时期工资福利高、奖金多，部分职工怕合营后降低工资、减少奖金，一车间有工人说：“工资不改靠不住，我在一个月前早作准备，把家眷送回乡下去了”；
技术人员和职工一般也都拥护合营，认为合营后转为干部有前途，只是少数能力差、靠与资方是亲友关系进厂的高级职员，怕降职降薪、怕“一脚踢开”；干部和积极分子最希望合营，但在部分人中存在盲目乐观情绪，对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认识不足；
职工中有的还存在急躁“过左”的思想情绪，认为公私合营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肯定不会负责，所以不要他们当厂长。
党委为使广大职工正确理解党的政策和公私合营的意义，消除各种思想顾虑，通过厂报、黑板报、广播，以及报告会、讨论会等各种宣传方式和渠道，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职工进行教育，特别是通过庆祝合营大会，向职工阐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以及公私合营的性质和意义，要求职工以企业主人翁的态度来搞好工作和学习，并批判了部分人当中存在的错误思想。
经过宣传教育，职工的思想觉悟提高，自动要求取消年终双薪、改革旧的奖金制度，加强了劳动纪律，出勤率是著提高，保证了生产计划的完成。
在发展群众开展劳动竞赛的过程中，引导职工针对生产薄弱环节，提出合理化建议，推动了生产技术革新。因此，在改进生产设备、统一操作、试制新产品等各个方面，都涌现出一批先进事迹和革新成果，对改善企业的生产面貌，发掘企业的潜力，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消除私营期间机构臃肿、管理混乱的弊病，在组织机构方面，撤销上海的总公司和各地办事处，厂内成立生产调度室、工艺技术科等13个科室、四个车间、二个直属工场，完善了职能机构。逐步建立岗位责任制、安全生产责任制、质量检验和劳动竞赛奖励制度等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
经过综合治理，“民丰”展现出井然有序的新面貌，生产效率、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生产事故和浪费现象日渐减少，成本明显下降，利润大大增加。
为巩固“民丰”的公私合营，国家给予有力的支持。银行给“民丰”的贷款利息，比合营前降低40％，全年利息支出减少30多万元。私营期间积压的产品，合营后由国家经济部门帮助推销出去，并按国家调拨价（比市场价格低得多）供应生产用的原材物料。
“民丰”在合营后一年零二个月的时间里（1953年11月1日～1954年底），获得全面丰收。1954年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总产值比合营前提高19.73％，劳动生产率比国家计划提高29.92％；产量方面，卷烟纸提高38.2％，玻璃纸提高3.91％；质量方面，解决了过去长期存在的纸上有黄点等六大缺陷，各个主要产品的质量都达到标准；降低成本方面，卷烟纸降低42.32％，绝缘纸降低38.6％。合营后共盈余473万多元，等于1953年合营前十个月盈余的12.16倍。
合营后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有：电话绝缘纸、复写原纸、晒图原纸、特级道林纸、浸渍绝缘纸等，使我国摆脱了这类纸依靠进口的状况，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合营后，职工以企业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利用呆滞物资，自制了台多圆网多烘缸造纸机，可日产各种纸板25～30吨，扩大了企业的生产规模。
在打开产品销路方面，卷烟纸、半透明玻璃纸和四号凸版纸等多种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并远销到香港、澳门地区和东南亚国家。
1953年12月12日，“民丰”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简称临管会）。
在新董事会成立以前，“临管会”为协商机构，代行董事会职权。私营期间的董事会是权力机构，合营后的新董事会已转化为公私双方的民主协商机构（在1956年8月1日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上，宣布“临管会”到今天结束。
新董事会由张华墀任董事长，金润庠、竺培农、黄畏三任副董事长）。
“临管会”由25位委员组成，其中公股代表七人，私股代表十人，公私双方共同邀请职工代表五人，正副厂长三人。公股代表张华墀任主任委员，私股代表竺培农为副主任委员。私营时的董事、监察人都担任了委员，明确了企业内以公股代表为领导的社会主义优势。
“民丰”党委遵循省委指示，在改造企业的同时，做好对私方人员的改造工作。公私合营后，对一切有关公私权益等重大问题的处理，都直接涉及到资方的名利，因此有时公私双方意见相左，一时难以统一。
由于认真做到充分发扬民主，反复进行协商，终于在“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的原则指导下求得一致，既搞好了公私共事关系，又“团结、教育、改造”了资本家。合营后的清财产工作，就是个有力的例证。
清估财产是一项细致复杂而又极为重要的工作。在“临管会”领导下成立清估小组，工作分准备、清点、估价、定股四个阶段进行。以参照1950年清估财产的资料为基础，全面清点，普遍估价，重点调整，结合改进企业管理。
这项工作开始的时候，资方怕造漏、怕低估，有的人还想高估。以锅炉估价为例，私方到处收集它的最高价格资料，提出了高于标准价格70％的估价；在估价重要的机器设备时，有的私方提出“外国货总比中国货好”的原则，要求提高估价。
公方经过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资料，与私方反复协商，由于公方掌握的价格资料真实正确，私方也就没有话说。按“是好就高，是坏就低”的原则，通过使用机器的老工人来说明国货和外国货的实际使用情况，以说理的方法，批判盲目崇洋和意图高估的思想。
在民主协商中，私方提出的正确意见，就认真听取，如汤寿珍提出“切料间和拣料间，虽是同期建造，但切料间因为震动大，屋基在河边，容易挫落；而拣料间震动小，地基又好，所以使用年限应该比切料间长。”
根据这个意见，在协商中把拣料间的使用年限增加三年。通过清估财产，纠正了企业原有资产的重复、虚列、遗漏，以及有物无账、有账无物的紊乱现象，为以后的财务管理、经济核算打好了基础。
在清估工作的全过程中，由于坚持公私代表共同审查，发扬民主协商精神，公私双方对于清估财产的结果，同感满意。金润庠说：“这次清估工作，不但实事求是、公平合理，而且在估价中，对我们私股没有一点吃亏。如对呆滞材料的估价，给了我们很多照顾，我代表私股表示感谢！”
在全面清估财产的同时，对私股的股权，按照政府的规定，进行登记查核。最后确定“民丰”的总投资为70.25万元，其中公股投资数为289.8万元。公私合营时公私股的比例是：公股占43％，私股占50.8％，代管股占6.2％（代管股是由于有的股东没有来登记，一时找不到人，有的股东因政历问题尚未定性）。
1954年3月17日，省委工业部在杭州召开全省公私合营重点厂会议，“民丰”在会上做了清估财产工作的经验介绍。
人事安排是在职私方人员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在合营前顾虑较多，怕“无职无权”、怕“大权旁落”。
在处理时，贯彻了“量材录用”原则。对企业中原有17名私方实职人员和高级职员（经理三人、厂长三人、主任五人、科长四人、股长和秘书各一人），采取原薪包下来的方法，参酌本人的具体情况和工作需要，有16人作了适当安排：担任“临管会”副主任一人、委员一人、厂长三人、科长六人、组长三人、秘书一人、一般工作人员一人，有一人未作安排（因为年老体弱，即将办理退休手续）。
当时在撤销上海总公司的问题上有急躁思想，考虑欠周，撤销后对200多人的安排问题，深感棘手，公私关系为此紧张。经省委指示，保留了经理制，并与私股代表充分协商。经过努力，大部分人员做到安排适当，但终因僧多粥少，没有那么多位子可使人人各得其所，因此，私方对个别亲友的安置有些意见。
“民丰”党委运用民主协商的方式，教育了资本家，搞好了公私合作共事关系。在协商中，既坚持原则又注意方式方法，私股代表普遍感到满意，提高了他们经营企业的积极性，在企业管理中发挥出他们的作用。
竺培农在合营前很少下厂，合营后在公股代表的领导教育下，经过多次参加民主协商会议，思想作风有了转变，经常下厂了解生产情况，主动收集原材料样品，提出降低成本的具体建议。如他提出用芦苇浆代替木浆，试验后获得成功，使纸浆成本因此降低一半。
在1955年2月22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竺培农委员在书面发言里写道（原文删节）：
“··..··公私合营一年多来，······我思想上曾产生一种·无事可做＇的感觉。经过了思想斗争，······我终于向公股代表提出了我的问题，向他请教我应该做些什么。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明确了社会主义经营方法中的集体领导的精神。
于是我在参加会议时，我经常倾听大家的意见，学到许多新的东西；有时，我也提自己的意见。当我看到有些意见只要是对的也被采纳的时候，我开始觉得因能够和大家一起工作而愉快；同时，我觉得事情是做不完的，主要还在于自己主动地去做。
后来公股代表又几次向我指出我的努力方向，使我对于我应起的作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再从清产定股、人事安排问题上来说，······做到了公平合理、实事求是。
许多高级职员的安排的确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过去我们要调动一个人，左右为难；现在要把这许多人都调厂，又要想把许多人都安排好，的确不容易。······这不但说明了公私合营在多方面的优越性，也证明了政府政策的正确、伟大。
一年多来，我经常和公私代表以及职工群众在一起，得到不少帮助。当然，这对我个人改造来说，还仅仅是个开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个人改造和企业改造必须是一致的，过去我把个人改造和企业改造各自孤立起的看法是不对的。”
连载回到第一篇：民丰公私合营前后
（待续，，，）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