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
此章与“雍也”篇略有区别，这个区别就在前者有“君子”二字，此处却去掉了。然而，这一去掉“君子”二字，读过《论语》的人是可以想到孔子的言行和思想会有些微妙变化的。
据说，“可以弗畔矣夫”这个“畔”有两个说法，一个当背叛的“叛”字，就是“离经叛道”的意思。另一个当“偏”字讲，即“偏离”。具体采用哪一个说法，可能因人而异，当然有人认为孔子是“圣人”，是有着“温、良、恭、俭、让”之仕德的“善人”，孔子说话比较“中道”，语气也是“平和”的，后一种说法较为符合孔子的身份和原意。孔子真是这样的吗？非也，樊迟学稼，孔子背后骂樊迟是“小人”；孺悲请学，因为没有过礼，孔子装病拒不见却又公然弹琴给孺悲听；冉有在鲁国进行财政改革，孔子鼓动其他弟子攻击冉有。因此，丝毫没有必要去照顾孔老先生的颜面而强往温和上去套。
其实，此处的“畔”就是“叛”，也就是“离经叛道”，其原因是，此处的“礼”更多的是与“等级身份”之“礼”，是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直接关联。
虽然，“君子”与“小人”的概念不断地在孔子思想里出现，并且早已形成对比鲜明的两个极端现象，但从这孔子的这句话中，读过《论语》的人都应该看得到，君子与小人之间的转换只是在“须臾”间。事实上，有知识有文化不一定就是“君子”，而且一旦这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变成“小人”，那其危害性就更大了。正所谓“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不正是“一语成谶“吗？
古今中外，要找到这样的实例真是多了去，秦桧、和坤、戈培尔等等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一言以蔽之，从古到今，我们社会层面都不少“道貌岸然”的“文化痞子”。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这句话是对弟子们说的，其意是先有孝悌，先谨慎守信，先广泛融入社会并向仁德靠拢，这样做好后，还有能力就抽时间学习文化知识。从这里，是不是让人感到，不用“学文”了？当然，朱子评价说：“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其意就是说，任何人都有可能在做“孝、悌、谨、信、泛爱众和亲仁”时是带有“私心”的，如果还不学文，就有可能跑偏“方向”，这大概是朱子提前解读了“君子博学于文”吧，文能纠偏。
不过，所有这些解读的前提都是把“约之以礼”的“礼”设定为“孝、悌、谨言慎行、诚实守信、仁慈友爱”上并以此作为核心，这显然是片面的，是“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泛滥。因为它忽略了“礼”更多的是强调等级、身份和秩序。“博学于文”怎么了？了不起吗？“博学于文”后就可以“圣贤之成法”？就不“失之于野”？就真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狂妄之徒从来有之。已到“知天命”之时，孔子自己不就差点成了公山弗扰、佛肸的“帮凶”吗？显然，这并不是什么“礼”对孔子有什么约束，而是在追求成“圣”的道路上，孔子做不到“无欲则刚”，也就是后来庄子所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孔子太想复“（周）礼”、“天下归仁”了，可他情急之下，也忘了从“克己”出发，孔子竟然要去扶佐“陪臣”来实现他的“为东周梦”。孔老先生忘记了“非礼勿动”啊！若不是弟子子路的制止，孔子就真的成了真正意义上“离经叛道”的历史罪人，当然，也有可能是真如孔子自己所说地成了第二个“周文王”。
因此，“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的确是孔老先生的经验之谈，也是《论语》编者们为孔圣人纠错之笔。孔子晚年更加重视偏向于等级、身份、秩序的“礼”，这也是对孔子为何拒绝颜路之请求最好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