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细读《傅雷家书》中父与子的肺腑之言，当温润和煦的亲情和熠熠生光的理性还萦绕在读者心中时，这位拥有深厚艺术造诣、学问渊博的父亲已经在地下长眠了五十五年。
傅雷
正如他所言：不经历磨难的超脱是轻佻的。
傅雷先生在一个混乱而又绝望的夜晚，精疲力竭地瘫坐在椅子上，回想过去几天经受的各种折磨、污蔑、屈辱，思考接下来还要面对的曲折和坎坷。
终于，傅雷与发妻携手选择了超脱，手边的一瓶毒药成为最后的见证者。
大部分人熟知的傅雷，只是一位杰出的父亲，可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不了解傅雷，就不能说自己有文化”，在中华文化这条泱泱大河之中，傅雷的确不是很起眼，这句话是否有点言过其实的意味？
从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傅雷一直致力于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事业，从他笔下翻译过来的作品包括：《高老头》、《人间喜剧》、《幻灭》（巴尔扎克），《米开朗基罗传》、《约翰·克里斯朵夫》（罗曼·罗兰），《老实人》、《伏尔泰小说选》（伏尔泰）等34部巨作，合530万字。
傅雷由此被公认为是中国翻译界的法国文学最权威翻译家，从四十年代开始，傅雷用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中国文化界输送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养料，当然，这还不包括他自己的原创作品。
作为父亲、作为文学家、作为翻译家，傅雷用他的烂笔头孜孜不倦地向世人和亲人输出自己磅礴能量，只不过是在1966年9月3日那个晚上，这杆笔轰然落地了。
从1933年发表第一部翻译作品算起，只有短短三十三年，一切都来的太快了，快到让人来不及思考。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这振聋发聩的独白是傅雷最后的一口气，“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傅雷先生一生植荒于中华文化这片土地上，作为中国人的我们理应了解，他守候的到底是怎样的现实世界？
“五四”的火种，“翻译”的丰碑
季羡林先生说：“中华文化从未枯竭的原因是不断有新的水流注入，其中最大的两次，一次是印度的水，一次是西方的水，而每一次依靠的都是翻译。”
“印度的水”的自然是佛经，从印度而来或者从东方而去的僧人何其之多？他们在这条12000多公里的漫漫长路上奔波了近千年，才彻底将佛教文化带回中原。
西方的水多指20世纪初“五四”运动后涌现的西方文学作品。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无法心平气和地去面对那个苦难深重的年代，无数英雄儿女视死如归前赴后继，用眼泪和鲜血换来了中华民族在列强层层包围下的成功突围，奏响了一支必胜的战歌组曲。
在这支组曲中，我们绝不能忽视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力量，用傅雷的话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
所以鲁迅站了出来，李大钊、胡适、冼星海、聂耳、朱自清等人也纷纷站了出来，他们以笔为剑，精准而又犀利地刺痛了懵懂的中国人，同时也深深刺痛了侵略者。
“五四”运动确实引发了西方科学文化与中国封建政治和古典文学的激烈碰撞和交融，使中国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嗅到了一丝全新的生气。
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厚重的中国文化河流，在现代化的河床中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如果不能及时引入新的水源，日渐枯竭便是唯一的后果。
于是，翻译事业应声而出，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像候鸟一般密密麻麻轰然散去，美洲、欧洲、日本，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不久之后尽数归林，蛰居家中拿起手中的笔，一笔一画开始疏通中国文化的河道。
莎士比亚、雨果、屠格涅夫、川端康成、莫泊桑、奥维德甚至狄更斯和安徒生等等人物骤然间被邀请到中国内外交迫的土地上，他们注视着这群活了五千年的人们，期盼地倾听着一个不屈的民族不应该倒在帝国铁蹄下的故事。
我们该回头看看傅雷先生此时在做什么了，“五四”运动爆发是在1919年，11岁的小傅雷还在镇上的小学读二年级，他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也算是有见识的女子，让他从小就开始读书写字，学习算术和英语。
1924年，傅雷已经在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学习高中课程了，尽管那时候的课程设置与如今不同，但仅仅五年时间从小学二年级读到高中，其聪慧与刻苦程度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他在校期间还积极参加“五卅”爱国运动和反军阀学潮，并开始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自己的小说。
三年后，傅雷决心前往法国留学，母亲全力支持，变卖了家里的田产并四处借钱，终于在1927年的最后一天，傅雷乘坐邮轮只身赴法。
朱自清
这一年，中国爆发了“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徐志摩与胡适创办了“新月书店”，朱自清在北京清华园写下著名散文《荷塘月色》......
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文化各界百家争鸣，而傅雷还是一个无人知晓的贫穷学子，孤身一人在法国巴黎开始补习法语，半年时间，傅雷考入巴黎大学文学院。次年就开始翻译《圣扬乔尔夫的传说》并发表在《华胥社文艺论集》中。
如此求学致用经历，用“天才”形容他也毫不为过，但傅雷刻苦钻研和废寝忘食的学习态度是不能用这么单薄的两个字去概括的。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文学作品并不只是单纯地为读者描绘一个作者想象之中的独立世界，它往往折射一种鲜明的性格色彩，警示一个病态的社会现象，或者描绘一处理想的精神家园。
傅雷
文学作品激发着读者们的心灵，煽动着思想的改革，推动着时代的进步，放在那个新旧交替、思想匮乏、文化低迷的年代，文学家和翻译家们确实承担了额外的重担。
傅雷1931年回国，便马不停蹄地踏上了这条任重道远的漫漫长路，尽管在这个队伍中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后生，但很快就会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出大片大片的绚烂花朵。
因其在巴黎大学学习过艺术史和美术理论，1931年，回国后的傅雷马上任职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公室主任，兼授西方美术史和法语，并应邀出版《世界名画集》以及在各类艺术期刊上发表论述。
1932年，傅雷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朱梅馥成婚，次年，傅雷出版了第一部正式的译作《夏洛外传》，同年，含辛茹苦育他成人的母亲不幸离世，悲痛万分之下，傅雷辞去职务，专心致志地展开自己的翻译事业。
不必细数傅雷逐年的翻译成果，这个列表会拉得很长很长，我们只需要知道从1933年拿起笔，他就没有再停下过，直到闭上双眼那一刻，760万字（包括原创作品）从他手上倾泻而出，粗略一算，平均每年23万字！
庞大的数量绝不意味着质量上的妥协，对于翻译事业的认真，傅雷绝对是标杆式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种精神。
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是他的基本准则。将原作中的情节、思想、感情、氛围全部融会贯通于自己的胸中，才能准确而又微妙地赋原作以全新的生命。
而真正让傅雷成为翻译路上一座“丰碑”的，是1937年完成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罗曼·罗兰凭此书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中华民族面临最深重的灾难之时，克里斯朵夫的觉醒和反抗醍醐灌顶般激励了整个萎靡颓唐的民族，一缕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小火苗迅速烧成了足以燎原的滔天烈焰。
除了丰富精彩的故事情节，傅雷用动情而又精妙的文笔将洋洋洒洒120万字融进国仇家恨之中，融进荆棘丛生的民族抗争之中。《约翰·克里斯朵夫》像一部可歌可泣史诗一般刺破中华儿女的耳膜，唤醒了一代中国人。
如今我们再读《约翰·克里斯朵夫》，那尊倔强的躯壳仿佛就近在眼前，透过窗户看到一个细瘦的剪影，傅雷像一个英雄般长伏于案，或冥思苦想，或欣喜若狂，把另一个英雄的故事酣畅淋漓地将给中国人听。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这是罗曼·罗兰写在扉页上的题献。自由、不屈、奋斗，傅雷显然是想通过这部作品把这几个字一锤一斧地凿刻在中华民族的脊梁上，他做到了。
法国著名作家斯达埃夫人曾说：“人所能为文学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类精神的杰作从一种语言传到另一种语言。”
作为一个翻译家，傅雷是少有的能把翻译、艺术、人格以及社会背景紧紧捆绑却不显突兀的大家。
了解傅雷是踏入文化和艺术世界大门的第一步，这并没有太多夸张的成分，越来越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在文学和翻译事业上达到了更高的成就，包括毕飞宇、刘抗、黄宗英、王元化等等文化艺术大师，同样，这个名单也可以拉得很长很长。
严厉的父亲，教育的“君子”
很多人读着《傅雷家书》感慨这温润如水的父子情谊时，另一部分人则从背后嗅到了异样的味道。
家庭教育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朱梅馥与傅雷育有二子：傅聪和傅敏。在教育儿子这件事情上，傅雷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的深沉含蓄和炽热细腻无数次感染着后代的父母和子女。
然而，他的严苛、求实、锱铢必较也是一些人不能苟同的教育方式，他脾气火爆，乖戾急躁，眼里绝然揉不得沙子，对儿子要求极度严格，动则施以虐待的打骂。
“用餐不许讲话，手肘不许妨碍同席，坐姿必须端正，咀嚼噤声；练琴必须专一认真，走神便要挨打，每天必须达到规定的练琴时间；长辈谈话不允许偷听”。
傅聪
这是傅雷给孩子定的规矩，事实上傅聪和傅敏也因为违反了规矩而遭受无数次毒打，在日后的家书中，以及傅聪和傅敏的访问中多次提及这段无法忘怀的往事。
不少人据此谴责傅雷的教育方式，说他蛮横不讲理，是一个铁石心肠、强势粗暴的父亲，贴合自己的习惯或满足自己的心理预期的潜意识，远大于亲情甚至远大于教育本身。
不同时代的家庭教育势必会沾染上不同的色彩，和平安定如今日，互相尊重是最鲜明的主题，尊重个人意愿也尊重理想爱好，将父母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必定会引起亲情的变质和旁人的谴责。
傅雷与傅聪
傅聪和傅敏出生在30年代末，那是全体中国人命悬一线的时候，延续家族报效祖国是最大主题。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抗中，前者不仅仅作为获取知识的来源，摆在眼前的现实是如何利用已有的经验活下去，才能谈如何修身、齐家、继而治国。
傅雷端不起枪也杀不了敌，但他无时不刻在想着拯救这个奄奄一息的民族，侵略者的枪炮就架在家门口，懈怠、懒惰、懦弱、宽于律己的后果是死亡！然而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人居危而不自知，是穷途末路上的放弃和无谓牺牲。
必须要注意的是，傅雷的教育虽然严酷，却不以泯灭孩子心智为代价，他只是希望儿子们能用汗水、泪水甚至血水去堆砌一个光明的前途和未来，仅此而已。
傅聪与傅敏
所以傅聪每天必须练几个小时钢琴，傅雷会抽出所有的休息时间陪着他，一个走神和一个错误，马上就会有藤条应声而至，哪怕打到血肉模糊也要继续练习，几度让傅聪在父爱和恨意之间游离徘徊。
刻苦钻研孜孜不倦，傅聪的努力程度与他的父亲傅雷如出一辙，无论是被逼无奈还是他主动求学，无法否认的是傅聪表现出了令人赞叹的音乐天赋。
为了让儿子学得更扎实，傅雷亲自编写教材并严格实施，稍微长大一点后又为他找了资质优渥的老师，只要儿子能努力学琴，傅雷愿意为他付出一切代价。
1954年，傅聪前往波兰留学。离家没几天，傅雷就忍不住心中的思念，开始给儿子写信：
“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像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我和你妈老是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
紧绷了二十年的心弦，就在儿子离去的一瞬间崩塌了，血浓于水的感情永远大于鞭笞和责骂。
可以想象大洋彼岸的傅聪，手上捧着一封封潮湿的信件，如同捧着一颗褪去冰冷外衣的父爱的心脏，炽热又脆弱，委屈又心疼的眼泪夺眶而出。
儿子终于长大了，父亲终于老了，国家终于有希望了，民族终于站起来了。
傅雷也终于有时间去思考过往的事情了，回想起对儿子的所有残忍的惩罚，五十多岁的父亲眼眶里总是噙满泪水，无论如何，他对傅聪和傅敏的教育是过于严苛了。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严师确实能出高徒，傅聪在音乐界的辉煌成就便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从家庭的角度来说，自己确实算不上一个慈祥和蔼的父亲。
傅聪与父母
于是，傅雷在信中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恨，“对不起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这沉痛的歉意终究是健全了父爱的重量。
《傅雷家书》中的186封书信，处处都是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家常话，却处处高于家常闲叙，从情感、生活、学习、艺术、道德、爱国等等方面来说，都是每个家庭和每个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
从1954年傅聪离家留学到1966年，整整十二年的时间，傅雷的笔像一阵阵春风，吹起傅聪心头的涟漪，也抚平了心里的皱褶。
带着这份感性与理性并重的父爱，傅聪在国内外钢琴演奏和比赛中取得了足以让父亲骄傲的成绩。
在波兰留学四年后，傅聪动身前往英国继续深造，不论在天涯或海角，父亲的爱始终陪伴着他。
为了让傅聪对艺术本质和哲学有更深入的理解，年近花甲的傅雷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一字一句抄录了《艺术哲学》中《希腊雕塑》篇。
常年伏案已经让傅雷的腰直不起来了，他就那样佝偻着身体，充血的眼球里闪烁着精光，却控制不住地流着苍老的眼泪，但他顾不得一直擦，因为另一只手必须拿着放大镜，否则就完全看不清纸上的内容。
一个月，六万字，他抄得热火朝天，废寝忘食，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在外求学的日子，为了一句话的真正含义查询好几本书反复对比、求证，为了解决掉一个棘手的难题高兴的睡不着觉。
可他毕竟是老了，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高兴的时候壮怀激烈慷慨洒脱，生气的时候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当心态逐渐变得平和下来之后，傅雷终于将慈父和严父集于一身，成为家庭教育的一名“君子”。
英雄的结局
傅雷的结局是我们最不愿提及的，当一身傲骨的他蒙受了莫大的屈辱和污蔑，接下来势必要与这个冰冷的世界做一个决绝的告别，或者说是决裂。
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平静地用罢最后一顿饭，把保姆唤到身边，交出准备好的遗书，然后优雅地合上了双眼。
遗书中交代了下个月的房租，并附上了现款；
交代了好友托付在家中的私人物品，希望家人替他归还；交代了家里最后的遗物如何妥善处理，包括手表、财物、欠款、家具、以及夫妻二人的火葬费，还有现金53.3元；另外给保姆600元，当作她突然失去工作的补偿。
像是要临时出一趟远门前事无巨细的安排，这是一家之主最后的从容，也是一个文化大师最后的体面。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这是刻在傅雷先生墓上的碑字，也是《傅雷家书》中的一句话。
傅雷的世界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开始，在新文化运动中觉醒，在战争的烽烟中磨砺出浑身棱角。
在三十多年的翻译和文学创作中实现人生价值，在家庭教育中达成了慈父和严父的对立统一，最后在突如其来的诬陷中含冤离去。
他与文化艺术对话，与民族同胞对话，与妻子儿子对话，但这颗孤高的心走到最后却是孤独的，他的世界终于背叛了他，所以他将换个地方继续辛苦耕耘，这个世界在黑暗的背后，在人性的终点。
《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面有这么一句话：“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卑贱的情操，而是用不会被卑贱所征服；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的时候，而是不会被黑暗所湮没。”
什么是孤独赤子创造的世界？或许，这就是他给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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