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之江
作为一个记者，我想从日常访问中所得印象的角度，从艺术家生活的另一个侧面来谈谈梅兰芳。
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久已闻名的梅兰芳的戏，还是距今五十来年前，我十岁刚出头的那会儿，地点是早已焚毁了的杭州“西湖博览会大礼堂”，戏码只记得前边是马连良的《打登州》，大轴就是梅兰芳的《女起解》。他的音色、扮相、身段，无一不美，真把我看出神了。剧终之后，我问长辈，梅兰芳为什么那样美？答复是“梅兰芳住在高门深院中，平时出门有车，不让风吹日晒，还用鸡蛋清擦脸，所以他四十来岁的人，能长得象小姑娘那样娇嫩；他吃的也不象咱们那样，都是些人参燕窝、白木耳之类，所以他的嗓子有那么清亮，那么好听。”
自此以后，梅兰芳在我心里是个谜样的人物。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不会像小时那样天真得认为大人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但是先入之见多少还保存着些吧。
梅兰芳、萧长华之《女起解》
后来我当了新闻记者，多少年来，参加到民主革命的尖锐、剧烈的政治斗争之中，几乎不去剧场观看我自小酷爱的京剧，也不会去想梅兰芳的事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底左右，解放上海的解放军刚冲过苏州河，把盘踞浜北几座大楼负隅顽抗的国民党残部从吴淞口赶出海去，北四川路上的硝烟未尽，地下党的同志就通知我到横浜桥“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去参加一个文艺界同志的集会。到了那里，只见分别已久，不知蛰伏何处的同志们都聚会了，大家喜泪纷纷，互祝平安，似乎从此以后就是一条通向理想境界的康庄大道了。在人丛中，我意外地发现梅兰芳也和周信芳坐在后排边座，总是谦逊地微笑着和人招呼。啊，他竟是这样平凡，“身居高门深院，不让风吹日晒”的谜样的人物居然在这种还能嗅得到火药味儿的场合中出现了！这是我透过被人渲染得异常神秘的纱幕，初次认识到真正的梅兰芳的开始。
自那以后的几天中，几乎每天都下着连绵不断的梅雨，记得也是一个闷热的雨天，潘汉年副市长召集各界代表人物开会，梅兰芳先生也擎着雨伞来开会了。他坐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直到潘副市长说到：“……部队在上海将停留短短几天，除留少数维持地方治安外，极大部分要继续跟踪追击敌人，所以我们各界将此机会……”
“我报名参加义演，我要演几场戏慰问解放军，这是我的心愿，希望市长批准”，梅兰芳以抑止不住的热情站起来发言，直到潘汉年同志像发现了老朋友似的以半打招呼半表示欢迎的笑容回答了他，他才放下右手坐了下来。那时，经常有这类义演，或慰问，或庆功，或为青年演员作示范演出等。梅兰芳演的很多戏，我都是在这种场合中看到的。
梅兰芳之《抗金兵》
大约从五十年代初期，在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剧协领导下，每年春节都要举办春节演出竞赛，无论是剧本、演员表演、音乐伴奏，都要评奖，梅兰芳就是评奖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那些年中，梅兰芳顾不上在家过年纳福，日夜都坐在剧场第一排，认真看戏、评分，有时我见他实在感到身体困乏了，才悄悄躲到厕所里去吸一支烟。每逢评奖，他到剧场甚早，记得一次在共舞台看王少楼主演的《九件衣》，戏未开场，我发现梅兰芳把他那顶丝绒礼帽低低压在眉梢上，站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几乎没有走动过。
“梅先生……”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他一声。
他用食指一盖嘴唇，意思是“别声张”，然后抱歉似的向我笑了笑，接着，等作为序幕的音乐声响，场内电灯暗了一下，梅先生趁此机会，利用他的“圆场功”脚步轻捷无声地进入了剧场。
“你道我为什么不让你招呼我……”，真巧，梅先生就坐在我旁边：“要是观众发现了我，大伙儿一起哄，岂不扰了今晚的春节评奖演出吗？”当他见我早已理解他的意思了，才似乎打消了自己以为“失礼”的想法。这时，他坐在第一排，谁也没有发现剧场里有个梅兰芳。作为一个文艺戏剧记者，由于业务上的多次接触，我和梅先生熟了，真正的梅兰芳形象在我脑海里更加具体化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五十年代初期，我去请他谈谈关于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事。
梅兰芳蓄须
“抗日战争时期，梅先生在沦陷区蓄须明志，拒绝为日伪演戏，不知道有没有受到直接来自日本侵略者的迫害？”记者问。
“没有”，他答。
“哦，没有……”
“确实没有……”
话就这样结束了。事过几年，我到车站去接刚以中国人民访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回国，又从北京寓所回到上海旧居来休息一个时期的梅先生。在车站分手时，他对我说，“明天下午有空到我这儿来，咱们聊聊。”第二天，他谈了在日本度过的神经紧张但又颇有感触的一段时间。那时，中日尚未复交，两国关系还存在着险滩暗礁，可是梅先生说，中日和好是日本朝野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一位地位极高的日本政界显要就曾给我送来一个条子，表示碍于尚未恢复邦交，不能前来拜望，深感遗憾，留待来日。”谈着，谈着，他忽然提到——
“记得上次你问我：抗战期间，曾否发生过日本人强迫我演戏的事，我说，没有，我瞧你有点感到失望吧？可是，没有就是没有，我不能为了一时的需要而信口胡说啊，要不然，这会儿，他们质问起我来，我以何词对答，他们将对我如何看法……”从那次起，我感到他那种“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他能成为一位伟大艺术家的重要素质之一。
在解放后的几年中，梅兰芳的“官职”越来越高，可是对人谦和如故，总不忘记自己是个演员，忠于京剧艺术，忠于自己的职责。
记不清是五十年代后期的那一年，他带了当年“梅剧团”的部份演员来人民大舞台作短期演出，其时他已是中央戏曲研究院的院长了。记得那天，我立在后台门檐下，一边避雨一边和人聊天，准备等到开演时间到前台去看他的打泡戏《贵妃醉酒》。他适于这时进入后台准备上妆。
我是有意回避他的，因为我素来不喜欢在演员演出之前去打扰他们。可是不多一会儿，就有他的秘书过来问我：“梅先生说，你是不是来看他的？”原来我已被他看见了，我请秘书转达了我对他的感谢，并要求在翌日午后去看他。这次，他的谦虚、细致、周到，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而想到那些本事极差、而谱儿挺大的演员，真该好好学习梅兰芳。
梅兰芳之《贵妃醉酒》
我原本不想去后台访问他，但是，一个艺术家从他进入后台，到完成上妆，以至出台演出的一系列动人景象却把我吸引住了。我仍然不去打扰他而是坐在他的扮戏房斜对面的凳上，仔细观察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他的好朋友冯耿光、李释戡等名流，仅仅进去三、五分钟便退出了；然后是琴师王少卿进去，去作临演出前的一次定音，可是这一次很可能在某一个小腔上梅先生作了些更动，所以，王先生的琴和梅先生的低声调嗓，对了又对，合了又合，直到完全吻合为止；接着，有人端进去了一盆洗脸水，时间过了很久很久，这盆洗脸水才被端了出来；这时，才见很早进入后台的梅兰芳已经扮得光采照人，缓缓走向上场门，准备出场了。试看，一个艺术家对待自己的每场演出是多么认真负责啊，作为一个记者职责所在，不能不无动于衷，为此我曾写过一篇《后台看梅兰芳》，其所以用“看”这个字，是因为我始终没有同梅先生说过一句话，而他也并不知道我一直坐在后台暗中窥察着他。
梅兰芳在后台上妆
梅兰芳对待艺术所持的严谨态度是说不尽的，尤其对自己的学生要求极严，不管她已是多大的角儿、不管他也已是个德高望重的名教师了。一次，魏莲芳因不愿为某一老生演员配戏，嗓子也一时上不去，把个“哭头”唱得“西皮”与“二黄”不分，等他演毕进入后台，梅先生立即把他叫过去，说：“莲芳，今儿个，你是不会还是唱错了，你要是不会，让我教给你……”，魏莲芳知道是为了这件事，不得不说：“先生，我唱马虎了”，梅兰芳说：“上了台，不该有马虎的事”。当时已是声满南北的名教师魏莲芳，听了这话，只得唯唯而退。有几次，我也听到过梅兰芳对言慧珠说过一些词宛意切的话。
我访问梅兰芳和他交谈艺术问题的次数有好几次，作为一个文艺戏剧记者所得到的印象，可以说，他上自师承下从自己多年实践中所形成的艺术思想，恰巧被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政策完全概括无遗了，所以他始终是党的文艺政策最热诚的拥护者和实践者，他赞成“出新”，但他主张要从“陈”中“推”出，他坚持要“百花齐放”，但说“百花”要着意栽培，不能任其自生自灭，尤其不能搞一花独放。
谜，被揭穿了，我从三十年代初期第一次看到梅兰芳起，直到他于四十年代末从沙龙走到人民当中来为止，才算透过纱幕认识到了真正的梅兰芳。
（《上海戏剧》198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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