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是一个混乱和危险的领域。（以赛亚·伯林）
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新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
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自由四论》(1969，后扩充为《自由论》)、《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国思想家》(1978)、《概念与范畴》(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7）等。
浪漫主义的根源
——寻找一个定义（节选）
以赛亚·伯林/文
Isaiah Berlin: An extreme liberal, who was reluctant to think that people act purely maliciously. From Spectator
// 浪漫主义从何处兴起？ /
当然不在英国，尽管从史实层面来讲，无疑始于英国——所有历史学家都会如是说。无论如何，英国不是浪漫主义以最戏剧性方式展开的舞台。这里就生发了一个问题：当我谈论浪漫主义的时候，我指的是一个历史事件（我似乎正在说它是的），还是一种不专属于某一特定阶段的普遍的精神状态？赫伯特·里徳和肯尼斯·克拉克[1]都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永恒的精神状态。
肯尼斯·克拉克在哈德良的诗句中找到了浪漫主义的证据；赫伯特·里德也找到了很多例证。在浪漫主义研究方面著述甚丰的塞里埃男爵列举出柏拉图、普洛丁和希腊小说家赫利奥多罗斯以及其他很多作家，他认为他们都是浪漫主义作家。事实上可能正如他所说，但我不想涉足这方面的研究。我所要论及的浪漫主义有时间的限定，我无意涉及永恒的人类态度、只想关注在特定历史阶段发生、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某次变革。因此我准备将注意力集中到十八世纪的后期发生的变单。
变革发生，不在英国，不在法国，而主要是在德国。根据通行的历史观和历史变革观，我们理解的十八世纪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就从法国的十八世纪讲起吧。那是一个优雅的时代，一切都开始变得平静安详，在生活和艺术领域，人们都遵守规则，理智全面发展，理性主义步步推进，教会势力节节败退，非理性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猛烈攻击下全线崩溃。到处都是安宁的气氛、到处都是雅致的建筑。
到处都信奉普遍理性不仅可以用于人类生活而且也可用于艺术话动、道德、政治和哲学。再后来，一种突然的、莫名的思潮袭来了。出现了情感和热情的大爆发。
人们开始对哥特建筑，对沉思冥想感兴趣。他们突然变得神经质和优郁起来；他们开始崇拜天才的天马行空；他们开始背弃对称、优雅、清晰的状态。同时，其他的变革也在发生。大革命爆发；人民不满，国王掉了脑袋。恐怖降临。
French bi-Centennial parade on Champs Elysees designed by French graphic artist Jean Paul GOUDE.©Rene Burri
两场革命之间是否关联，这点不很清楚。当我们阅读历史，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在十八世纪末，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了。
起初似乎风平浪静、随后便有了突变。一些人欢迎它，一些人遣责它。遣责它的人认为这本应是一个优雅和平的年代。不明了这一点的人就不懂得真正的生活的愉悦( plaisir de vivre)，塔列朗如是说。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做作虚伪的年代，而革命开创了一个更加公正、更加人性化、更加自由、人与人之间更易理解的统治。
不管怎样，问题是：所谓浪漫主义革命——一场艺术和道德领域里全新的动荡变革——和通常所说的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如何？在巴士底狱废墟上起舞的人们，砍掉路易十六头颅的人们，可是受到突发的天才崇拜热的影响，或突然爆发的所谓情感主义的影响，或把西方卷入骚乱洪流之中的思潮影响的同一拨人？显然不是。
可以肯定，法国大革命为之而战的原则即普遍理性、秩序和公正的原则，而浪漫主义通常与之关联的理念是独特性意识、深刻的情感内省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意识（而非相似性意识），它们之间完全没有联系。
The Opera House（Opera Bastille）.
©PG
// 那么如何解释卢梭呢？ /
卢梭被称为浪漫主义之父，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很正确的称谓。但导致了罗伯斯庇尔思想形成的卢梭，导致了雅各宾派思想形成的卢梭，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个与浪漫主义有明显联系的卢梭。这个卢梭是写出《社会契约论》的卢梭，这部经典著作谈到了回归人类共有的原初法则；谈到了施行普遍理性的统治而不是情感的统治——普遍的理性能将人们联合在一起，而情感却会使人们分裂；谈到了普遍公正与和平的统治——普遍公正与和平能消弭那些使人情智分裂、人与人之间紧张对立的冲突、骚乱和动荡。
因此，要看清浪漫主义的剧变和政治革命的关系还非常困难。何况还有工业革命，与此也并非没有瓜葛。毕竟，思想不能繁殖思想。某些社会和经济的因素对于人类意识的剧变负有相当的责任。眼前亟待解答的问题是，又是工业革命，又是古典主义庇护下的法国大革命，又是浪漫主义革命。比如，就拿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伟大艺术来说吧。如果你看大卫的大革命绘画，你很难把它与浪漫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
大卫的绘画有一种雄辩，一种雅各宾党人严峻的雄辩力，令我们想到斯巴达，想到古罗马。它们传达了一种对于轻浮、浅薄生活的拒绝姿态，令我们想起马基雅维利、萨伏那洛拉，还有马布利这些人，他们曾以普遍永恒的理想的名义谴责他们时代的浅薄。而浪漫主义运动，正如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是对各种普遍性的激烈反叛。因此当务之急，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了比较清楚地说明我如何理解这场突变，我为什么会认为在那些年里，也就是1760年到1830年之间，变革发生了，欧洲意识领域发生了一场剧变——为了让大家明白我这些想法的初步依据何在，我想先举个例子。
设想你在西欧旅行，就说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西欧吧。设想你在法国，与维克多·雨果那些前卫的年轻朋友交谈。
设想你到德国去，同斯塔尔夫人拜访过的人物交谈，正是她把德意志精神介绍给法国人的。
设想你遇到浪漫主义的伟大理论家施菜格尔兄弟，或歌德在魏玛的一两个朋友，比如寓言家、诗人蒂克什么的，或任何与浪漫主义有关的其他人士，以及他们在大学的追随者，那些深受这些诗人、戏剧家、批评家作品影响的学生、年轻人、画家、雕刻家。
设想你在英国与某人交流，此人深受柯勒律治影响，或最受拜伦影响，或与受拜伦影响的任何人交流，不论他在英国、法国，还是意大利，还是越过菜菌河、易北河。设想你和这些人交谈，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理想差不多是如出一辙。
SWITZERLAND. Zurich. "Zebra woman". 1942.
©Werner Bischof
他们认为，最高意义的价值是诸如正直、真诚，随时准备为某种内心理想献身，为某种值得牲一切、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奉献一个人的所有。你会发现他们感兴趣的首先不是知识或科学进步；对政治权力没有兴趣，对幸福没有兴趣；他们对于为了找到个人的社会位置而去适应社会，与政府和平共处，对国王或共和国保持忠诚特别没有兴趣；你会发为自己的信念战斗至最后一息的必然性；你会发现他们相信殉道的价值，无论这种殉难为的是哪种信仰；你会发现他们相信少数比多数更神圣，失败比成功更高贵，成功往往是赝品或粗俗一类的东西。
理想主义（idealism）的观念，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而是我们在日常意义上使用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准备为某种原则或某种确信而牺牲的精神状态，一个永不会出卖信念的精神状态，一个为自己的信仰甘受火刑的精神状态（因为他信，他愿意这样）。
这种态度以前不曾多见。人们所钦佩的是全心全意的投入、真诚、灵魂的纯净，以及献身于理想的能力和坚定性，不管他信仰的是何种理想。
不管他信仰的是何种信仰，这点非常重要。设想你在十六世纪与某人交谈，此人曾参加过导致欧洲四分五裂的宗教战争，设想你与一名在那个时期参与仇杀的天主教徒交谈，你说:
“当然了，新教徒的信仰是虚假的信仰；当然了，他们信仰虚假的信仰该下地狱；当然了，对于人类灵魂救赎来说他们是极其危险的人，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不过，他们如此真诚，他们为信仰而死，如此坚决，他们表里如一，如此伟大，一个人不得不对他们的道德尊严和崇高生出一种敬仰之情。”
这样的同情在当时听起来简直就是不可理喻。任何真正掌握或自以为掌握真理的人，拿一个相信教会传布的真理的天主教徒来说吧， 就会认为那些将全部身心投人到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人是危险的，他们越真诚，就越危险、越疯狂。没有一个基督教骑士会想到，当他与穆斯林交战时，他会敬佩那些信仰错误的异教徒的纯洁和真诚。毫无疑问，如果你是当时的一个正派人，你杀死了一个勇敢的敌人，但你不会侮辱他的尸体。
Timirgara 14/11/90 Réfugiés afghans. École coranique.
©John Vink
你会认为，如此的勇敢（这是一种普遍受到敬仰的品格）、如此的善战、如此的虔诚，居然用在如此显而易见的荒谬和危险的信仰上，这确实令人惋借。但你不会说:“这些人信仰何种信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信仰的精神状态；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背叛。他们是表里如一的人，这些人我尊敬他们。如果他们为了活命而站到我们这一边，那是非常利己主义的，是胆小、可鄙的行为。”
有这种思想的人会说:“如果我选择一种信仰，而你选择另外一种信仰，那我们之间必定会展开战斗。不是你杀死我，就是我杀死你，也许来场决斗，最好的是我们不分胜负，双双战死。最可怕的是相互妥协，那等于是说我们双方都背叛了自己内心的理想。”
CZECHOSLOVAKIA. Prague. Circa 1963. "King Lear", a play written by William SHAKESPEARE and directed by the British theatre director Peter BROOK who works with 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Josef Koudel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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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两位是前梅隆讲座的演讲者。
节选自《浪漫主义的根源》，（英）以赛亚·伯林 著，亨利·哈代 编，吕梁、洪丽娟、孙易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3页至第20页（为适应手机用户阅读，段落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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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aspar David Friedrich丨Winter Landscape丨1811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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