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丹
母亲屋里有一台＂上海＂牌缝纫机，是上世纪70年代上海缝纫机一厂生产的响当当的家用品，也是那个年代不折不扣的奢侈品。
它静静地立在母亲卧室的窗台前，上面铺着一块带碎花的的确良布罩，任窗外斑驳的阳光掠过机身又隐遁于墙角，落寞地述说着悠悠岁月与昔日荣光……
家里从山上母亲上班的医院搬到山下父亲教书的学校，再搬到如今父母退休定居的小区，老件卖掉的卖掉，送人的送人，已处理得所剩无几。只有这台＂上海＂牌缝纫机，被母亲不离不弃地请人搬来搬去，最终宝贝似的得以保留在家里。
偶尔，我们听到从卧室里传来母亲踩缝纫机的＂咔咔咔＂的缝衣声，就像一支支欢快流动在空中的乐曲，滋润了母亲闲不下来的余暇时光。碰上缝纫机跳针或断线，母亲会招手叫我们过去帮忙：＂你们看得清楚些，帮娘老子穿个线……＂父亲站在一边感概地说：＂这台缝纫机来之不易，它是我们家的功臣哦……＂
1974年的一个夏天，母亲要好的同事银阿姨偷偷将母亲叫出手术室，做贼似的塞给母亲一张稀缺的缝纫机票，神秘兮兮地对母亲咬着耳朵：＂我屋老黄从县委内部搞到的指标。你有三个细伢子，做衣缝补用得上！＂母亲紧紧攥着那张缝纫机票，几乎在手心里攥出一把热汗来。
第二天，听说一台缝纫机的售价竟然要152元，几乎相当于自己近半年的工资，喜忧参半的母亲顿时像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依依不舍地又将那张缝纫机票退回给了银阿姨，一脸尴尬地讪笑着对银阿姨说：＂我屋哪里买得起哦！千万莫浪费这个指标了……＂
银阿姨的一双眼珠子瞪得老大，不认识似的探手摸了摸母亲的额头：＂你没有发烧吧？我屋老黄费了好大的劲哩！你手上现在有多少钱，余下的大家再想办法凑凑吧……＂就这样，手术室的同事你借给十元，她借给二十元，母亲终于凑齐了买缝纫机的钱。
当天下午，母亲特意向科室请了半天的假，兴冲冲地从学校叫来了父亲，两人拖上一辆借来的板车，＂吱吱呀呀＂地从县百货公司拉回了全家的第一台奢侈品。从此，我们的四季衣衫几乎全由母亲包办了，我们穿着母亲或缝、或补、或改的衣衫，从垂髫幼童长成了青葱少年，一直到我们高中毕业，一个个走出了县城的家门。不久，银阿姨也调离了医院，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的面。
一晃过去了几十年，我们早已结婚生子，母亲也早已不用给我们缝缝补补了，只是偶尔还替自己与父亲做些简单的针线活。再后来，母亲不小心在楼梯口摔折了右腿，我们都劝她以后别再踩缝纫机了，母亲躺在卧室的床上，痛楚地拧着眉头，心有余而力不足地望着窗台前的缝纫机，久久不语……
今年春节，不明冠状病毒肺炎爆发，我像往年一样匆匆赶回了老家，只身陪耄耋之年的父母过年。很快，疫情便超出了我的想象，街上的口罩几乎一夜之间售罄，我被困在了父母家里，每天足不出户地看书度日，心里一天天地焦灼起来。
这天，母亲与父亲在卧室里好一阵嘀咕，窸窸窣窣地又好一阵捣鼓。我好奇地走进卧室一看，父亲正举着台灯给母亲照明：母亲佝偻着脊梁，拖着一条病腿，架着一副花镜，一张脸几乎凑到了缝纫机前，哆哆嗦嗦地穿着针线……我鼻子一酸，低声劝着母亲：＂妈，您都80多了，别扎了手了！现在还有哪个踩缝纫机哦？＂母亲瘪动着少牙的嘴唇，执拗地寻着缝纫机的针眼：＂给你踩几个医用口罩，不晓得你哪天能走，到时你带在路上用吧……＂我连忙低下头去，掩饰着眼眶里打转转的泪水，虔诚地替母亲仔细穿着针线。猛地，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我竟然找不到针眼了——我的眼睛也老花了！过了这个春节，我就该51了……
＂咔……咔咔……咔……＂卧室里传来缝纫机迟钝而不再流畅的声音，对我来说是那么久违而熟悉。机器总有陈旧的那一天，我们总有衰老的那一天，只有人间的真爱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海，会在这个世界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