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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真正的尘埃商汤
作者：庾向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容提要：汤象龙是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作为中国第一代经济史学的领军人物，师承梁启超、罗家伦。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经济史学思想立意高远，以全球视角审视中国经济史学，为经济史学开创了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开辟了道路。汤象龙作为北平社会调查所与清华大学“史学研究会”的中坚力量，创造了经济史学科的多个第一，总结他的史学思想能够窥见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史的发展走向。
汤象龙(1903～1998)，是中国经济史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国经济史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他的主要著述《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道光朝的捐监统计》《鸦片战争前夕的财政制度》《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等都在国内外学界影响甚大，汤象龙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有特殊的贡献，具有特殊的地位①。目前学界对汤象龙的学术成就、治学态度、治学方法等均有相关论述与评价，但是从史学史角度总结汤象龙的经济史学思想的文章尚不多见。作为经济史学家，汤象龙的史学思想自有其发展脉络。他以先进的史观为指导，从国际化的视野出发，在世界史学发展大势中为中国经济史找准定位，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史料的娴熟把握，注重从实证出发，在史观、史料、史法、史才等方面提出独到见解，奠定了经济史学科的理论基础。总结他的经济史学思想，对于了解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一、汤象龙经济史学思想渊源
探究汤象龙经济史学思想的学术渊源，首先要追溯到他在求学道路上遇到的几位导师。梁启超是汤象龙走上史学道路的领路人，罗家伦的学术理路直接影响汤象龙选择经济史作为自己的终生研究目标。此后汤象龙被陶孟和慧眼识珠，得以到北平社会调查所做研究生②，并任职于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这两个学术机构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汤象龙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进入大学的第一年就得到梁启超的亲炙，并确定历史学作为专业。1925年恰逢清华改制增办大学部，汤象龙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学生。他虽然读政治系③，但当时清华实行文理并重的通才教育，学生分成普通科与专门科，普通科与专门科学制各两年或三年。普通科“以使学生知中国之以往与世界之状况，籍以明了中国在此过渡时代之意义，并鼓励学生使为择业之考虑为宗旨”④。课程包括国文、英文、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语言学等通识科目。专门科是“为已选就终身职业或学科之学生作专精之预备”⑤。梁启超此时担任清华大学国学部教授，为全校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所以对历史学产生浓厚兴趣的汤象龙，得以选定梁启超为导师⑥。汤象龙多年之后回忆与梁启超的见面，仍记忆犹新：“日前又想起六十多年前梁启超和我的一次谈话……我说，我已16岁多，有时自命不凡，有点自负；但相反，有时感到自己什么也不懂，究竟该如何做人，如何学习？梁先生笑着回答我：‘一个人的成长好似修建一条铁路一样，修到哪里算到哪里。首先要有一个志愿，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向着正确的方向走；其次，一个人的成就大小，也要看工作条件和社会环境，是不能完全自主的。’这次谈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我现在想把我的铁路再向前修一段!舍不得抛弃过去多年努力尚未完成的工作。”⑦梁启超是汤象龙走上史学道路的领路人，梁启超“史家第一道德，莫过于真实”，“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的史学观与重视史料收集的方法，影响了汤象龙的一生治学⑧。
汤象龙选择经济史作为终生奋斗的研究方向，与他的研究生导师罗家伦有密切关系。罗家伦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学系，此后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多所大学留学研读哲学与历史。1928～1931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1928～1929年兼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为清华历史系形成“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⑨的特点。
罗家伦是近代史学的开山者之一，他注重近代史研究，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近代史，搜集了大量近代史料，并有完整的近代史编写计划。罗家伦认为：“做近代的人，必须研究近代史；做中国近代的人，更须研究中国近代史。”⑩史学家应以搜寻与整理史料为己任，“我们不能不放开眼光，扩大范围，随时随地和猎狗似的去寻材料”(11)。罗家伦在清华大学担任校长期间整理并购买大量近代史料，直接带动了清华历史系重视考据的学风。罗家伦认为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是经过科学方法检验史料，考订史实，最后形成科学的史学(12)。罗家伦制订了完整的近百年通史撰写计划，希望写出中国第一部科学的历史，要做“不理论化、不道德化、不国家化”的历史(13)，他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做学问应当有不计近功的精神”(14)。汤象龙的史学思想与罗家伦一脉相承，全盘吸收了罗家伦的史学思想，并应用于中国经济史学建设。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与发展是几代学人不断努力的结果。
1930年，汤象龙进入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深受所长陶孟和的赏识，此后他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长达13年。北平社会调查所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镇(15)，离不开所长陶孟和的领导与支持。陶孟和毕业于伦敦大学，是我国近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虽然不从事历史研究，但是对历史学自有高见，将历史学视为社会科学的一种，认为经济史研究“是社会科学中一门新兴的学科，应该大力发展”(16)。为此，陶孟和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在人才培养方面独树一帜，新进入社会调查所的研究生选定题目指定导师后，都要投入社会调查所的研究实践。汤象龙得以在进所之后直接参与抄录清代经济档案，此后又领导清代经济档案的抄写与整理，都得益于陶孟和的知人善任。汤象龙在多年之后回忆陶孟和时说：“1932年成立近代经济史研究组，集中研究人员六七人从事专题研究，每年有多篇研究成果产生，从而由陶孟和教授和我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这是中国经济史学界最早的一种学术期刊。当时我选定《中国近代海关年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这个较大的研究课题，就是得到陶孟和教授的支持和鼓舞的。这项研究工作虽然拖到今天才完成，饮水思源，不能不对陶孟和教授当初的正确领导和对我个人的支持永远铭记在心。”(17)
二、汤象龙的经济史学思想
汤象龙继承了梁启超、罗家伦的史学思想，并将这些史学思想在经济史学建设中发扬光大。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工作中，他始终不改初心，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经济史学思想散见于各类文章中，但是特色鲜明，在历史观、史料观、史学研究范式与书写模式、史家的职责、经济史学风等方面多有创建，为中国经济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汤象龙继承发展梁启超的进化论史观，但并不拘泥，使经济史学从初创时期就在先进的历史观指导下展开。1904年梁启超写成《中国国债史》，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史学出现的标志(18)，《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经济专史的研究方法，对此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影响深远。汤象龙认为历史的目的首先在于求真(19)，但是“历史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常常要改造，各时代需要适合各时代的历史”(20)。史学表达的主体已经由帝王将相转到社会大众，“以往的历史是帝王朝代为联系，目的只在记载与帝王有关的言行，此后的历史应以整个民族和各民族的发展为主体，记载他们多方面的活动”(21)。史学要反映的是人类进化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的变化，“叙述文化的进步，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变迁”(22)，经济史则是这些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在我们认识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经济生活占据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该为经济史的领域”(23)。汤象龙将历史学与科学相提并论，认为：“一切经济史的叙述必须根据事实，不可凭空臆度，所采用的方法应与研究其他的严格的科学无异。”(24)
随着经济史研究不断深入，进化论史观逐渐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唯物史观的出现成为指导史学研究的更高层次的理论。严格说，汤象龙可能并未研读过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历史观却与唯物史观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他在研究中有意识地践行唯物史观，以“进化论的史观，修正了退落说的历史观；社会的历史观，修正了英雄的历史观；经济的历史观，修正了政治的历史观”(25)。汤象龙自己曾经说过：“当时大家虽然说不上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都倾向于唯物主义，主要倾向于社会和经济的分析。”(26)因此有学者评价汤象龙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太多了解，却倾向唯物史观(27)，《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的创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深入发展的表现(28)。
汤象龙用全新的史料观，为经济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汤象龙的史料观在“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中极具代表性，他重视档案的史料价值，放宽史料的视野，认识到史料推动史学发展的积极作用。20世纪“新材料的发见与整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史研究的路向，决定着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趋势”(29)，近代经济史建立在清代档案的发现与整理基础上。汤象龙高度评价档案的性质与价值，认为“档案是从前政府多少年遗留下来而未曾发表过的文件，从研究经济史的去看，里面可以得到许多关于国家财政和人民经济的统计。”(30)而清代经济档案是研究中国近代财政经济社会法律的最宝贵的原始的资料(31)。同时档案“虽然不是每字每句都千真万确的绝对的可靠，可是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改正以往许多书籍上的错误”(32)。
汤象龙重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搜集资料的工作虽是一种不成名不讨好的事业，可是我们不作这种工作，中国经济史将来永远是没有写成的日子。”(33)他认为现代经济史在史料范围上应该更宽广，不仅包括档案，还应包括地方政府卷宗档册乃至各种账簿，如农民或家庭的流水账、店铺的生意账、公司营业账以及其他关于量的性质的记载(34)。汤象龙注意到史料与历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研究者既多，史料之发现自益多；史料益多，则更足引起多数人之研究。此二者互相为因果”(35)。正是有上述史料观，汤象龙成为我国近代经济史资料收集与整理的开拓者(36)，也是将档案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的先行者。
汤象龙明确经济史的学科地位，开创了经济史的研究范式。汤象龙指出“经济史是一种‘骑墙’的研究，一方面牵扯到纵的历史，而一方牵扯到横的经济各方面”。因此经济史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从事经济史研究需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诸多方法，“史事的批判与资料的审定需要比较放大的眼光，现象和问题的分析复需要经济法律统计等科的知识，非比一种普通的单纯的研究”。针对社会史论战中暴露出来的重理论构建而轻实践的问题，汤象龙主张研究经济史要“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进行实证研究，要遵循“个人的兴趣和所学，就每一个问题做广博深湛的探究”(37)，这样做出的研究才能避免“发生以前那种空洞的论战，因为一切都根据的是事实，有了充分的事实摆在那里，大家也无庸空谈了”。此外，汤象龙的经济史研究强调史料与理论结合，他认为档案在研究中不仅可以辨别历史记载的真伪，还“可开后来研究史学一新纪元”(38)。他的《民国以前的对外赔款》《民国以前海关担保的外债》等论文都是史料与理论相结合的典范，为此后的经济史研究开创了扎实严谨、脚踏实地的研究范式。
汤象龙为经济史预设书写模式，以“专题”开始，终极目标是“通史”。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中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史学专科化，专题研究与通史研究成为近代史学的主要研究和书写模式，但是民国时期“专题”与“通史”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汤象龙希望打破“专题”与“通史”之间的隔阂，寻找一条由“专”而“通”的道路。因为中国经济史学科起步晚，与国外学者的差距大，不论是史料的搜集整理，还是专门问题的研究，仅靠某一个人的力量都很难完成，如果要取得成就，必须依靠众多史学工作者的分工合作。“目前我们最急切的办法，当然是集合许多有志的史家作大规模有计划的工作，每个人研究一个时代或一专门范围。从时代划分，我们有各朝代的研究，如唐史、明史。从性质划分，我们有田赋史、货币史。或更进一步的分析，如明代田赋史、清代货币史、太平天国史等等。”(39)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由专门史到通史的转化，“我们先有许多专门的研究，然后始有产生完整的历史的可能，正如有许多完好的砖瓦、栋梁，然后始可以建筑坚固的大厦”(40)。这种由专题而通史的书写模式，揭示出汤象龙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建设，有比较深远的学术规划，并且勇于尝试实践。汤象龙在北平社会调查所任职时，对近代经济史曾有十年研究规划，惜因战乱以及汤象龙的离开未能完成。
汤象龙对经济史的学术定位以西方史学为参照，对经济史学研究者提出更高的专业要求。他认为史家要了解中国史学在国际史学界的地位，“每每翻阅一部西文的世界史，我们很难看到中国史在全书中占到一个相当的地位，总是五六百页的书中只有五六页或十页，或是一万页的丛书中只有二三十页讲到中国的过去”(41)。他清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种是中国的文化在他们西洋人治世界史的眼光里没有地位，他们有成见看不起中国的文化，竟将史家的责任放弃而抹杀中国的历史。一种是他们不懂中国的历史，无从写中国的历史。”(42)对于中国史家来说，要树立在国际史学界争得一席之地的目标，“我们要建设一部健全的中国史，我们要增加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43)。同时研究经济史需要自信心与耐力，由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起步较晚，面对一片荒芜的经济史园地，史家“不能图急功近效……只能一步一步的走，将来中国经济史的写成不一定要在我们的手”(44)。“我们能够在二十年中将经济史的头绪找着，三十年内写出一部像样的经济史，就算不错。”(45)这是20世纪中国史家对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清醒认识，也是中国年轻史家在国难当头之时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的体现。
汤象龙重视史学评论，为经济史奠定了兼收并蓄的学风。有学者认为史学评论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推动史学研究与史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46)在经济史学科建设的起步阶段，汤象龙重视史学评论，不仅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创办“书籍评论”专栏推介经济史书籍，还撰写中外经济史学书评以推动近代经济史学评论的发展。汤象龙的史学评论兼收中外古今，如Henri Hauser的Recherches et Documents sur L’Histoire des Prix en France de 1500 a1800出版于1937年，是国际物价史研究会在1930年5月召开各国著名经济学家与经济史学者会议商定的各国物价史研究五年计划的最新成果(47)；Principles of Money Applied to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oin of Bengal则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Sir James Stuart Bart在1772年出版的经济学旧作，这部著作中有两节内容与中国密切相关，因此引起了汤象龙的兴趣，将其介绍到国内。汤象龙还很注重在书论中阐述自己对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心得，对这些著作予以中肯的评价。如评论《远衷集》《谕折汇存及华制存考》等书籍，他不仅对书中汇集史料的主要内容、价值与意义进行评述，还结合这些史料阐述自己对近代经济史料的价值、搜集史料的方法、史料与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的看法；在评论Recherches et Documents sur L’Histoire des Prix en France de 1500 a1800时，他对世界各国物价史研究做了简明扼要的梳理；在评价《张季子九录》时，在肯定这本书对研究近代经济史上著名历史人物的重要作用之后，也指出这本书的两个缺憾(48)。汤象龙经济史学的评论虽然数量不多，却是他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经济史学在创建之初就能够站在中西方史学的交汇点上吸取国内外学术养分，养成兼收并蓄的良好学风。
三、汤象龙对中国经济史的贡献
汤象龙的经济史学思想是他为中国经济史做出卓越贡献的理论基础。中国经济史发端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经济史研究迎来了第一次高潮，不仅有大量的经济史著作问世，而且成立了经济史研究学术社团，创办专业学术期刊，经济史学因此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汤象龙在经济史学科建设的上述几个方面均有杰出贡献，创造了经济史学上的若干第一：第一位近代经济史研究生，第一篇从经济角度研究鸦片战争的论文，北平社会调查所第一位从事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专职研究员，主持第一次大规模清代经济史料的抄录与整理，创办主持第一份经济史学专业刊物，领导发起了第一个以经济史研究为号召的学术团体。汤象龙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当之无愧(49)。
汤象龙是中国第一位近代经济史研究生(50)，师从罗家伦专攻近代经济史，选定的题目是“鸦片战争的经济背景”。1930年，21岁的汤象龙发表了学术生涯中的第一篇论文《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论证了道光时期由于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白银大量输出，清政府因此严格禁烟，外国侵略者为了维护其掠夺的既得利益而诉诸武力，导致鸦片战争爆发。这是当时学术上的一个创见，也是我国第一篇从经济角度研究鸦片战争发生背景的专题论文。(51)这篇论文利用大量清代档案进行论证，为汤象龙的近代经济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他的论文《道光朝的捐监统计》以两千件清代档案为基础，对清代财政困难时期卖官鬻爵以补收入的政策进行剖析。该文曾由南开经济所翻译成英文发表，继而由日本杂志译为日文发表，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影响(52)。
汤象龙在北平社会调查所选定海关税收作为研究方向，并很快完成《清季五十年关税及其用途》(53)。汤象龙穷尽一生完成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是在《清季五十年关税及其用途》基础上的成果。《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的资料来自清代军机处档案中各海关监督1861～1910年五十年的报销册共六千件，是汤象龙经手收集的全部档案的百分之五。这本书充分利用两套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表，论证以海关税务司制度为核心的海关行政权的沦丧，是中国封建经济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契机。书中利用的两套海关税收与分配统计表共计118个，均为汤象龙在20世纪30年代收集档案过程中指导相关人员采用统计方法完成的。这本书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近代经济史和近代财政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提供了新的资料，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该书被学界公认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研究的一座丰碑。(54)
汤象龙作为北平社会调查所从事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第一位专职研究员，主持了第一次大规模近代经济史料的抄录与整理。20世纪初故宫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与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档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档案的发现并列为三大史料发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雍正至宣统的军机处档案，内中有不少的财政金融物价的记录(55)，是研究经济史的宝贵资料，因此北平社会调查所从20世纪30年起派人抄录清代经济档案。汤象龙自进入北平社会调查所做研究生开始，就参与这项开创性工作。1932年汤象龙担任北平社会调查所近现代经济史组组长，主要有两个任务：主持全组研究工作，主持选抄整理清政府财政经济档案工作。他最多时同时协调指导52人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机构抄录清代经济档案。1930～1937年，汤象龙带领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工作队伍，共抄录12万件关于清代经济的原始档案。这批抄录的档案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镇所之宝”(56)。
除了抄录档案，汤象龙还大胆引进社会科学中的统计方法训练出一批具有专业历史知识的统计人员，根据清政府原有的统计制度，制定出不同的表格，训练这些抄录档案的人员学会使用表格，将原始档案上的数字填入这些统计表格，这样将原始档案转化成计量表格，既减轻了抄录人员的工作量，又为使用者提供了方便。汤象龙及其同事抄录的12万件档案，有一半以上实现了统计表格化，可供研究者使用。这种发掘和利用政府档案为我国史学界研究近代史的工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汤象龙是我国近代史在资料方面一个新的开拓者(57)。
1932年，汤象龙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期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7年改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这本刊物创刊的时间比美国经济史学会出版的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41年5月创刊)还要早八年(58)。该刊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为名共出版4卷7期，主编是陶孟和与汤象龙，1937年更名之后共出版4卷7期，主编分别由陶孟和、汤象龙、梁方仲、朱庆永、张荫麟、吴晗担任。在该刊的五任主编当中，汤象龙任职时间最长，对这本期刊的学术风格和旨趣影响最深。第1卷第1期的发刊词，汤象龙对该刊的办刊宗旨与理念，对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宗旨、目标、理论、方法步骤等都做了阐述，这是建设中国经济史学的第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案(59)。作为这本期刊的主编，汤象龙不仅自己撰写论文发表，还组织北平社会调查所近现代经济史组以及“史学研究会”的成员积极发表论文，带动了一个活跃的经济史研究作者群，倡导了近代经济史实证研究，有力推动社会史论战后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学术大转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虽然出版时间不长，却以专业化的作者队伍及高质量的文章成为中国经济史学发展新阶段的起点，被视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经济史的创举(60)。
20世纪专业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这是近代史学转型的重要表现。1934年5月27日以清华同学会为主的史学研究会成立，由汤象龙和吴晗发起，由汤象龙、吴晗、谷霁光、梁方仲、夏鼐、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和罗尔纲组成，汤象龙被选为总务。这个史学研究会是近代第一个以经济史研究为号召的学术团体，汤象龙虽然年轻但学龄最老，经常组织大家研究问题，开展会务，在短期内创办了《益世报·史学副刊》《中央日报·史学副刊》，发表了大量研究经济史的论文，研究会的会员此后多数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界的栋梁。经济史研究专业团体的出现，被学界认为是经济史学科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61)，汤象龙在这个研究会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因此被誉为第一代经济史学家群体的领军人物(62)。
通观汤象龙一生，少年聪慧，名师指点，又遇到了中国经济史的发展高潮。历史赋予了汤象龙良好的机遇，汤象龙也不负众望，为中国经济史做出了特殊贡献。他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后的经济史学科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将学术视为毕生的追求，晚年在身患癌症之后仍然能够坚持完成专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这本书“不仅为史学界提供了一部分很有价值的资料，更重要的是提倡一种扎实的治学作风，后者价值似乎更大于前者”(63)。这部跨越56年写就的巨著本身就是中国史家精神最好的诠释。此外，汤象龙的学术经历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在20世纪上半叶，学术机构在近代经济史学科创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论是北平社会调查所还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为汤象龙及其同时代的学者提供了稳定的学术研究平台，一旦离开这些平台，史家的学术生命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专业的学术机构与学者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了经济史学科的创建与发展。这是作为经济史学主要奠基人的汤象龙除了丰富的史学思想及不忘初心的治学精神之外，留给史学史研究后学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注释：
①杨祖义、赵德馨：《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地位——纪念汤象龙先生100周年诞辰》，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50页。
②北平社会调查所1926年成立，1934年合并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研究生为期一年，主要目的是培养社会科学学生有志深造者的独立研究能力，同时协助本所研究工作，由社会调查所指定题目，派员指导，且每月有津贴。详见北平社会调查所编印《社会调查所概况》，社会调查所，1933，第5页。
③苏云峰编撰《清华大学师生名录资料汇编(1927-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第166页。
④《北京清华学校大学部暂行章程》，《清华周刊》第24卷第9号，1925。
⑤《北京清华学校大学部暂行章程》，《清华周刊》第24卷第9号，1925。
⑥《汤象龙先生简历》，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莫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45页。
⑦汤经武：《饮水思源——父亲的恩师们》，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45页。
⑧汤经武：《为开拓“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而献身——读父亲遗训‘自力更生立身之道建国之本’感思》，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莫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39页。
⑨王学典：《中国新史学的摇篮——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创建90周年而作》，《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⑩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1年第2卷第1期。
(11)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1年第2卷第1期。
(12)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1年第2卷第1期。
(13)罗家伦：《罗家伦致张元济函》，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商务印书馆，2007，第468页。
(14)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1年第2卷第1期。
(15)吴敏超：《筚路蓝缕启山林：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兰州学刊》2014年第11期。
(16)汤象龙：《汤象龙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第320页。
(17)汤象龙：《自序》，《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中华书局，1992，第6页。
(18)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文史哲》2008年第1期。
(19)《发刊词》，《益世报·史学》1935年4月30日第11版。
(20)汤象龙：《太平天国史纲·序》，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商务印书馆，1937，第1页。
(21)汤象龙：《太平天国史纲·序》，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页。
(22)汤象龙：《太平天国史纲·序》，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页。
(23)汤象龙：《发刊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1月。
(24)汤象龙：《史料参考》，《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1月。
(25)李守常：《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9页。
(26)汤象龙：《汤象龙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第323页。
(27)李根蟠：《开创功未尽才——2009年3月6日在汤象龙百年诞辰追思会上的专题发言》，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莫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20页。
(28)侯云灏：《“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第61页。
(29)谢保成：《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47页。
(30)汤象龙：《〈谕折汇存及华制存考〉书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1月。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2月。
(31)汤象龙：《发刊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1月。
(32)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2月。
(33)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2月。
(34)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2月。
(35)汤象龙：《〈远衷集〉书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1月。
(36)杨祖义、赵德馨：《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地位——纪念汤象龙先生100周年诞辰》，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莫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50页。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2月。
(37)《发刊词》，《益世报·史学》第1期，1935年4月30日，第3张第11版。
(38)汤象龙：《发刊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1月。
(39)汤象龙：《太平天国史纲·序》，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页。
(40)汤象龙：《太平天国史纲·序》，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页。
(41)汤象龙：《太平天国史纲·序》，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页。
(42)汤象龙：《太平天国史纲·序》，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页。
(43)汤象龙：《太平天国史纲·序》，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页。
(44)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2月。
(45)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2月。
(46)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第1页。
(47)汤象龙：《书籍评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1939年12月。
(48)汤象龙：《〈张季子九录〉书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
(49)赵德馨：《汤象龙——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莫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17页。
(50)杨祖义、赵德馨：《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地位——纪念汤象龙先生100周年诞辰》，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50页。
(51)汤象龙、罗尔纲、谷霁光：《〈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序言三篇》，《财经科学》1992年第4期。
(52)杨祖义、赵德馨：《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地位——纪念汤象龙先生100周年诞辰》，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55页。
(53)汤象龙著《清季五十年关税收入及其用途》，均在北平社会调查所新书出版预告中，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2卷第2期的广告页。但最后成书时间还需考证。
(54)杨祖义、赵德馨：《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地位——纪念汤象龙先生100周年诞辰》，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55页。
(55)汤象龙：《发刊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1期，1932年11月。
(56)刘方健：《汤象龙百年追思纪念会综述》，《经济学家》2009年第8期，第166页。
(57)汤象龙、罗尔纲、谷霁光：《〈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序言三篇》，《财经科学》1992年第4期。
(58)刘翠溶：《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导言》，于宗先等编《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第11-12页。
(59)赵德馨：《汤象龙——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16页。
(60)《社会调查所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集刊》第2卷第2期，1934年5月。
(61)赵德馨：《汤象龙——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14页。
(62)杨祖义、赵德馨：《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地位——纪念汤象龙先生100周年诞辰》，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50页。
(63)崔国华：《汤象龙住〈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6》，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第162页。
（本文是2016年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近代史学转型视野下的民国时期清史学(1912～1949)”(项目编号：16FZS031)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0年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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