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详细讲解（新春秋战国究竟新在哪）

如今在区域发展上，正从合久必分的“县际竞争”走向分久必合的“城际竞合”。在城际竞合背景下，不仅需要重塑区域文化—传承、创新与融合，还需要将文化、经济、科学相结合，最终产生新经济、新科技和新文化。

城际竞合的文化谱系

整体而言，很多地方的发展可以用“一大生态、两化互动、三位一体、四阶文明、五种能力”去阐述去认识。所谓“一大生态”，就是在跨区域这种更大尺度、更大范围的地区创新生态，回答的是各类城市、创新主体、资源要素等如何开放创新、共生共荣、跨界融合、包容增长、协同发展；“两化互动”就是经济全球化进入创新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跨区域一体化，而在抢占创新全球化制高点、主动权、主导权过程中，一个城市、地区或国家必须强调跨区域一体化的后台支撑作用；“三位一体”就是工商是活力、科技是高度、人文是厚度，最高段位的区域创新共同体一定是新经济、新科技、新文化的结合；“四阶文明”核心是强调这个地区是否经历了完整的文明发育，从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到创新文明，经历得越完整就能够走得更远，但要避免包袱过重或惯性过大；“五种能力”就是思想原创能力、创新迭代能力、资源配置能力、产业生成能力、制度演化能力，以及这五种能力的有机结合与匹配。这其中，“生态”就是“土壤”，“土壤”决定基因；“人文”的厚度决定能否走得更远；“文明的发育”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留下来的动力；“思想原创能力”讲的是思想的市场。其中，不同地区的文化则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然生成或形成。

某种意义上，历经夏商周的发育，尤其是伴随商朝以来的分封制以及周朝的文化发育，先秦文化得以充分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则是地域文化的生成。如果说，周朝决定了中华文明的成型与内核；那么，各地域文化的形成则是春秋战国。尤其是在“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政治疆域的分分合合、军事版图的此起彼伏以及大开大合的民族融合下，区域文化内核不仅更加凸显，还作为命运共同体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融合。某种意义上，每个人、不同的区域都是一定文化条件下的产物，甚至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符号，如今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模式。

一般而言，周秦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是最具影响力的四大地域文化；这其中，齐鲁能出圣人，吴越能出商业巨子，荆楚能出乱世英雄，源头的周秦则文韬武略。这里重点通过分析黄河下游、长江下游的文化演变，审视创新版图上的文化族谱与结构演变。某种意义上，黄河下游、长江下游的进步文化都是从周秦、中原带过去的。这其中，齐国作为姜尚的封地逐步从“东夷”转变为后起的文明中心，其重要的标志事件则是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春秋霸主。齐文化则经世致用、经世济民、经略韬谋和革故鼎新，具有浓厚的商业文化基因，是黄河下游最具有时代穿越性的进步文化。鲁国更多的是“克己复礼”及“重农抑商”，并没有对周文化有多少创新。尽管齐鲁两国没有什么战乱，但伴随着儒学成为“大一统”的正统，齐文化的光辉几近毁于一旦。而对于吴越之地，太伯从中原到了“南蛮”之地，逐步产生了吴越文化。吴越两国自古以来具有浓厚的商业底蕴和传统，但一个是因为经济地理条件优越且剩余产品较丰富，一个则是因为地理条件恶劣只有能通过分工交易才能安身立命。尽管吴越两国战乱不断，但却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有机结合，最终成为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首要承接地。

应该说，伴随周秦文化以及中原文化走向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这些地区都因地制宜地产生了新文化，甚至都有商业文明的雏形乃至实用主义的基因。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实用主义在整体主义条件下发挥了作用。应该说，黄河下游最具有时代穿越性的文化是齐文化，而长江下游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高峰则是心学。但遗憾的是黄河下游的齐鲁没有用好齐文化，反而是长江下游的吴越发挥了文化底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区域差异从东西差异转为南北差异的根本原因。

新春秋战国从县际竞争到区际竞合

区域发展、城市发展、县域发展走向“新春秋战国时代”，核心是从县际竞争走向区际竞合。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很多地方的不好“统”以及统分结合之难，在于决心、魄力和共识，以至于“剪不断理还乱”。如今在城市空间战略及城市发展上，已经不再是从县域经济到城市经济和都市经济，而是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到跨区域一体化，通过更大更全面的合力适应创新全球化。无论是国际竞争，还是国际竞合，已经不取决于单一企业、单一产业、单一城市量级与能级，而是取决于都市圈与城市群的量级与能级。在此背景下，很多城市空间战略以及新区的布局、园区的布局等等往往呈现出“四面开花却无重磅炸弹”，不仅需要走出“穿着马甲”的县域经济、条块分割，还要打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律，形成统分结合、跨地域互联互通、跨系统配置资源的发展结构与发展格局。某种意义上，目前很多地方的跨区域一体化，更多的是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因为基建既是基础性的、看得见的，又容易推进；但尤其是在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与传统资源配置条件下，区域一体化存在不同方面、层面的结构性矛盾及问题，涉及基建城建、产业分工、资源配置、体制机制、文化观念等。

未来需要以基建一体化为前提，以缩短空间距离放大发展空间，从“铁公基”到“新基建”；以发展同城化为主线，强跨行政系统配置资源，加快重点领域、重点平台的共建共享；以产城融合化为手段，优化产业规划布局引导与城市空间规划布局相结合，促进生产力布局与城镇化协同发展与空间耦合；以开放全域化为标志，在全域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优化组织方式，将产权的开放、管理的开放、资源的开放、心态的开放有机结合；以创新生态化为着力点，促进地区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营商环境相结合，营造同频共振发展氛围；以改革协同化为保障，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发展模式的城市形成“1＋1大于2”的协同效应建立协同推进机制、先行先试制度安排等。

思想文化融合成为区际竞合的要冲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的成功经验在于体制外增量培育盘活带动体制内存量改革，那么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很多地区率先通过市场化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先富起来”。核心一是强调个人、企业家的主体地位（独立人格），通过产权改革形成具有自生能力的微观基础；二是强调“经世致用”的商业伦理，也就是利用市场手段解决发展问题。而在工业经济向新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提升创业层级、创新段位进一步激发活力。核心是强调个体、激发个性、以人为本、知行合一的价值观念及伦理体系，能够灵敏地把握商机、具有较强的洞见能力，边想、边看、边干。

如前所述，一个地方只有完整经历了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创新文明的发育，尤其是在人文的厚度激发了工商的活力，才有望完成资本积累，进而在科技上达到新高度。以长三角环杭州湾主要城市为例，上海近似代表的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其代表性的便是海派文化，将陆权国家的保守与海权国家的开放相结合，尽管有点“哈”的倾向；杭州近似代表的是中国南北方文化融合的产物，其代表性的便是平台经济的出现，将北方的做局与南方的做事相结合；宁波近似代表的是古今文化融合的产物，其代表性的便是承前启后的心学，从强调整体到强调个体；而如果把绍兴看成是越文化的源头与代表，苏州是吴文化的源头和代表，那么嘉兴几乎就可以理解成吴越文化的要冲。正是吴越文化在这几个城市内，历经这种东西、南北、古今、中外的文化碰撞与融合，才不仅出现了浙东学派，还有心学这么一个高峰，后来衍生出了海派文化。

也正是独特的区域文化根基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工商经济与创新经济的发展，决定了长三角地区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才确保了自身活力、高度与厚度，使得长三角最有希望和前途。这其中，民营强调的是个体，创业强调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市场经济强调的是资源配置效率，生态强调的是政、产、学、研等共生共荣而不是自上而下；外向经济强调的是出口导向，开放经济强调的是全球资源配置。当前，全球进入创新全球化发展新阶段，中国进入创新驱动发展新时期，无论是中国的创新发展还是全球的新增长方式，都需要新模式新机制新文化的引领。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区各城市要更加志高存远，进一步把新经济、新科技和新文化结合，从工商活力、科技高度、文化厚度到新经济活力、新科技高度、新文化厚度，以更大的格局、空间、希望和未来全面探索发展开放创新之路，成为全球新经济新文化的引领者。

（本文节选自《大破局：中国新经济地理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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