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方晨
摘 要：河红茶，因江西上饶铅山河口镇而得名。历史上，铅山茶的出现与形成，与宋代建州茶区北移、武夷山茶区的形成具有直接关系。北宋后期，铅山地区以桐木关为中心已开始种植茶叶。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河口市镇开始兴起。本文通过对宋代以来桐木制茶史的考察，清人文集记载之江西乌茶不仅是最早的发酵茶品种，亦是18、19世纪畅销海外的乌龙茶、红茶的真正起源。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中国茶叶海外贸易的机制以及传统社会茶叶商品化的特点，使得铅山河口作为发酵茶起源地的这种地理标志，先后为福建、广东两地所混淆，人们长期将武夷茶视为中国发酵茶的起源。河红茶的历史集中反映了唐宋以降、古代社会中国茶叶商品化的过程，也是18、19世纪中国茶叶海外贸易的一个缩影。
河红茶，因江西上饶铅山河口镇而得名。1945年，吴宗慈《江西通志稿》记载：“上饶、广丰、玉山、铅山四县位于本省赣东，与闽浙山地毗连，仙霞山脉为自然疆界，地势多倾斜，诚属天然之优良产茶区域。更有信江、新安江流贯其间，河道纵横，茶叶运输早年多赖水道，近藉浙赣铁路更为方便，上饶、广丰、铅山三县茶叶大部集中河口，制成红茶，故称河红。”[1](P150)1947年，《经建季刊·河口红茶·产区》记载：“河口红茶不专指铅山县河口镇所产的红茶，凡上河茶区的上饶、广丰、铅山三县茶叶，大都集中河口制成红茶，故统称‘河红’。”[1](P150)
有关河红茶的起源，长期以来，茶界的一种印象，即是将中国发酵茶的起源追溯至18世纪之武夷茶，如河红、宁红等江西茶以及祁红等安徽茶，皆源自福建而由武夷茶分出①。对于上述判断，黄兴宗注意到，在1860年之前，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过‘红茶’这个词汇”[2](P468)；吴觉农注意到，福建作为红茶发源地，其地方志中却没有发现与红茶起源有关的记载[28](P90)；肖发标、钟文良等从江西地方史研究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从茶叶制作技艺发展史看，“江西乌”是我国茶叶制作由“绿”转“红”的巨大变革，开创了茶叶制作历史新阶段[4](P27)。对于河红茶起源的考察，不仅关系到诸如原产地点、出现时间、与武夷茶关系、“black tea”中文含义等有关红茶起源之种种具体问题，亦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于19世纪海外贸易背景之下中国茶叶商品化进程的整体认识。
一、铅茶之源起历史上，铅山茶的出现与形成，与宋代建州茶区北移、武夷山茶区的形成具有直接关系。
自唐代开始，上饶地区之茶业生产向以北部的浮梁、婺源为中心，属传统皖赣茶区。唐贞元九年（793），唐德宗榷征茶税，饶州为出茶州，只浮梁一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5](卷28《江南道四》，P672)。唐乾元元年（758），析饶州、衢州、建州、抚州四州之地，置信州，辖上饶、弋阳、永丰、玉山、常山五县，隶江南东道[6](卷107《江南西道五》，P2148)。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会要》记载诸州路军县所产茶数、江南十州榷茶之所，其中“饶州鄱阳浮梁德兴一十三万五千五百五十五斤三两，信州上饶铅山弋阳玉山永丰贵溪仅一万九百三十一斤一十五两”[7]（食货二九《产茶额》，P6636），此时信州虽已有产茶，但仍远不能与饶州相比，前者产量不及后者的十分之一。马端临《文献通考》记各地茶榷，其中赣皖名茶，如仙芝、嫩蕊、福合、禄合、庆合、指合等，均为饶、池二州出产[8](卷十八《征榷考五》，P174)。可知唐宋之际，上饶地区茶叶生产仍是集中于浮梁、婺源等地，信州及其所辖铅山等县在此时还没有成为茶叶主要产区。
而在清代所修上饶、铅山地方志中，人们往往将铅山之茶与建安之茶相提并论，并有铅山茶“佐建安而上供”的说法。乾隆四十九年《铅山县志》引《府志拾遗》载：
凡石山带上者，两山夹岸者，阳崖者，阴峡者，皆种以荈木。至三月清明前后，始吐芽。山人无论老少，入山采其芽，揉作焙炒。宋先有周山茶，白水团茶，小龙凤团茶，皆以佐建安而上供。今惟桐木山出者叶细而味甜，然土人多不善制，终不如武夷味清苦而隽永。凌露而采，出膏者光，含膏者皱;宿制者黑，日成者黄;早取为茶，晚取为茗;紫者上，绿者次。三月清明前后采芽为上春，清明后采芽为二春，四月以后采叶则不入。[1](P146)
此后道光、同治年所编铅山县志均不约而同引述《府志拾遗》中的这段文字[1](P147,P148）。
所谓“建安之茶”，即“建茶”，宋代建州是朝廷贡茶的生产中心，其“北苑贡茶”至今仍是作为福建著名的名茶品牌。宋徽宗《大观茶论》载“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9](P330)。周绛《补茶经》盛赞“天下之茶建为最，建之北苑又为最”[9](P270)。有关建茶的记载最早见于蔡襄《茶录》，该书亦是宋代第一部茶书[2](P445)。此后，丁谓《北苑茶录》[9](P263)、宋子安《东溪试茶录》[9](P299)、黄儒《品茶要录》[9](P312)、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9](P352)、吕惠卿《建安茶记》[9](P392)、佚名《北苑修贡录》[9](P399)、赵汝砺《北苑别录》[9](P401)等多部宋代茶书，均以建茶或建州之北苑茶作为主要的记述对象。
唐宋时期，建溪流域的建茶茶区与皖南、太湖流域的阳羡茶区，先后成为江南茶叶种植和生产中心，许次纾《茶疏》对此总结道：“江南之茶，唐人首称阳羡，宋人最重建州”[10](P149)。而上饶铅山正好位于这两大茶区之间，其“据江右上流，襟喉八闽，控带两浙”[11](卷四《形胜》)的区位特征亦是明清时期河口茶业兴起的重要前提，使其日后能够成为皖南、江南茶业加工集散中心。
两宋时期，今江西上饶长期为饶、信二州建置，隶属江南东路；南平、建瓯等地为建安、瓯宁建置，位于福建北部，隶属福建路。宋亡后，饶、信二州划入元朝江浙行省，元大德三年（1299），随着福建行省撤销，建宁亦入江浙，至此，建宁路、信州路、铅山州三地成为一个彼此相邻、又相对完整的区域，北部皖赣茶区的饶州、徽州，此时亦包括在江浙行省之中[12](P235、P236、P238）。与这种地域区划沿革几乎同时演进的，是茶叶生产中心自宋元时期建州地区向武夷山区的逐渐北移。
武夷山区的茶叶种植、生产和加工兴起于何时？明代万历时期（1573—1620），王应山《闽大记》（1582）最早记载“茶出武夷，其品最佳”[10](P302)。稍晚，许次纾《茶疏》（1597）评论：“阳羡仅有其名，建茶亦非最上，唯有武夷雨前最胜。”[10](P149)进入17世纪，徐渤炬《茶考》[10](P317）、周亮工《闽小记》（1655)[10](P341）、刘献廷《广阳杂记》（1695)[10](P354）、张英《聪训斋语》（1697)[10](P355）等，亦见有对武夷茶之记载与赞誉。
而根据清代地方志的记载，铅山地区以桐木关为中心，则早自北宋后期已开始种植茶叶。据前文所举乾隆、道光、同治三种铅山地方志，均引述《府志拾遗》，沿袭有“今惟桐木山出者叶细而味甜”的说法[1](P146、P147、P148）。桐木山，即当地人称桐木关，其南侧属福建崇安县（今福建武夷山市），北侧属铅山县，自古便是铅山通往福建崇安县的要道[13](P251）。桐木山所产之茶，据乾隆八年《铅山县志》记载，系宋绍圣年间（1094—1098）进士张宪所植：“（张宪），山东东平州人，举宋绍圣间进士，为信州刺史。……性嗜茶，因桐木山莳茶林，至今桐木源产茶皆其手植，并教土人种之。”[1](P145)
直到明代，信州地区的茶叶种植仍主要集中在铅山一地。据嘉靖《广信府志》记载：“嘉靖元年（1522），(广信府)农桑茶树二万一千七百四十四株，上饶县一千八百九十四株，弋阳县三千八百八十五株，玉山县一千九百一十四株，铅山县八千九百二十一株”[1]（卷5《食货志》，P280）。根据此处所记农桑茶树株数，可知当时铅山一地茶树数量比上饶、弋阳、玉山三县总数还要多，占整个广信府茶树总数接近一半。
清代铅山地方志中又有所谓“明末铅之茶害”的记载，乾隆四十九年《铅山县志》、光绪七年《江西通志》先后引郑日奎《西山茶课记》（一作《游西阳山寺记略》），西阳山寺住持僧人为客述“明末铅之茶害”：“信七邑，皆产茶，初无绝佳者，故不以供上用。独铅邑有茶户，有茶课，课额岁八斤耳，不以民厉。”[1](P147、P149)
明代实行户役制，茶户亦是众多职业户籍之一种。明初，茶户制度首先是由朱元璋在福建建宁施行，《明史·食货志》载：“其上贡茶，天下贡额四千有奇，福建建宁所贡最为上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荐新等号。旧皆采而碾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太祖以其劳民，罢造，惟令采茶芽以进，复上供户五百家。凡贡茶，第按额以供，不具载。”[15]
朱元璋设计的这种户役制度常为后世诟病，茶户制度亦不例外，其施行不久，便出现了种种问题，明代徐学聚《国朝典汇》记载：“（建宁）置茶户五百，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俾专事采植。既而有司恐其后时，尝遣人督之。茶户畏其通迫，往往纳贿”[16](卷95《茶法》)。明人何孟春亦详载其事：“国初……太祖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一照各处，采芽以进。复其户五百，俾专事焉。事责于有司，有司遣人督之，茶户不堪。于是洪武二十四年，又有建宁上供茶听民采进之诏。”[17](卷5)
至明嘉靖时期，茶榷制度积弊不断显现，建州御茶改贡延平，当地茶园日渐荒废，与之相对，武夷山、九曲溪流域却出现了数百家以种茶为业的茶户，徐渤炬《茶考》记载：“嘉靖中，郡守钱嶫奏免解茶，将岁编茶夫银二百两解府，造办解京，御茶改贡延平，而茶园鞠成茂草，井水亦日湮塞。然山中土气宜茶，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路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10](P317)
同样是在明嘉靖后期至万历年间，与武夷山茶业种植同时，河口市镇亦开始兴起。据明代铅山鹅湖费氏家族费元禄自述，其家于嘉靖始迁河口，“余家始迁居时仅二、三家”[18]（卷42《晁采馆清课》）。而到明万历后期，明万历四十六年编纂的《铅书》记载，河口已发展成为一个“其货自四方来”“货聚八闽川广”的商业市镇[19](《食货书》第五)。
历史上河口镇的商业兴盛与闽货转运有着直接关系，河口在当时作为“为入闽孔道”，“舟楫凑泊，商贾往来，货物贮聚”，其中福建进出货物对于河口商贸活动有着重要意义，在当时甚至有河口“恃闽货以为生涯”的说法[20](卷1《舆地志·疆域》)。
“铅山物产，纸外惟茶”[1](P148)。以铅山纸、茶两种商品为例，“铅山惟纸利，天下之所取足”[19](《食货书》第五)，武夷山区盛产毛竹，造就了当地发达的造纸业；河口镇运销的武夷茶，在当时亦是明代铅山的第二大物产。正是由于过境贸易的活跃以及本地区纸茶集散加工贸易的发展，河口成为赣东重要墟市市镇，使得饶州、广信二府的税务均集中于河口。
另一方面，在当时，人们亦从未将铅山视为武夷山茶区，反倒是时常强调两者的区别。如前引数种明清以来铅山地方志书沿用《府志拾遗》之说法，以为铅山桐木茶“终不如武夷味清苦而隽永”[1](P146、P147、P148）。同治《铅山县志》引邑人周其熊《采茶曲》云：“近日铅州茶亦好，不须远拜武夷君。”[1](P149)亦是将铅山茶与武夷茶进行对比，可见，在当地人心目中，虽然铅山毗邻福建，但对于两地茶区及所产之茶，是有着非常清晰明确的划分。
如前所述，铅山这一相对独立的产茶区域的形成，无疑与其闽浙赣三省交界的区位特点有关。宋开宝八年（975）、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铅山两次升县为州；元元贞元年（1295），铅山更名永平州，又一度从弋阳、上饶两县增划新政、善政、乾元、永乐等四乡入铅，以扩大州域[21](P36)。
历史上铅山所产之茶，因此不乏携赣鄂皖茶入闽的特征，如乾隆八年《铅山县志》记载当地产茶，为湖北蕲门春茶之品种：“蕲门团黄，有一旗二枪之号，言一叶二芽也。地产不同，称名各异。谷雨前取叶焙制者佳。土人多不善置，不如出他州者为最胜。”[1](P145）又如乾隆《广信府志》所言：“今建安之茶，多取铅之河口镇，而铅无佳茗。”[1](P146)
同样也是由于其位于皖南、闽越等几大传统茶区之间，其本地茶叶生产与加工，往往给人以“土人多不善置”“铅无佳茗”“终不如武夷味清苦而隽永”等等的印象。直到18、19世纪，茶叶加工开始由传统的绿茶散茶向发酵茶工艺转变，乌龙茶、红茶成为畅销海内外的茶叶品种，作为中国最早之部分发酵茶（“江西乌茶”）与全发酵茶（红茶）的故乡，河口茶市、河帮茶师、铅山河红才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在茶叶发酵工艺之演进历史、红茶之起源与海外贸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二、铅茶与武夷茶之关系从中国茶叶的分类，即绿茶、乌龙茶、红茶三种茶叶的起源，亦即茶叶发酵工艺的演进来看，在武夷茶的早期历史中有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16世纪晚期开始，武夷之茶取代建安之茶，成为当时最为人所称道之福建名茶。如前所述，前有王应山《闽大记》（1582)[10](P302)、许次纾《茶疏》（1597)[10](P149)，到了17世纪，徐渤炬《茶考》[10](P317）、周亮工《闽小记》（1655)[10](P341）、刘献廷《广阳杂记》（1695)[10](P354）、张英《聪训斋语》[10](P355）等当时明人所撰各种茶书、文集中，不乏对武夷茶的赞誉。
第二阶段，同样是17世纪，随着茶叶海上贸易的兴起，武夷茶（Bohea）成为深受西方人青睐的一种半发酵茶叶的商品名称。据苏格兰医生托马斯·肖特（Thomas Short,1690—1772年）记载：“欧洲人最初订购绿茶；之后‘武夷茶’（Bohea）便取而代之。”[2](P464)黄兴宗对此写道：
“Bo-hea”是厦门方言中武夷的发音。17世纪后叶向欧洲出口茶叶的中国商人大都来自厦门。“Bohea”(武夷茶)便很快成为茶叶贸易中的惯用语。肖特在其考察报告中指出：较之绿茶，欧洲人更喜欢武夷茶[也称为红茶(black tea)]。二者之间的风味相差很大。[2](P464)
第三阶段，到了20世纪早期，“乌龙茶”被公认为半发酵茶的代名词，此时的武夷茶则成为乌龙茶茶类的重要品种和地理标志产品。19世纪6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茶商首次使用“乌龙”作为武夷茶（即半发酵茶）的代名词，从此武夷茶则成为乌龙茶茶类的重要品种。据威廉·乌克斯（William H.Ukers）记载，我国台湾地区乌龙茶向西方出口始于1869年，而且很快成为其经济中的一大要素[2](P467)。1892年，蒋师辙《台游日记》曰：“今台北近山种时几满，其最佳者名乌龙茶，泰西人酷嗜之。”[10](P429)
简言之，早在17世纪，半发酵茶以武夷茶之名名扬海内外，而到了20世纪早期，“乌龙茶”取代武夷茶，被公认为半发酵茶的代名词。
然而，与武夷-乌龙茶名称演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发酵茶叶的制作方法和来源，中外文献却往往语焉不详。在武夷茶畅销之初，西方商人一度认为武夷茶(当时的“black tea”)与绿茶是由不同种类的植物加工而成[2](P464)。对于武夷茶的制作方法，清代茶书将武夷茶之红色误以为炒焙之色，即由炉火烘烤焙红形成，如清乾隆时期陆廷燦《续茶经》引《王草堂茶说》记载：“阳羡岕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萝、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10](P363)实际上，今天我们已知，发酵茶呈现的暗红色，乃是茶叶中的黄烷醇物质氧化所致，即制茶过程中，鲜叶萎凋、部分发酵而形成。
回顾明代嘉靖万历之际武夷茶的早期历史，武夷山茶区的形成乃是由于建安等福建传统贡茶产区的衰败所致；而发酵茶的加工工艺与风味同样不可能是由绿茶类型的建州北苑茶发展而来。
进一步考察武夷茶区的分布，可知崇安等地之“武夷茶”并非本地出产，而是与广信铅山之茶业、茶人存在着千丝万缕之联系。今所见清代崇安县志均沿袭《茶考》“环九曲之内，皆以种茶为业”“武夷之名（茗），甲于海内”的说法[22]。所谓“九曲”，指的便是今武夷山九曲溪，亦是今天沿桐木关、崇安、桐木村、星村等武夷正山小种关键产区的分布之地。
考察武夷茶之来源，最为关键的线索，是18世纪中期出现的一种名为“江西乌”的发酵茶。崇安知县刘靖《片刻余闲集》叙述武夷茶之产地品种，记载崇安当地九曲溪星村镇大量外销一种由福建邵武、江西广信所产之茶，“黑色红汤”“土名江西乌”，当地茶商“以之入于紫毫、芽茶内”，作为武夷茶售卖，其文称：
武夷茶高下共分二种，二种之中又各分高下数种。其生于山上岩间者，名岩茶；其种于山外地内者，名洲茶。岩茶中最高者曰老树小种，次则小种，次则小种工夫，次则工夫，次则工夫花香，次则花香。洲茶中最高者曰白毫，次则紫毫，次则芽茶。凡岩茶皆各岩僧道采摘焙制，远近贾客于九曲内各寺庙购觅，市中无售者。洲茶皆民间挑卖，行铺收买，山之第九曲尽轩有星村镇，为行家萃聚所。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广信等处所畟之茶，黑色红汤，土名江西乌，皆私售于星村各行，而行商则以之入于紫毫、芽茶内，售之取其价廉而质重也。本地茶户见则夺取而讼之于官。芽茶多属真伪相参，其广行于京师暨各省者，大率皆此，惟粤东人能辨之。[23](卷1)
对于“江西乌”，陈祖槼将其视为18世纪出现的一种红茶，黄兴宗认为其“黑色红汤”其实指的是半发酵茶的特征。根据上述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在18世纪武夷茶的生产与贸易过程中，江西广信所产之茶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当时，武夷茶分为岩茶、洲茶两种，其中岩茶为“各岩僧道采摘焙制”，未在茶市销售（“市中无售者”），而市面销售主要来自为星村镇等地的洲茶，当地行商正是将福建邵武、江西广信所产之“江西乌”掺入洲茶，作为武夷茶售卖。
据刘靖《片刻余闲集》所述，江西乌茶之产地，不独广信铅山，福建邵武等地所产之茶，亦称“江西乌”；武夷当地茶商将江西乌茶掺入武夷洲茶之紫毫、芽茶（“以之入于紫毫、芽茶内”），可知江西乌茶大约与武夷芽茶、小种工夫品质相当，虽无法与武夷茶中第一等的白毫、老树小种相比，但有时亦可追及紫毫、小种等品质；所谓“芽茶多属真伪相参，其广行于京师及各省者”，可知“江西乌”在当时正是以武夷茶之名，行销各地。
《片刻余闲集》所见“武夷茶”“江西乌”品种、等级
我们进一步从茶叶发酵工艺传播时间和轨迹探寻“江西乌”的来历。以往中西学者多认为，茶叶发酵的工艺在明代中晚期已经出现，如陈椽在《茶业通史》中这样写道：“到了明代，冲破绿茶的范围，发明红茶制法，制茶品质恰与绿茶相反。”[24](P239）黄兴宗引述《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第三分册中有关中国传统食品发酵加工工艺的内容，该卷中明确了包括红茶制作工艺在内的发酵工艺“都源于明代”，而红茶发酵“有四种左右独特的加工工序：萎凋、揉捻、氧化和干燥”[2](P467）；巩志[25]、陈宗懋[26](P284）则记载，有的红茶是由于茶叶海外贸易过程中，货物因储藏不当，意外发酵的轶事。
将我国传统食品加工工艺中的发酵原理简单理解为食物保存不当导致的变质发霉，实是科技史研究中的一种想当然的长期误解。事实上，我们知道，就乌龙茶、红茶而言，发酵茶的制作工艺并不简单，其晒青、揉捻、完全发酵等步骤以及关键性的萎凋技术不仅难以掌握，更不可能是通过偶然事故发明而来的。19世纪的西方殖民者在当时正是想方设法深入我国茶叶产区的腹地、孜孜不倦搜求记录有关乌茶制作方法的信息，最终盗取得中国发酵茶加工的工艺技术，之后才在印度、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建立起来近代茶叶工业的雏形。
1940年，吴觉农实地走访武夷山区，将桐木所产“正山小种”认定为红茶鼻祖。正山，意指武夷山，放在茶名前，表示“这是正宗产自武夷山的茶叶”；小种，是言量少，说明非人工栽培，而是野生的茶叶。正山小种，就是说这是产自武夷山自然生产的茶叶[36](P20)。而根据前文对宋代以来桐木制茶史的考察，桐木茶既有别于福建传统建茶，自始至终与铅茶存在着密切联系；“江西乌”则是现存文献记载最早的发酵茶品种，亦是18、19世纪畅销海外的乌龙茶、红茶的真正起源。
三、河红茶的出现与红茶起源河红茶的出现与清代及近代河口茶叶市镇的形成具有密切关系，施由明指出：
至清代乾隆年间,茶叶已成为河口镇重要的运销商品。其成因,并非由于广信府各县广种茶叶,主要的原因在于福建武夷山区,赣西北修水、武宁等县,徽州婺源县的茶叶大规模种植及茶叶加工技术的进步……清中后期茶叶国际贸易的兴起,促进了江南各省的茶叶种植及加工技术的提高。[3]
1941年，《裕民期刊》记载“赣东茶产”：“国际贸易中，赣东所产河红茶叶，是主要输出品之一，亦是赣东唯一时产之翘首，往昔因为交通关系，赣东各县茶叶，都集中河口精制，每年出产红茶极盛，遂名河红，出口外洋，为中国茶叶鼻祖，详查国际贸易史，先有河红，次有宁红，又次有祁红，故赣东河红，具悠久光荣历史。”[1](P153-154)这段文字将河红茶放入近代海外茶叶贸易中，为我们重新认识河红茶历史地位、探究红茶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众所周知，在18世纪茶叶海上贸易中，以武夷茶为名的发酵型茶叶，最初取代绿茶，受到西方人的喜爱与追捧，到了19世纪，一种发酵程度更深的茶叶（即后来英文“black tea”所指的红茶），开始取代武夷茶，畅销欧洲市场：
直到19世纪末，一种更新、颜色更深的红茶才出现，最终主宰了欧洲和帝国市场。这需要更多的氧化阶段红茶，能产生更浓、更苦的香味，在今天的中国和日本被称为“红茶(red tea)”。新红茶并非纯粹的本土产品，它们的发明体现了中国茶区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就需要：庞大的外贸公司网络；往来于通商口岸和内地的流动中国商人；乡村制造厂在农村集镇；以及商业化的农民农场。[27](P30)
有关红茶之起源，以往主要有福建、广东两地之说。以福建作为红茶起源地，吴觉农最早已经注意到“福建最早是没有茶的”，他在《茶经述评》提出了一条红茶由海上贸易从广东经泉州传入福建的传播路线：
红茶的发源地是福建。但福建最早是没有茶的，它之有茶，可能是由广东通过泉州这个港口传入的。传入之后,其在福建省内传播的主要路线，可能是由泉州传到同属晋江地区的安溪,再向北传到建阳地区的建瓯,最后又向北才传到同属建阳地区的崇安。[28](P91-92)
此后，红茶再由福建崇安———江西铅山河口———江西修水———江西景德镇———安徽东至———安徽祁门这样一条线路，向赣、闽等内陆省份传播。对于这种说法，黄兴宗也加以辨析：“19世纪40年代的红茶加工发展迅速，而且其加工方法源于广东，而非人们普遍认为的福建……1850年后，红茶逐渐取代了半发酵茶在‘乌茶’（black tea）对欧洲出口中的贸易地位。1850年前，几乎所有出口的‘乌茶’（black tea）都来自福建。到了1880年的时候，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已经与福建一起，成为名为‘红茶’（black tea）的出口红茶生产地。”[2](P473)
实际上，同将福建视为红茶起源地一样，将广东视为红茶起源地，亦是源于茶叶海外贸易文献留给人们的刻板印象，即是将作为茶叶海外贸易主要货源地、集散地的沿海地区作为茶叶的地理标志，而忽视了以江西为代表的内地茶产区在近代茶叶海外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历史演变。当我们从地方历史文献出发探讨红茶起源，可以发现几乎所有与红茶有关的最早记载，均与江西有关。
文献所见中文“红茶”一词，最早见于《崇阳县志》：“道光季年，粤商买茶，其制，采细叶暴日中揉之，不用火炒，雨天用炭烘干，收者碎成末，贮以枫柳木作箱，内包锡皮，往外洋卖之，名红茶。”[29](P401)《巴陵县志》记载：“道光二十三年（1843），与外洋通商后，广人每挟重金来制红茶，土人颇享其利。日晒者色微红，故名‘红茶’。”[29](P435)《安化县志》记载：“取道湘潭，抵安化境，倡制红茶收买，畅行西洋等处，称曰广庄，盖东粤商也。方红茶之初兴也……客有冒称武彝以求售者，孰知清香厚味，安化固十倍武彝，以致西洋等处，无安化字号不买。”[29](P490)《义宁州志》记载：“道光间，宁茶名益著，种薄殆遍乡村。制法有青茶、红茶、乌龙、白毫、花香、茶砖各种。每岁春夏，客商麇集，西洋人亦时至，但非我族类，道路以目，留数日辄去。”[29](P248)又记载有当地出产之芽茶，“味佳，胜天池、武夷”[29](P248)。《醴陵县志》记载，当地有黑茶、红茶两种：“黑茶亦名烟茶，行销县境。红茶则后黑茶而采，输出国外，岁值数十万元。始，由粤人擅其利。光绪初，邑人始自起组织茶号，营业颇盛。有谦吉、启泰、大中诸行，多在县城来龙门一带。设子庄子各乡村，挂秤收买，发拣焙制，装箱运至汉口，转售外商……贫民资以为活者，更不可胜计。”[30]（《食货志·工商》）同治《鹤峰州志》又记载：“邑自丙子年广商林紫宸来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庄本城五里坪办运红茶，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高品。州中瘠土，赖此为生计焉。”[31]（卷7《物产志·红茶》）
以上地区，崇阳位于湖北南部，靠近江西和湖南边界；巴陵即今湖南北部岳阳；安化同样位于湖南；义宁即今江西西北部修水。19世纪中期，长江中游兴起了一批重要的茶业市镇，“详查国际贸易史，先有河红，次有宁红，又次有祁红”[1](P153-154），其中，河口茶市的发展，正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纯浦随笔》（1888）因其首次准确记载了红茶“以晒蒸分”“色变红，再晒不过火”的发酵方法，历来为茶史学家引述，用来探讨红茶起源，而这段文字为论者所常常忽视的，则是其中明确记载了红茶的出现时间、“乌龙肆”之名，以及江西人进入湖北羊楼洞，向其传授红茶加工制作技艺的史实：
红茶起自道光季年。江西估客收茶义宁州，因进峒，教以红茶做法。茶只一种，大约雨前为头茶，名“乌龙肄”。生者为子茶，夏季为禾花，又曰荷花。最后为秋露。红茶以晒蒸分。红茶先晒，乘热覆以布，色变红，再晒不过火。[10](P428)
所谓“道光季年”，正是与地方志所记年红茶出现的时间相一致，此后不久，咸丰八年（1858），俄、美、英、法先后与清王朝在天津签订不平等条约，汉口、九江开埠，红茶贸易兴起。“江西估客收茶义宁州，因进峒，教以红茶做法”，这里明确将两湖地方志中记载的广东商人改记为江西茶商，而当时这条茶叶贸易线路，是由义宁州（江西修水）继续向北到达峒地（湖北羊楼洞），而湖北羊楼洞，不啻为长江中游当时最著名的茶业市镇，亦可将此视为两湖红茶产销之始。“茶仅一种，大约雨前为头茶，名乌龙肄”。“乌龙肄”之名或许使我们又可以联想，“江西乌”、乌龙茶、红茶，有关发酵茶的种种名称，所揭示的正是近代以来“铅河茶区”这一历史上乌龙茶、红茶的真正产地与起源地。
近代以来，河口茶业贸易路线的演变也印证着上述有关红茶起源与传播过程的看法。
在“十三行”时期，河口至广州一线，便是清代闽、徽等内陆茶叶销往广州的重要商路。闽茶、徽茶于河口镇集散加工，沿信江西行入赣江，南下大庾岭，过梅岭关，由南雄沿北江至广州，交与“十三行”之行商出口海外，全程50—60天。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禁止茶叶海运之后，外销茶叶一律从内陆转至广州，河口镇在华茶贸易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安徽、江西、福建等地的茶叶汇聚河口镇分拣、转运。随着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铅山河口茶业运销终点也随之转移，集中在河口镇的茶叶逆流而上，东至玉山，再抵常山，然后沿钱塘江直下杭州，经运河输往上海。
当时的铅山河口，作为内地红茶贸易中心，“举凡祁红、宁红以及武彝茶叶，大多于此集散”，“运沪运粤，视茶而定”[32](P222）。不仅安徽的祁红和九江修水的宁红经此运往上海、广州，此时的武夷山茶，亦仍是经由河口周转：
崇安县至河口镇，陆路，全程280里，需时6天;河口镇至玉山，水路，全程180里，需时4天;玉山至常山，陆路，全程100里，需时3天;常山至杭州府，水路，全程800里，需时6天;杭州府至上海，水路，全程500里，需时5天。这条近代商路长约1860里，只需24天。如果把换船及天气不好等考虑在内，全程则需28天。[33](P1539-1540)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河口不仅是内陆茶叶的贸易集散地，同样充当闽、皖等省茶叶生产加工中心的角色，大量茶叶在当地加工精制，出现了一大批技艺精湛的制茶技术人才，制茶师与茶商共同成为河口茶业代表与象征。据记载，早在乾隆时期，在铅山从事茶叶加工的从业人员就有2、3万之众[20](P280）。随着河口茶业的兴盛，当地制茶技术人才遍布赣、闽、浙、皖、湘、鄂诸省，被称为“河帮茶师”。如1934年，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记载：“崇安本地人认为，唯有江西佬是武夷山开山种茶之始祖，唯有江西佬才是武夷岩茶产造的大好佬。”[34](P343)
另一方面，正如18、19世纪西方文献所反映的，河帮茶师虽然技艺高超，但是其世代相传、亲族相授、不传外人，使得河帮茶的制作技艺、乌茶制作方法等乌龙茶、红茶茶叶发酵工艺长期不为外人所知，直到英国殖民商人深入中国内地，盗取、记录中国茶叶栽培和加工方面的知识，再回到印度和锡兰，建立现代茶叶工业的雏形。迨至清末，印（度）、锡（兰）茶叶在国际茶叶市场异军突起，对华茶冲击颇大，连累国内茶市，河口镇商业走势下挫，一蹶不振，“江西乌”“赣东河红”之“悠久光荣历史”亦终至湮没无闻。
那么，铅山河口作为发酵茶起源地的这种地理标志，为何先后为福建、广东两地所混淆呢？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首先源于近代茶叶海外贸易的机制，福建厦门、广东广州作为海上贸易的出境口岸，反映在欧洲海外贸易文献记载中对于茶叶的品类、产地往往难以区分，前述武夷茶的英文名称“Bo-hea”，即来自厦门方言中的武夷发音：“世纪后叶向欧洲出口茶叶的中国商人大都来自厦门。‘Bohea’(武夷茶)便很快成为茶叶贸易中的惯用语。”[2](P464)实际上，茶叶的英文由最初的“Cha”写作现在的“Tea”，亦是源于福建方言，威廉·乌科斯（William H.Ukers）在其著名的《茶叶全书（All About Tea）》中清晰地记载了茶叶英文译写变化的这一过程：
英人之知茶叶，最早当在一六一五年（1615）。当时在英文中尚无TEA字，故早年英国作家，常用与中国语“茶”字相近之发音Ch’a字表示之……迨至一六四四年（1644）后，英国商人又在厦门港创立业务，该处为近百年来英人在华之主要根据地。彼等在该处取茶之福建土音t’e(tay），拼成t-e-a,ea读a之长音。[35]（第四章《茶叶输入英国》，P21)
而随着其商品化的快速发展，此时茶叶的种植、加工、采购、售卖不局限于一省一地，产销环节日趋复杂。早在18世纪，乌龙茶取代绿茶行销海外之时，当时不仅外商曾误认为武夷茶和绿茶是由不同种类的植物加工而成的，“与外国商人谈判交易的中国商人，很有可能也不清楚这两种茶叶的来源”[2](P464)。
其次，清王朝长期以来所施行的贸易保护、管制政策，茶业商帮行会的工艺传承和保护方式，使得当时人们无法准确了解、记录近代发酵茶的演变过程。黄兴宗是这么解释的：
为了解开这个疑团，我们努力探索了1700到1850年间海上贸易乌茶的加工方法。从中国方面，找不到相关的信息。而在18世纪，由于茶叶种植区不允许外国人参观，因此他们的记载也没有补益。不过，19世纪初期，一些西方人想方设法终于冲破禁锢获得了资料，为后人提供了有关乌茶制作方法的信息。首先是塞缪尔·鲍尔（SamuelBall）。他于1804到1826年间，从广东接触到的中国人那里收集到了资料，发现顶级小种乌茶的加工方法包括四个步骤……其次是福钧（Fortune），他于19世纪40年代乔装成中国人，亲自参观了茶乡松萝和武夷乌茶产地。他证实了鲍尔的考察报告是正确的，并认为绿茶和乌茶种植区的树种属于同一个品种。鲍尔和福钧的调查报告证实了1850年之前，商业贸易中的“black tea”(乌茶)术语，的确是部分发酵茶(即乌龙茶)，而非全发酵茶(即红茶)。[2](P471-472)
实际上，正是福钧的报告，明确指出了河口在当时作为福建武夷山以及江西、安徽等地茶叶集散、加工中心的重要地位。咸丰二年（1852），福钧（R.Fortune)在伦敦出版《中国茶区游记(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书中不仅详细介绍了河口镇包括地理位置（经纬度）、人口、市镇、交通等状况，还指出：
在玉山及河口镇一带，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种着大量茶树并制造着大量茶叶，以供外销。上万英亩的土地都种着茶树，而且大部分的土地显然是最近几年内开垦和栽种起来的。这个地区和武夷山南面地区所制的茶叶，都是先运至河口，然后转往一个输出口岸的。所谓婺宁茶或宁州茶，是更西边靠近鄱阳湖的一个地区所产，也是由水路经河口运往上海……一旦中国真正对外人开放通商，英国商人能够到内地自行采购红茶时，他们大概会选择河口作为据点，从这个据点可以去武夷山和宁州，也可以去徽州婺源的绿茶区。[33](P1538-1539)
这段文字清晰表明，玉山、河口，即武夷山北面，在当时已成为外销茶叶的种植加工基地。而在河口以东，来自武夷山北面、南面地区所制茶叶；在河口以西以北，有来自皖赣的婺宁茶，有来自湘鄂赣区域的宁州茶，均在河口集散。只是在当时而言，英国商人并不能自由到内地采购红茶，而是由广东商人充当买办角色，以河口为据点，活跃于赣、闽、皖、鄂、湘诸省之茶市与茶区，使红茶最终成为19世纪中国茶叶海外贸易主要输出商品与茶叶品种。
结语河红茶“起自道光季年”，而在光绪前期已出现衰落，前后不过三四十年。1937年，《工商通讯·河口茶市》记载清末以来河口茶市之演变：
当前清光绪初年，颇极一时之盛……盖此时江西茶市多集中于此，未为汉口茶市所夺也。自光绪十二年（1886）各茶庄亏本以后，茶市即由此移至汉口，九江等地，而河口茶市即一落千丈，迨至宣统年间（1909-1911），更形凋零。及至民国五年（1916）与七年（1918），复略有起色，设庄制茶者，又有人在。自民国九年（1920）以后，逐渐消沉，惟在民国二十年（1931），忽有茶庄十一家，牙行数家，结果又告失败，蒙受亏折不下十余万元。从此而后，各茶商莫不另谋他业，以免重罹其累。至此，河口茶市几全消灭矣。[1](P152)
从桐木制茶的历史开始，到河口茶市的形成，再到发酵型茶叶打入国际市场，红茶成为19世纪中国茶叶海上贸易的主要出口商品，铅山河口茶业的演变，集中反映了唐宋以降、古代社会中国茶叶商品化的过程，也是18、19世纪中国茶叶海外贸易的一种缩影，为我们探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商品、中国商业的状况提供了鲜活实例。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戴方晨，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江西地方史、中国茶文化。
来源：《农业考古》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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