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想必大家一定熟悉的很，他们经常出现在我们语文和历史课本上面，欧阳修，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而司马光、王安石是北宋名相，范仲淹则有那句名闻天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美句。对于他们，大家熟悉归熟悉，可他们之间的关系你们知道多少？
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出生时，北宋刚建立还没满30年，他为官是在宋真宗（公元997年－1022年在位）和宋仁宗（公元1022年－1063年在位）时期，在仁宗朝曾主持了以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公元1041年－1048年），而欧阳修是改革派中的重要成员，后来改革失败两人都因此被贬。
司马光（公元1019年－1086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公元1085年—1100年在位）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神宗死后，司马光被哲宗启用为宰相，上台后他和保守派全面反对王安石的改革：凡是王安石立的新法，不论好坏，统统废止；凡是王安石革除的规矩，不论利弊，又通通恢复，史称元祐更化。
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他和司马光在仁宗朝可以说是打酱油，没什么话语权。到了哲宗朝时，他挂了个闲职养老，打了一会酱油就和司马光一起归天了，不过他还死在司马光前面。在神宗朝时，受神宗重用，拜相改革，史称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
苏轼（公元1037年－1101年），这小子跟前辈相比，他就是个打酱油的，而且打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还在宋徽宗朝（公元1100一1125年）呆了一年多。他要是能活到90多岁，都能亲眼见到靖康之耻，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南宋偏安一隅开朝建国。
综上所述，这五人的辈分就是：范仲淹和欧阳修是一代人，司马光和王安石是一代人，苏轼是前面四个人的后辈。你以为这就完了？他们就这点关系？错，大错特错！
范仲淹和欧阳修两人之间关系极好，是好哥们，范仲淹作为大哥，对欧阳修多有照顾。仁宗朝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欧阳修仗义为兄，连续上书为其力争，最后也因“朋党”一事屡屡遭人口诛笔伐。最后还被设计，以“侵占外甥女财产”之罪出贬滁州。
仁宗朝时，欧阳修与王安石最开始二人关系还不错，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政坛前辈还和王安石互赠诗文（《赠王介甫》与《奉酬永叔见赠》），并向韩琦举荐王安石。后期到了神宗朝，他却因为政见不合，对新法多有抵触，在地方执政期间曾拒不执行新法有关工作，致使与王安石在政治上交恶，后来干脆颐养天年去了。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入朝为官前，都已经是名满天下的人物。宋神宗即位三个月就重用两人，头天王安石任命为江宁知府，第二天司马光就任命为翰林学士。他俩是朋友，私交上倒也过得去，但在政治上的死对头，两人联手做出了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君子之争”。
二人为政时斗的不可开交，你来我往之下十余年苦斗，虽然司马光文采斐然，兢兢业业，但其工作能力实在及不上王安石，在争斗中明显处于下风，以至于在王安石当政时期几乎是黯淡无光，碌碌无为，期间还被贬去西京洛阳，安心编撰《资治通鉴》去了。
至于苏轼，真的是朵奇葩，虽与王安石，司马光同朝为官，但在变法派得势时反变法派，结果被贬，在守旧派得势时反守旧派，结果还是被贬，两边不讨好，一生在朝中都不如意。王安石说他：华辞诚无用，有吏材则能治人。连宋神宗都说：苏轼非佳士。皇上都看不上你，你还能做什么呢。
司马光掌权后，对他全面废除新法持反对意见，苏东坡说：新法有利有弊，应予以甄别，把好的留下，坏的剔除就行。这话很是在理，司马光却对他发起脾气来。于是苏轼对司马光说：当年韩琦做宰相，阁下做谏官，争得面红耳赤也不管不顾。难道现在自己大权在握，就不许苏东坡知无不言了吗？司马光马上笑着道歉，但依然不改。
而苏轼参加科举的那一年主考官是欧阳修，苏轼的第二名是欧阳修亲点的，两个人有师生之谊，欧阳修在放榜后给梅圣俞写信，称“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欧阳修死后，苏轼还写了诗词纪念他。他俩还是亲家，因为欧阳修的孙女后来嫁给了苏东坡的第二个儿子。
至于苏轼和王安石，虽政见不同，不过私下里交情还是不错的，他俩常一起游玩，谈论诗文，或是畅谈国事。宋神宗当政时期，曾经问王安石：你认为苏轼苏辙两兄弟学术、人品怎么样？我看他们二人学问颇相类，但为何一个反对变法一个支持变法。“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本是无生还的希望，后被退休在家的王安石听到后，特意上疏皇帝：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因而逃过一劫，而王安石死后的悼词，也是苏轼撰写的。（喜欢的话多多关注，多多点赞，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谢谢！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欢迎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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