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专题史目录民国演义第一部第23章五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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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五卅运动（一）

由于冯玉祥的北京事变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又和段褀瑞、张作霖在权力再分配上发生了矛盾，渐渐地已处于劣势。

1925年1月4日，冯玉祥接受了段祺瑞执政府委任他的“西北边防督办”一职，黯然离开北京，前往张家口就职。

李大钊敏锐地察觉到冯玉祥具有一定的革命倾向，遂多次前往张家口密会冯玉祥，讲解革命真理，帮助其部队进行爱国爱民教育，并接受苏联援助，实现装备的现代化，逐渐将西北军打造成一支中国北方反帝反封建的主要军事力量。

不仅如此，李大钊还把被蒋介石开除的宣侠父派到冯玉祥部队中。把京报特约记者邵飘萍选派给冯玉祥并担任高级顾问。

宣侠父在部队里经常为各级军官讲课，深入浅出地讲授《三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华史》。还经常请徐谦来部队讲授《辛亥革命史》、刘骥讲授《滦州起义》、邓哲熙讲授《军法概述》、何其巩讲授《苏联见闻》、简又文讲授《社会发展史》等等课程。

之后的几个月，以任江为团长的苏联顾问团在西北军中正式开展工作，帮助西北军在张家口建立了兵工厂，建立军官教导团、陆军干部学校、交通教导团，西北军的战斗力和整体素质得到明显的提高。

　　冯玉祥还接受李大钊等人的建议，招收“五卅惨案”后从全国各地涌向张家口的反帝爱国青年。同时，李大钊又先后派刘志丹、高克林、安子文、方仲如等大批干部到西北军开展工作，培训出了一大批宝贵的有生力量。

溥仪虽然心怀怨恨地躲入了日本驻华使馆，但长期呆在大使馆也总不是个办法。2月23日晚上7时，趁混乱之机，溥仪扔下皇后、皇妃，身穿蓝布长袍，在夜幕的掩护下，由日本便衣警察保护，悄悄从日本使馆侧门走出。因怕开车闹出动静，于是步行到达前门火车站，在火车的二等车厢上与罗振玉父子会合，当晚到达天津。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帮助下，藏在车子的后备箱内，进入了日租界，住进了原清朝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的宅子“张园”。

孙文逝世后，苏联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并协调中国事务，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设立了中国委员会。在4月17日的第一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援助冯玉祥等问题。在6月5日的会议上，伏龙芝提出在蒙古境内组建国际部队以便支援冯玉祥的建议，该部队的组建及其军事器材的供给则完全由苏联负担。

由于黄埔学生军在东征中的出色表现，加之第二期黄埔学生也即将毕业。因此，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教导一、二团被扩编为党军第一旅，何应钦被任命为旅长。鉴于刘峙脱去上衣，赤膊上阵手擎军旗身先士卒带头冲锋的奋勇气概，在何应钦升任旅长后继任第1团团长。陈诚因临危不惧，精湛的技术被任命为炮兵营长。蒋介石被军事委员会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兼党军司令官。

“公博，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当陈公博踏入廖仲恺的办公室，廖仲恺马上热情地起身相迎。

“刚回来，今天是特意前来拜访先生，感谢你对我留学美国的支助。”

“客气什么啊！快请坐。”廖仲恺一边招呼陈公博坐下，一边递上了凉茶。

“公博，今后有什么打算？”坐定之后，廖仲恺关切地向陈公博询问道。

“不瞒先生，我想去广东大学教书。”

“唉，公博，年纪轻轻的，应该为国谋事，怎么去教书呢！”

就这样，陈公博在脱离中共三年后，又加入了国民党。由于受到汪精卫和廖仲恺的信任和支持，加入国民党后不久，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

有了党军作为坚强的后盾，针对驻在广东省内的军阀部队各据防地、霸占税收、开烟馆、设赌场，飞扬跋扈、欺压人民的状况。廖仲恺专门撰文发表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坚决主张改组军队，统一财政。

5月15日早上6点多钟，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正急匆匆地走在上海最大的棚户区之一，浜北潭子湾的石头路上。他一接到通知，顾不得刚下夜班，就急忙赶到设在潭子湾三德里的工会，参加内外棉、同兴、日华等日商纱厂夜班工人紧急会议。他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的纱厂工人顾正红。

顾正红，1905年生，江苏阜宁人，当时正好二十岁。1921年因苏北家乡遭遇水灾，随父母逃难来到上海。在上海日商内外棉九厂、七厂当工人。

1924年，为了更深入地开展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把沪西工人区列为工作重点。先是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后又办起了沪西工友俱乐部。此时，正在上海内外棉七厂上班的顾正红成为这所工人补习学校的学生。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邓中夏、恽代英、项英、李立三、刘华、杨之华等，都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给工人上课或讲演，给工人灌输革命思想。

在俱乐部上夜补习课时，刘华启发大家说：“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一把筷子就不容易折断，这说明团结斗争的力量大。”共产党人的这些话，深深他打动了顾正红，使他深刻认识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力量所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为提高待遇，组织了针对日本纱厂的二月大罢工。顾正红积极组织和参与罢工活动，还成立了护厂队，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经过广大工人的不懈努力，二月大罢工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顾正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顾正红等人的组织下，内外棉十一厂和其他日商纱厂都行动起来，积极在普陀和杨树浦发展工会组织，人数达到万人以上，上海工人阶级的队伍--工会，由此澎勃壮大。

四、五月间，棉纱行情发生了变化，由棉贱纱贵变成了棉贵纱贱。针对这种情况，工会和俱乐部决定，采取轮流怠工的办法，以拖垮日本资本家。于是从5月初起，内外棉、同兴、日华等主要日商纱厂工人纷纷怠工，此起彼伏，相互配合，与日本资本家进行斗争。

资本家是以榨取剩余资本为目的的，棉花的涨价已经让他们感到下了一场雪，再加上工人们的消极怠工，无疑是雪上加霜。5月14日，日本资本家将“闹事”的十二厂二十几位工人代表予以开除。工人们纷纷质问，却遭到了无理驱逐和殴打，以至于事态逐渐扩大。

等到顾正红赶到潭子湾三德里工会俱乐部时，各厂的工人代表已经聚集一堂。主持会议的刘华首先报告了14日十二厂工人斗争情况，接着分析斗争形势。根据七厂织布是靠十二厂供应棉纱这一情况，刘华估计日本资本家很可能以十二厂工人停工，织布无原料为借口迫使七厂工人停工，借以制造工人内部矛盾，削弱工人斗争力量。他对工人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七厂工人仍应上工，不上资本家的当。七厂日班工人已去上工了，夜班工人要有准备。”

就在刘华召集顾正红等工人骨干开会的同时，日本领班派人向工人宣布：“今天厂里没有纱，大班叫你们统统回去。”之后，还煞有介事、别有用心地说：“工人没生活做，就没有饭吃。这不是东洋老板不给你们饭吃，是十二厂工人不给你们饭吃。你们有亲戚朋友在十二厂的，叫他们赶快去上工！”

七厂的日班工人纷纷指责十二厂是因为开除了二十多个工人代表而导致停工的，七厂工人不上班就没有工资，要求正常上班，劳资双方对立僵持起来。

可能是日商向当局报警过了。僵持至中午时候，普陀路巡捕房一名警官带着几个巡捕前来了解情况。经调解，就星期六、日二天停工期间工资作半发放，达成了协议。

谁知等日班工人一出厂，日本厂方马上就把厂门锁住，并贴了一张布告，只说停工两天，对发半日工资的事只字不提。

顾正红得到这一消息后，马上约了几个工人积极分子，分头到夜班工人家里去活动，动员大家不理厂方“布告”，坚持上班，并提早到厂门口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