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只有两个富商死后享受过国葬的待遇，分别是霍英东和庄世平。
霍英东大家都很熟悉，那庄世平是谁呢？
作为香港金融界绝对的标杆，庄世平却是“中国最穷的富豪”，生前没有自己的房产、车子，死后把价值两千亿的两家银行捐赠给了国家，子女只能过着最普通的生活。
庄世平，这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名字，他曾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更不该尘封。
1911年，庄世平在广东普宁县一个普通的侨商之家出生。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庄世平从小就亲眼目睹了国破家亡的悲壮， 内心根植了深厚的爱国情怀。
1927年，周恩来和贺龙率领的“八一”南昌起义军来到汕头，16岁的庄世平看见这支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盛的军队，他似乎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那时候庄世平就暗暗下定决心，“哪怕自己力量微小，也要竭尽所能做些什么。”
在中国大学（民国时期高等院校）经济系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庄世平应友人的邀请，从北京到曼谷中学开始任教，先后担任过教师、教务主任和校长等职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庄世平开始奔走于东南亚各地，集结海外华侨的力量，将他们捐献的抗日资金和物资，运送到国内的抗日最前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物资极度匮乏，尤其是汽油和药物，更是异常紧缺。
想要从海外运输物资回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虽然滇缅公路通了，也有汽车，可是却找不到司机。
毕竟这条公路崎岖难行，上方还盘旋着日本的飞机，对于运送车队来说，异常危险。
没有办法，庄世平亲自奔赴马来西亚请陈嘉庚帮忙想办法，
在陈嘉庚的周旋下，一些华侨司机开始奔走于滇缅公路这条极具战略意义的生命运输线，大批物资源源不断运送进了国内，确保了抗日活动的开展。
庄世平后来回忆说：
“从缅甸运送到昆明，路途遥远。出发的时候，车上装有18桶汽油，到达目的地，也就没剩下几桶了。有些汽车因为跑太久，直接卡在半路无法走动。可以说，运送到的物资，真的是比黄金还珍贵。”
同时，庄世平辞掉了学校的公职，转行去报社当起了记者。他前往缅北高原、滇西峡谷考察，撰写了多篇关于缅甸公路的文章，尽可能激发华侨抗日救亡情绪，令他们参与抗日战争。
很多青年在庄世平的引导下，积极回国参加革命，让国内抗日队伍不断壮大起来。
随着抗日形势日益严峻，庄世平先后参与创办了“合盛商行”、“德泰公司”、“安达公司”，他一面经营侨汇兑换和物资贸易，一面又把挣到的钱去用来支持国内抗日战争。
由于庄世平是抗日的积极分子，自然而然也成了日伪军的眼中钉，曾多次上了他们的通缉名单。
在泰国积极抗日的七年时间里，庄世平曾一度被捕，两度被迫逃亡。
1941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入侵泰国。一直活跃在抗日宣传前线的庄世平，也被视为日军眼中钉，被泰国警方追捕。
当天夜晚，庄世平收到消息，不得不扔下父亲、妻子林影平和四个孩子，独自逃亡。
那时候最小的儿子庄荣新还在襁褓中，对父亲没有任何印象。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庄世平才重返泰国，与家人团聚。
庄世平看见庄荣新的时候，他已经五岁了，却丝毫不认得自己。
庄新荣误以为对方是来家中拜访的客人，甚至还呼唤母亲和祖父出来招呼。
结果庄荣新被告知要叫庄世平爸爸的时候，他一度反应不过来，叫到第三声他才缓缓叫了一声爸爸。
对于儿子的生疏，庄世平内心五味陈杂，非常不是滋味。
多年来，庄世平为了国这个大家，对于自己的小家亏欠太多。
即便如此，庄世平却没有一刻停止为国家出力。可以说，为中国抗日的胜利，他竭力奉献出了一切。
解放战争时期，因遭受外反动派的仇恨和挤压，安达公司日趋艰难，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庄世平不得不相继关闭在上海、河内、曼谷等地的分公司。
最后，庄世平把安达公司的业务全部转移到了香港，重新安营扎寨，坚守这块最重要的革命重地。
尽管情况艰难，可庄世平始终没有忘记党和恩师的托付：“我们不缺打仗的人才，不缺政治的人才，但会做生意的人才太少了！”
在香港，庄世平做起了棉纱和生猪生意，还创办了专营侨汇兑换业务的“宝通钱庄”。
由于庄世平善于经营，也很勤恳，很快生意就做得有声有色，为党和国内提供了大量经费，对华南地区的迅速解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期间，庄世平不断替党组织斡旋在香港和海外的事务：
替被港英当局无理关押的共产党人士，四处奔走，寻求营救方案，提供数万元保释金；
代替南方局向越南捐赠资金经费，用以支持越南民族独立解放战争；
为奔赴北京开会的泰国爱国华侨，安排在港的饮食起居。
虽然庄世平生意做得不错，但当时的香港金融体系还被英国资本垄断，国人难以真正大展拳脚。
为了打破这个局面，庄世平决定在这个金融中心，建立第一家属于中国人的银行。
说起来容易，但庄世平实际上启动资金只有1万美金，还是借来的。
身边的朋友不免笑他天真：开银行别说一万元，就是一千万元都不一定行。
可庄世平不信邪，他克服万难，创办起了南洋商业银行。
1949年12月14日，第一家南洋商业银行在香港正式开业。与此同时，在银行的上方，也升起了香港第一面五星红旗。
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时代，升起这面国旗的压力难以想象，而意义绝非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
一年后，庄世平又在澳门也开了一家银行，名为澳门南通银行。
虽然两家银行资金少，规模也都不大，却是唯一可以与内地进行资金往来的银行。
加上庄世平多年积攒的口碑和信用，许多商户都愿意选择庄世平的银行办业务。
此后36年时间里，庄世平慢慢将当初只有18人的小银行，逐步发展到了拥有50家分行、2000多员工、总资产达733亿港元，遍布香港大街小巷的现代化商业银行。
此时的庄世平，是如鱼得水的金融家，成为“首富”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谁也没想到，庄世平却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举动。
1983年，庄世平把自己创立的两家高达2000亿元的银行，无偿捐献给了国家，没有给自己和子女留下半分。
庄世平说：
“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根不能忘，离开了这个根还能说什么呢？只要我们的国家能够好，这是一个总体原则。国家民族不富强，不自立，做一个中国人是很难过的。现在中国解放了，中国人站起来了，这些都是很值得骄傲的。”
从始至终，庄世平都是把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得失。
普通人在金钱面前，很容易暴露出自己的底色。然而庄世平却始终如一，真正的将红色坚持到底。
1979年2月22日半夜，在香港跑马地一间普通公寓里，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庄世平睡得正香，还是起来接电话。原来打电话的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找他是希望帮忙搜集出口加工区的资料。
被吵醒的庄世平非但没有恼怒，而是欣然答应了这个请求，从此与改革开放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到一个月时间，庄世平就把全国各地关于出口加工区的各类资料搜集齐全，传给了吴南生。
1980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被批准成立。
吴南生又一次找到了庄世平，希望可以从他的银行贷款来搞特区的基础建设。
没想到的是，庄世平却笑着拒绝了这笔送上门的生意，并且给吴南生指了一条路：
“你还需要借什么钱，明明脚下踩着就是钱。把地卖了，不仅不需要中央贴补，自己就能赚的盆满钵满。”
这个建议在当时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因为宪法明确规定，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组织买卖、出租土地。
有不少质疑的声音出现：“搞个特区，难道连宪法也不顾了？”
但庄世平坚持认为可以试试，“如果特区不能有自己的改革特色，那么还有什么成立的意义？”
在庄世平的鼓舞下，改革者有了勇气迈出关键性一步。
1987年12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的一块地以525万元价格成交，这不仅仅远远高于拍卖方心理价位，也从此令特区建设资金不再成问题。
而庄世平冲冠一怒远远不止一次。
1979年底，广东省委、省政府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到广州参与创办特区工作研讨会。
庄世平认真阅读了已经草拟好的具体文件，结果十分失望，特别是觉得税率过高，难以吸引招商。
对此，庄世平开始劝说相关部门负责人，扭转思想，降低税率，才能吸引外面人来特区。
但是大家都不愿意承担这种政治风险，毕竟如果实行比资本主义香港更低的税率，很难不被质疑“我们更资本主义？”
庄世平怒了，他明白如果不改变，特区条例只会沦为废纸一张，甚至他放言：如果实行这样的条例，我和港澳代表将投弃权票。
随后，广东省委书记等人先后找他了解情况，明白老人想法后，开始做相关部门思想工作。
最终，公布的特区条例中，采纳了许多庄世平的具体意见，其中特区税率定为15%，对外资尤其是侨资，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后来，深圳经济特区之所以快速发展，都离不开当时制定的特区条例。
退休之后，庄世平并没有闲下来，而是兼任了几十个职位，凭借在华侨界巨大影响力，不断出谋划策，团结组织大家爱国。
庄老说：
“我也老了，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做点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尽点心而已。光说各种捐款吧，每年都达几千万、几亿，不尽心上心行吗？”
李嘉诚与庄世平相识已久，是很好的朋友。
李嘉诚曾经问过庄世平：“世平兄，你说，人生做什么最有意义呢？”
“兴学育才最有意义。像陈嘉庚先生一样，名字和他创办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人生最有意义。”
在庄世平的建议和感染下，李嘉诚捐建了汕头大学。
事实上，从学校的筹建开始，选址、设计以及师资力量配备等，全程都是庄世平参与把关，甚至还邀请了自己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担任汕头大学第一任校长。
记得庄老曾经说过：“我这一生，不为名不为利，只是受了洋人太多气，就想为中国争口气。”
有如此崇高民族大义，试问当今社会，又有几人？
周恩来总理生前曾说：潮汕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两个经济人才，一个是理论的许涤新；一个是实践的庄世平。
虽然庄世平挣到的、经手的钱数以亿计，但生活中，他却是一个无比勤俭之人。
他全身上下，最值钱的物件就是一块上百元，戴了几十年的老手表。一件衣服往往缝缝补补，穿到不能再穿为止。
多年来，庄世平从来没有购买过一辆车，上下班和普通员工一样坐公交挤地铁。
他也从来没有买过一套房，一直住在银行分配的，不到百平的员工宿舍。由于没有电梯，九十多岁还要来回爬楼梯。
自己过得节俭，庄世平也没有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任何财产，甚至没有给他们安排一份像样的工作。
庄世平的长子庄荣叙退休前一直当出租车司机，住廉租房。
但他却从不抱怨：
“虽然自己是香港的最低层，但对于父亲的选择，感到理解和骄傲。”
一直以来，父亲教会他们的自食其力，比什么财富都宝贵。
2007年，97岁的庄世平因心力衰竭在香港去世。
在他的葬礼上，当时的行政长官曾荫权亲临致祭。而为他扶灵的十余人，分别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全国侨联主席林兆枢等。
可以说，送别的宾客也是非富即贵，阵容豪华。
除此之外，庄世平享受的是最高级别的国葬，灵柩上覆盖国旗出殡，极尽殊荣。
庄世平的伟大在于他的无私，甚至在他弥留之际，一直念念不忘的依旧是：“让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强盛，有地位、有尊严。”
现如今人人都推崇精致的利己主义精神，像庄世平这种拥有“大丈夫”人格的人其实寥寥无几。
“一老功勋邦国重、万人追仰惠泽深。”
这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写给庄老的挽联，也是对他一生最大的肯定。
虽然庄老已经作古，可是他大无私的精神值得名垂千古。
本文作者 | 歌
责任编辑 | 柳叶叨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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