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之勃发，起于“四世有胜”，其中关键又在昭襄一朝，樗里疾、魏冉、范睢接连用事，又以魏冉为时最长，贵为穰侯。他五任秦相，四十年文武并举，运筹帷幄，为大国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多劳多功者，必饱受诟病，魏冉也不例外。后世言穰侯之过，必论其“越韩、魏而东攻齐”，不是为了秦国利益，而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封地陶邑。真的是这样吗？魏冉为何发动秦军攻打齐国的刚、寿，是在什么时机伐齐，又是如何伐齐，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重新认识秦国细腻的“微操”，重新认识秦齐生死缠斗，重新认识秦国的东进策略。
（刚、寿地理位置）
陶邑的位置。陶邑就是定陶，原本属于宋国，号称“天下之中，诸侯四通”，位于魏、齐、楚之间，是战国时代极为发达的商贸交易中心，范蠡就是在此“三致千金”。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之后各取所求，秦获得了陶邑。无论是从地缘格局还是经济利益看，秦国通过陶邑这块飞地，在中原地区建立起稳定的桥头堡，并在魏、齐、楚之间地楔入了钉子，成为联合伐齐实质的最大获利者。战国时代，各大强国都有豪族强臣镇边的传统，例如，楚国屈、景、昭三族封地在北部边疆一字排开，齐国孟尝君封地在薛、也是齐楚胶着前线，赵国封王子于代，这种做法可以很好地调动各方各层积极性，整合资源，巩固大国的边缘地带。魏冉是谋划五国伐齐的秦方“主脑”，封之于陶邑，既是论功行赏，也是经营陶邑的最好选择。
攻击的时机。公元前270年（秦昭襄王四十五年），秦对齐国再度出手，秦军从中原据点陶邑出发，向西北方向的刚、寿发起攻击，就是所谓的“越韩、魏而东攻齐”，这是一个巧妙的时机。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之后，作为幕后推手，秦国一直没有放松，坚持实施削弱齐国的东进策略。公元279年，当齐国“英雄”田单力挽狂澜，秦迅速向赵国主动示好，渑池之会成功消除了两国隔阂，赵国因此有余力向东挤压齐国。公元前273年，秦在华阳之战中痛击魏赵联，取得了魏国的南阳之地，一方面强化了在中原地带的存在，巩固了对飞地陶邑的支持，另一方面彻底打消了三晋试图回复河东的设想，再度挤压魏、赵向发展。如果秦乘势而为，将陶邑、刚、寿连成一线，就强化了对当时大野泽的控制，可以探索复制在关中地区“依水而进”的成功经历。
（战国箭镞，图片来网络）
合的力量。从公元前287年的五国伐秦，到284年的五国伐齐，“东西二帝”无所不用其极。秦一旦占得先手，必然将两手并用、软硬兼施，催动各种力量蚕食齐国，以成“破鼓万人捶,墙倒众人推”之势，彻底瓦解齐国复兴的基础。公元前271年，就在秦伐刚、寿的前一年，赵甚至派遣文臣蔺相如领军，攻打齐国的平邑。魏、赵、楚等诸国似乎相约而至，乘机占齐国便宜的心理十分浓厚，行动也毫不犹豫，轮番而上，楚国更是心切。公元前278年，秦军在鄢郢之战中重挫楚国，楚国被迫转向东方发展，必与齐国争利。秦国攻击齐之刚、寿，楚国直接出兵，与秦组成联军。秦得刚、寿，楚便可顺势强化控制原齐国南部的薛地，使齐国彻底退出淮泗地区，秦楚各取所需、汇成合力。
在魏冉主导之下，秦国把蚕食强齐做成了喜闻乐见的国际项目，大家都有份，大家也就都有积极性。穰侯之策，以陶邑为支点，布局深远，并非一己之私，而是助推大秦崛起的大计。即使秦昭襄王日后“驱逐四贵”，穰侯也是退隐陶邑，而非流放他处，是惩罚还是奖赏，相信仁智各有所见。学思浅悟，不可轻非前人，以当时之势思当时之事，方能略有所得。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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