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一文发表后，引起了中央党校党史专家于南教授的注意。他于1987年4月22日给我来信，说1979年4月至1981年2月，他参加过“两案”的审理工作，看到驻蒙古使馆报回的关于林彪坠机事件的文电和照片。
说他这些年一直在研究林彪问题，在一些地方讲过“九一三”事件；由于当年看驻蒙古使馆文电和照片时不准抄录，仅凭脑子记忆有限，因而我的这篇文章为他解决了很多问题，在最近给党校培训班和研究生班讲课中，运用了这篇文章的材料。他在信中指出了我文章中记忆不准的几个情节。
我此前并不认识于南教授，他是在参加审理“两案”时，看到我1971年9月24日，写给周总理关于林彪座机残翼那个大洞的分析报告，从而知道了我的真实姓名，后来又从我50年代一位老邻居那里，打听到我的下落。在这以后，我同于南教授建立了联系，并在1987年6月和1988年5月，应他之邀到中央党校给党史师资培训班和研究生班讲过两次课。
于南教授在同我的交往中，给我看了《党史信息》上刊登的1986年11月16日的一段讲话，并交换对《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的看法，共同感到不能听任国外恶意造谣这样广泛流传，我国官方应该发表文章，揭示林彪外逃坠机的真相，澄清国内外视听。
1987年5月，编写组成立，调阅了外交部的有关文电，并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了档案，访问了李耀文、韩念龙、符浩等同志。经过半年的研究和写作，最后完成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许大使的《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任务——“九一三”事件的对外交涉》，另一篇是我们三人合写的《视察林彪叛逃飞机坠毁现场纪实》。另外，外交史编辑室还请符浩写了一篇《“九一三”事件补白》。
这三篇文章刊登在内部发行的《外交史资料》1987年第6期上。后来，1988年1月15日，公开出版的《党的文献》杂志（总第一期）予以刊登。1990年5月，又收入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一书中。
许大使的文章，除在《世界知识》等国内报刊上刊登外，1988年5月，还译成英文，在向海外发行的《北京周报》第21、22期上发表，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注意。在巴黎出版的《欧洲时报》及其他海外中文报纸全文或摘要登载。有的外国报纸发表短评或质疑，他们不明白中国官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披露林彪出逃飞机坠毁的真相。
1988年1月31日和2月1日，新加坡的《联合晚报》，连载了我在1987年1月发表于《万象》杂志上的《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他们换了个标题：《荒原上的疑云》，而作者用了我的真名，不是发表该文时的“伊白”。
1988年春天，我应《解放军报》两位副总编的要求，写成《罪与罚—林彪坠机现场视察纪实》一文，从4月25日至5月30日，连载于该报第三版上，在军内引起热烈反应。由于这份报纸是在军内发行，因而社会上看到的人不多。
以上“亲历者”所写的这些文章，有力地驳斥了《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编造的谎言。
澳洲记者寻根究底
西方世界的新闻媒体，对新中国一直存在着固执的偏见，加以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某些报刊兴风作浪，他们散布大量怀疑论调，不相信我国作者揭露的历史真相。
林彪究竟是怎么死的，死在北京还是蒙古的草原上？对于最后澄清这个历史真相做出贡献的，是澳大利亚一位年轻记者彼德·汉纳姆。
在北京出版的《作家文摘》第80期(1994年7月8日)摘登了李安定写的《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详细报道了彼德·汉纳姆的整个采访活动。
该文称从1993年5月开始，彼德·汉纳姆用了半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地奔走于蒙古、俄罗斯、美国及台湾、香港，往返数万公里，写出了第一手调查材料，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上。
此事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的报刊对他的文章予以转载和评述。西方的媒体认为，彼德·汉纳姆所进行的采访，“其意义在于，中国官方关于林彪之死的解释，第一次由一个西方记者通过客观的独立的调查给予证实”。
汉纳姆起初是自己出钱，进行这次采访旅行的。首先他来到改变了社会制度走向自由化的蒙古，自己雇车到达林彪座机坠毁现场。原来保护现场的铁丝网已被拆除，附近居民哄抢了飞机残骸，一些较大的部件，由贝尔赫矿区派人运走，卖给了中国商人。汉纳姆在现场只拣到十二块飞机残片。
现场附近的居民向他讲述了所见飞机坠地燃烧及尸体情况，许多人不知道林彪是谁，更无法证实林彪在这架飞机上。
汉纳姆回到乌兰巴托，找到一个过去在蒙古外交部担任英语翻译的人。此人讲，中国飞机坠毁不久，公安部找他去翻译一张英文纸片，他看了有点惶惑，原来是避孕药的说明书。公安部的人笑了，说这个说明书是放在失事女尸的手袋里。
汉纳姆据此分析，叶群时年五十一岁，已过了使用避孕药的年龄，由此判断这个女尸不是叶群，那么林彪是不是在飞机上就很难说了。
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汉纳姆找到了当年参与苏联专家检验遇难者尸体工作的蒙古病理专家莫尤（按：此人是中国大使及其随员视察坠机现场时，蒙方随行的卫生组法医)。这个人向他描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节：
1971年9月13日，中国喷气飞机坠毁的当天，苏联人就赶到现场。这批苏联人是由军人和航空专家组成的调查组，他们负责了解飞机坠毁的原因，但他们对九具尸体不屑一顾，而对这架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更感兴趣，把三台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制造的斯佩式发动机中尚完好的一台拆运回苏联。
苏联当局根据其驻华使馆的情报，认为应该对这架飞机上乘坐的究竟是什么人弄弄清楚，于是在飞机坠毁五周之后（按：后来俄罗斯报纸又称为9月下旬)，派克格勃的调查组来到坠机现场。
他们把墓地的棺材全部挖了出来，逐个检验因天寒地冻而未完全腐烂的尸体，在蒙古专家的帮助下，首先肯定了尸体的所有伤痕都是因飞机坠毁造成的，排除了乘客是在坠机前死亡的可能性。
克格勃调查组虽然带来了“九一三”以后中国再没有公开露面的领导人资料，但烧焦的尸体已面目全非，比照资料难以判定。于是，他们割下了那个女人和那个岁数最大的男人的头颅，放在大锅里架起柴火煮，目的是将毛发、皮肉剥离干净。这种残酷的做法，外行人看来实在是异常恐怖。最后，苏联人把两个煮干净的头颅装箱带回苏联。
汉纳姆听了蒙古专家的讲述以后，认为揭开谜底必须到莫斯科去。但是，到那里找谁呢？他在乌兰巴托苦苦追索中，得到一张当时苏联调查组人员和蒙古官员聚餐的照片，有人向他指出其中一位是来自莫斯科第三医院的托米林——调查组的主要病理学家。
汉纳姆用自己的稿费买了机票，想到莫斯科来个顺藤摸瓜，弄清真相。但在一个国际大都市中，凭一张照片、一个名字来寻找一个人，实如大海捞针。
当他得知莫斯科第三医院已经撤销的时候，真像是当头挨了一棒。但他没有死心，拿着照片几乎找遍了莫斯科的大小病理实验室，终于有人认出了托米林，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
托米林友好地接待了汉纳姆，但他拒绝回答有关问题，强调他同克格勃有协议，不得泄露调查结果，尽管克格勃不存在了，仍然要经过克格勃的后继机构的批准，他才能把秘密公开。
汉纳姆费了很大周折，弄清了取代克格勃的新机构，递去了采访申请。当时正值盛夏，俄国官员许多都到郊外度假去了，汉纳姆一趟趟跑，也找不到要找的人。签证眼看到期，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幸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知道了他的采访计划，愿意给予部分资助。于是，他利用等待莫斯科官方批准的时间，到美国去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调查。
在美国，汉纳姆访问了外交界、情报界、新闻界许多人士，收获甚微。一个华人餐馆的老板介绍并安排他同在纽约的张宁见了面。张宁原是一个歌舞团演员、老红军的后代，“文革”期间经过“选美”来到毛家湾，成为林立果的“未婚妻”。“
九一三”之前，她随林家到了北戴河96号楼。张宁向汉纳姆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讲了叶群、林立果和林彪出逃的情况，她肯定林彪乘上“三叉戟256号”飞机飞走。
汉纳姆重返莫斯科，惊喜地获悉托米林得到批准向他讲明当年的事实真相。
1993年10月，托米林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汉纳姆，在座的还有当年飞机坠毁事件调查组的负责人、原克格勃的将军扎格沃兹丁。他们的对话如下：
“林彪和他的夫人叶群在这架飞机上，他们是因为这架飞机坠毁而丧生。”扎格沃兹丁断然地说。
“你们如何证实这个结论呢？”汉纳姆问。
托米林拿出一包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和资料，其中有一张从正面和左右侧面三个角度拍摄的头骨照片。
托米林指着照片说：“这正是林彪的头骨。”并解释说林彪的头部在战争中受过伤，其位置正好与头骨的伤痕相吻合，而且苏联保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有关林彪牙科记录也与头骨的实际情况丝毫不差。
扎格沃兹丁补充说：“我们另一个鉴定方法，是用头骨对照了林彪生前的照片。克格勃的资料里有一张俯拍的免冠照片，清楚显示了林彪头部的伤痕。
我们还把头骨照片和林彪过去的一些照片叠放，看到两者的轮廓完全重合。”
托米林还说，人们的耳廓如同指纹，一个人一个样，没有重复的，因而是鉴定身份的重要依据。
当年从现场割下了那具女尸的一只耳朵，与叶群的有关资料对照，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为了使鉴定头骨和耳廓的结论万无一失，克格勃的这个调查组，根据林彪病历中患过肺结核的记载，重返蒙古检验尸体。
托米林记得那天正好是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北风怒号，天寒地冻，他们挖出了林彪尸体，在其右肺确实发现钙化的硬块，与病历中的X光片一致。
调查组的工作，使苏联最高领导非常满意，他们得到了嘉奖和晋升。扎格沃兹丁擢升为将军，托米林则获得领导国防部所有病理实验室的特权。
扎格沃兹丁对汉纳姆说：“二十二年来，全世界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事件的结果——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当时的克格勃主席)、托米林和我。今天，我们把这个调查结果透露给你。”
汉纳姆当然心满意足，他半年来艰苦的奔波采访，终于找到了一个历史悬案的谜底。最后他问了一下这架飞机上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汉纳姆的采访报道，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披露之后，许多国家的报刊予以登载。其影响相当广泛，使得《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所散布“林彪是在北京被毛泽东搞掉的，没有在那架坠毁的飞机上”的谣言及其造谣者，消弭得无声无息。
汉纳姆的采访报道问世不久，新华社《参考消息》1994年5月21日，登载了俄罗斯军队的《红星报》报道的《林彪事件鉴定始末》。
据称他们于1994年5月派记者采访了托米林。托米林的真实身份是退役少将军医，当年已是著名的犯罪侦察学家、经验丰富的法医和高级专家，刚被任命为国防部法医学实验所所长。与他同去蒙古进行调查的，有克格勃的侦察员扎格沃兹丁及其助手病理学家沃尔斯基。
托米林回忆说：
“9月的一个早晨，克格勃的一位领导打电话问我能否立刻出一趟国，我说当然可以。”“几天之后，我们乘飞机抵达乌兰巴托……在蒙古士兵的保护下驱车找到了飞机坠毁现场，一群野狼已在那里筑了窝，士兵们对天鸣枪驱走了狼群，我和沃尔斯基则开始掘尸检验。
尸体共有九具，全部烧得面目全非并已高度腐烂。我在两具尸体的口中发现了做工相当精细的金齿桥和金牙套，于是决定将这两具尸体的头骨带回乌兰巴托。我只是凭直觉才这么做的，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猜想。”
托米林回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翻阅几本杂志时看到了林彪的照片，他心里一动，脱口而出：“真像啊！”回到莫斯科以后，他便收集大量的林彪的照片，在一张脱帽照片中，发现了林彪的右太阳穴稍上处有一道明显的疤痕，而从蒙古带回的头骨上也有这么一条伤痕。
当他找来林彪过去在苏联治病时的病历，一张X光片上清楚显示了其肺部结核钙化的硬结。于是他决定再次飞往蒙古，陪同他的是人体形态学研究所所长佩尔米亚科夫。
“当时已是11月，天气寒冷，我们每过5分钟就得把手伸进温水中暖一暖。结核病灶很快便找到了。临走时，我又收集了那两具尸体的几块骨骼和所有牙齿。回国后，我对那几块骨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死者的身高和年龄同林彪及其妻子叶群的身高和年龄完全相符。”
托米林怕万一有失，决定用拉特涅夫斯基氏液（由酒精、醋酸和漂白物质组成的混合物，可以大体恢复半腐败器官的形状和大小，甚至恢复肌肉弹性)，来检验在飞机失事现场割下的林彪和叶群的耳朵。实验结果再次证实了前面的结论。
最后，在向安德罗波夫汇报鉴定结果之前，托米林找到了能根据人的头骨构造恢复其面貌的专家，复制出林彪的头像，结果同照片分毫不差。
彼德·汉纳姆的报道和俄军《红星报》的采访，从蒙古方面也得到了印证，并有进一步补充。1998年2月18日，《参考消息》刊登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对“九一三”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的采访报道。云登肯定地说：
9月14日，蒙方本来要派专机运送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去温都尔汗视察现场，突然接到苏方通知，苏军直升机已从赤塔飞到中国飞机坠毁现场进行调查，并拆走飞机上的一座引擎，因而运送中国人员的专机不得不推迟至15日下午起飞。
云登还证实，死难者尸体掩埋四五周（按：此时间与汉纳姆所讲一致）后，苏联掌握了情报，认为“似乎是林彪乘坐的飞机”。
10月中旬，苏联国防部法医部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两名将军到现场，从墓中挖出了据信是林彪及其夫人的遗体，割下头颅带走了。
11月，这两位将军再次来到现场，详细检查了被割掉头部的男性遗体，并带走了上半身。当时有蒙古的两名法医在场，但在事后蒙古政府被抛在一边，尸骨也没有归回原葬墓地。
云登透露，中国飞机坠毁现场发现了大量军用物品，包括：中国空军密码，含师级名称在内的飞行指示书，写有部队名称的燃料购买证，出入部队的身份证明书，军用手枪（中国造六支、苏联造一支)及一支自动步枪，军装和军队相关书籍，等等。
蒙方认为中国军用飞机侵犯领空，进行间谍飞行或破坏工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机上遗物情况没有告诉中国方面。中国方面虽要求归还机上遗物，但当蒙方要求提交全体机上人员名单时，中方撤回了自己的主张。
后来，云登又接受了日本《星期日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对上述说法做了若干补充，其中较重要的是：“我方人员在机内发现有军用航空地图，地图上从河北省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线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次克，目的地是当时与中国为不共戴天之敌的苏联”；“此外，机上装备有苏联制造的高度仪”，“当时在操纵室里有两个高度仪，一个是该机从巴基斯坦购入时便已安装好的普通高度仪，另外一个是专门用于低空飞行的特别高度仪，属于当时苏联最尖端的仪器，并未供应给任何国家，即便是同盟国的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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