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队员，上海市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民盟盟员周萍曾接受过2003年非典医疗救护专项培训，到现在已经拥有20余年护理经验。1月28日她跟队友从上海出发，奔赴武汉。为方便工作，在出发前，她特意剪掉了刚烫过的披肩长发。
抵达武汉后，周萍他们立即进入工作状态。虽然只有短短一周时间，因为每天穿戴防护装备的时间较长，脸部、鼻梁等处的皮肤，已经被口罩、护目镜压破，裂开很多细小的血口。
作为2003年抗击非典的后备医疗队员，现在走上前线并担任长宁区医疗救护队护理组组长的她，只希望此次新冠肺炎的疫情，能尽快被控制。
护士周萍援鄂剪掉长发：希望自己是最后一批援鄂医务人员
周萍所在的第二批上海援鄂医疗队，支援的医务人员在出发前拍摄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剪掉长发再出征
1月24日晚上7点多，正在准备年夜饭的周萍看见单位的工作群里发布消息，称要抽调医务人员去支援武汉，她第一个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由于当时武汉的疫情状况已被广泛报道，周萍的先生还以为她是被派过去的，觉得非常担心。周萍就告诉先生，不是要她去，而是她要去，“我有义务，也有能力去做这件事。”
读初二的儿子相对比较淡定，因为觉得隔离服就跟生化服一样，妈妈穿上之后应该是安全的，并保证自己乖乖听话，不让妈妈担心，还要求妈妈拍一些照片给他，让他知道妈妈在前线的工作状态，他还想让同学也知道，因为他觉得很自豪。
在报名参加援鄂之前，为迎接新年，周萍在去年小年那天特意到理发店烫了个头发。报名之后，她也犹豫过要不要剪掉，但考虑到长头发不仅耽误清洁的时间，还可能成为潜在传染源，就决定剪掉。
医务人员在穿戴防护准备时，需要戴两层口罩，并将全身遮得严严实实。“如果有一点儿或者头发散出来，就可能会携带病毒。”刘萍说，在防护装备里，她们的口罩是用皮套扎在后面，如果头发扎不好，就容易弹开，所以头发是个很大的危险因素。
1月27日，当地的理发店都没有开门，好在她们医院专门有一个剪头发的公益志愿者队伍。这样，两男七女9名援助武汉的一组医务人员，全部把头发剪了。
护士周萍援鄂剪掉长发：希望自己是最后一批援鄂医务人员
希望是最后一批援鄂人员
第二天，她们乘机抵达武汉，被分到武汉第三医院进行支援。在进行沟通和对接后，1月31日进入病区，正式面对患者开展医务工作。
1997年参加工作的周萍，在2003年接受了非典医疗救护专项培训，由于当时的疫情被迅速控制，作为第二批队员的周萍就没能“上阵”。“这次疫情，我们是第二批，希望不会有第三批来了，等到他们的时候，可以说‘哦，疫情已经控制住了’就好了。”
当年的培训现在派上了大用场。那些知识让周萍对类似传染病的防治程序、工作方法都比较有谱，而且现在的设备比17年前要先进很多，“当年掌握的一些方法，对现在很有帮助。比如手可以碰哪里，哪里不行，出病区到清洁区不能走回头路等等。”
周萍所在的医疗队分为两大组，一组负责危重病人，另一组负责普通病人。周萍的组由上海虹口、长宁和杨浦三个区的医务人员组成，专门负责普通病人。当地医生、护士则有8人左右。
那个病区共有39张床，都住满了。2月3日，有3个病人病情逐渐加重，因为难以转入ICU，所以仍然留在该病区继续治疗，包括用无创呼吸机等治疗手段。
“病区里没有保洁阿姨、护工和家属，所以这里的病人，从生理、心理和生活上的护理，全部都是由我们医务人员完成的。”周萍说，包括病人去拍CT片子，也是医生或者护士推着车给送过去。
护士周萍援鄂剪掉长发：希望自己是最后一批援鄂医务人员
周萍在定点支援的武汉第三医院病区，她摆出了“V”字胜利的手势。 受访者供图
对话
进病房前做三遍自我防护暗示
新京报：从一线看，剪头发的决定怎么样？
周萍：那个决定太正确了。长头发会影响穿戴，不管是帽子还是口罩，还有梳辫子都不方便。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每次出病区都要进行清洁、消毒和洗澡，大家共用一个休息室，头发短可以快速清理完，因为后面还有医务人员排队。
新京报：现在跟之前报名时的预期一样吗？压力大吗？
周萍：一开始还好。但这两天，普通病区有两个老太太病情加重，因为ICU病房紧张无法转入，就留在这里继续治疗。2月4日开始，我主要负责这两个病人的护理。确实有压力。
新京报：压力来自哪儿？担心有感染的风险吗？
周萍：肯定也有这种担心。还有一种情况，对于医务人员来说，呼吸机一打开，就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暴露的风险会增加。现在使用的呼吸机过滤功能一般，当病人使用呼吸机时，他的气道是开放的，等于隔离区里面的病毒非常多。
新京报：怎么排解这种担心和压力？
周萍：我们穿着防护装备进去，病人也戴着口罩，但危险性还是比较大，因为房间里面还有很多病毒。比如今天进去也比较紧张，我就不停给自己暗示，做好防护、做好防护、做好防护。然后就不怕了。
新京报记者 李一凡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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