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起，战国四大名将之首，是秦国扩张战争中的主要将领，一生先后参与伊阙之战、鄢郢战役、长平之战等多达十四次重要战役，在其长达三十七年的军旅生活中，破敌国百余城池，为秦国立下汗马功劳。
白起从一个低级军官，在与敌国的交战之中，屡立奇功，以军功受封“武安君”，可见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就算司马迁在《史记》中亦称赞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白起作为一个将领，已经将冷兵器时代的战役战术发展、运用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但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卓越领军才能的将领，最终却受了走狗之难，难免让人唏嘘。
白起死前，曾自问，“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又道：“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在白起而言，仅是这一条罪状，便足以使他身首异处，他认为自己的死是罪有应得——恐怕其心情并非当日坑杀赵军时一声令下那么简单。从道义上来讲，白起的做法的确不人道，处以极刑并不为过，他是写实意义上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据统计，秦国在其扩张、统一战争之中，杀敌近一百四十万，白起一人独占九十五万（其中包括对敌、坑杀降卒），他是坚定的铁血主义实施者，在战争中追求的便是最大化的利益，最猛烈的对敌国的打击手段及最大限度地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但这并非他取死之道，笼统一点来讲，他在秦国扩张的过程中功劳过大，才是他从无到有踏出来的一条死路。
古人一直有谚语，“将在外君令不受”，这当然不仅仅是就战机而论，行军打仗，牵一发而动全身，朝令夕改是兵家大忌。军队处于战备状态时，远较和平时期消耗的资源更多，所以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消耗，无论是将领还是君王，都会希望能够速战速决，这就让他们不能多带累赘。在这里，著名的有西楚霸王项羽破釜沉舟一事，他号令军队砸破做饭的锅子，不止是为了切断本身退路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是为了减少本部军队的累赘，所以他能够在众志成城之下一举消灭秦军的主力。我们不拿别的战役来对比，以最为著名的长平之战为代表，便可见那时候若非坑杀俘虏，秦军所需要付出的代价。首先是四十万俘虏的吃饭问题，然后是他们的居住等生活问题，再次是他们身为降卒，一有机会极有可能发生哗变，最后是他们行军问题，所谓兵贵神速，二十万人和四十万人的移动速度，绝对是不同的，何况是装下四十万俘虏，若再遇上敌军，引发军队哗变，恐怕一发而不可收。
秦军长平之战其间，其实也已经是举全国之力，“王自至河内⋯⋯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 遮绝赵救及粮食”。这说明秦国当时的情况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乐观，至少在兵源一项上，秦昭王已经是难以为继。秦国又是作为这场战役主动入侵的国家，秦军实为越境而战，战线漫长，后勤是否能够供应“海量”的物资是个问题，物资运输时的安全保障又是个问题。如果留下四十万的赵军俘虏，被拖垮的恐怕不止是白起所率领的秦军，也是其背后不可一世的秦国，杀俘对当权者来讲可能是个艰难的选择，却是绝对正确、有利的抉择。
秦军与赵军交战，死的当然不止是赵国的子民，秦军兵士的死亡是无可避免的。当然，不止是战争减员， 疾病、逃兵等因素，也能导致减员，不过这种比不上正面对敌来的损失。但考虑当时的环境，秦军是无法获得当地百姓的支持的，也就是说，秦军士兵死一个就少一个，因此，作为这次战役的将领，白起要考虑最大程度地节约秦军的兵力，所以对战俘这种潜在的敌人，他不敢掉以轻心。如果不坑杀战俘，他不仅要抽调士兵来控制战俘，甚至在有些时候还要加强看管，杀看起来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了。《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 “起计曰： ‘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
无论白起是出于怎样的心理，如果秦国不想被拖垮，杀俘已经是唯一的出路。这就像一个死于心脏病的杀人犯，杀人，不是死因。白起手上沾染百万血腥，他是该遭报应，但这不是他的死因。
班固在《汉书》提到，“昔白起为秦将，东破韩、魏，南拔郢都，应侯谮之，赐死杜邮”。应侯，就是范睢。班固认为范睢向秦昭王进了谗言，所以搞死了白起。这其实也是不现实的，白起一生征战近四十年，受到的诟病难道会很少？碰上范睢便是生死之劫？
其实范睢只能算是起了推动作用，真正唱主角儿的还是白起和秦昭王。秦昭王作为秦朝“集团”的老大，实在难以容忍手下的忤逆，以为没有白起自己一样能打仗，搞出个“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的结果，只得求白起出马。而白起作为“战神”，军事目光更敏锐，他知道出军无益，“行虽无功，得免于罪。虽不行无罪，不免于诛”，“宁伏受重诛而死，不忍为辱军之将”——所以他就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