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病逝。
八月初一日，皇太子朱常洛即位，为明光宗。这位明光宗当太子的时候不受父亲宠爱，是位不幸的太子；好不容易煎熬着当上皇帝后，内外交困、病体不支，又是位不幸的皇帝。明朝后期的所谓“四大疑案” ——妖书、梃击、红丸、移宫四案，全部与这位短命的皇帝有关。
他后来之所以在历史上名气很大，除了这四大疑案惹人关注和身为明熹宗朱由校、崇祯帝朱由检的父亲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在皇帝的位子上仅仅坐了一个月，三十八岁时便患病死去，遂成为著名的“一月天子”。
到九月一日，四十天之内，大明王朝连续死了两个皇帝，国家统治机构陷入瘫痪，政治秩序陷入混乱。
直到九月初六日，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登上了皇帝位，成为大明王朝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有着“工匠精神”的皇帝。
据说，在他登基时，陕西巡抚欣喜地向上奏皇帝说，浑浊的黄河水已经连续五日变清。古人云：圣人出，黄河清。
于是，全国官民共同庆贺，欢呼自己得到了一位“太平有道天子”。但是此时熊廷弼这位曾经的辽东督师的日子，并没有因为黄河连续五日变清而好过起来，相反，却日益艰难。两年前的一段话，成了他今日的真实写照：“将多而难调，兵弱而难用，饷久而难继，贼狡而难制，地险而难攻，助寡而难恃。”这些，尽管都是实情，熊廷弼却还能对付，令他切齿痛恨并痛苦的是来自朝中同事们的猛烈攻击。
平心而论，熊廷弼和所有人一样，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从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此公脾气火暴，性情刚愎自用，盛气凌人，见到看不惯的人和事立马便破口大骂。显然，这种人在我国官场上的人际关系恐怕不会太好，史书也说他“朝士多厌恶之”。但熊廷弼是一位真正有大才的能人，史书也称呼他“有盖世才”，特别是对辽东局势具有准确的洞察力与判断力，且身体力行不畏劳苦，实践能力极强，为国事不惜赴汤蹈火。
这种性情的人，若是生在历代王朝开国时期，大约能够成为千古开国名臣。可惜，他偏偏生在了穷途末路、无可救药的大明王朝晚期。于是，就成了敌对者眼中最好的靶子。
当时，大明王朝朝堂之上，党争剧烈。
叫得上名目的就有山东人为首的“齐党”，浙江人为首的“浙党”，湖北人为首的“楚党”，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东林党”。这些党派，今日联手，明天反目，党同伐异，纵横捭阖。不久后，更有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加入战团，令大明王朝晚期的政治舞台十分精彩。
而如今，朝中大权很多都掌握在东林党人手中，他们特别讨厌熊廷弼，因为，熊廷弼不是他们一党，且曾经多次公开批评或者叫攻击过他们。担任监察官员时，熊廷弼有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名叫姚宗文，他们在政治见解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后来，姚宗文希望熊廷弼能够举荐自己补官，遭到正直的熊廷弼的拒绝。于是姚宗文露出来自己真实的嘴脸，他第一个发起了针对熊廷弼的进攻，第一个中伤熊廷弼。随后，熊廷弼受到了东林党连珠炮般的攻击。炮火凶狠而且密集，最严重者还列举了熊廷弼所谓的生命无谋八罪、生命欺君三罪，咬牙切齿的置熊廷弼于死地，就好似仇敌一般。
熊廷弼被扰得晕头转向，只好连续三次上书朝堂，希望因病辞职。他心情郁闷而沉痛，说道：“辽东转危为安，臣也就该由生到死了。”
最后，主要由东林官员组成专议此案的联席会议，建议天启皇帝朱由校同意熊廷弼去职。
这时候，朱由校才刚登基为帝，还没有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就被东林党官员要求罢免熊廷弼。九月二十一日，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后的第十五天，正式下令罢免熊廷弼辽东经略一职，熊廷弼交回尚方宝剑，“听候处分”。关外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一直按兵不动，等的就是这一天。
果然，新任大明辽东经略袁应泰一到任，就将熊廷弼一年多的心血“多所更易”——大部分废止，然后雄心勃勃地准备兵分三路，收复失地。努尔哈赤没等他把部队组织好，便率大军悄悄开到了沈阳城下。经两日激战，沈阳陷落。
六天之后，努尔哈赤率领得胜的八旗兵直抵辽东首府、辽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阳，新任经略仓促应战。三日血战后，大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二十二日，辽阳陷落，经略袁应泰“佩剑印，引刀自裁”。这是一位有骨气，也很能干，但丝毫不懂军事的官员。
自杀之前，他对一同守城的一位监察官员说：“您没有守城的责任，赶快走吧。我愿与此城共存亡!”这位名叫张铨的监察官大呼：“我张铨也是血性男儿，岂能贪生怕死!”张铨身着大明官服，坚决不肯化装逃走。城破被俘后，在努尔哈赤面前，他坚不下跪，并告诉努尔哈赤：“我是大明天子的执法官员，我的膝盖决不会向你弯曲。”并将自己的头颅伸向两旁的刀剑。努尔哈赤佩服其忠义，下令派车马礼送这位真正的英雄离去，张铨一概予以拒绝。于是，努尔哈赤命两名亲兵将他强行架到马上，送回到他过去的办公衙门。路上，许多辽东父老流着泪为他求情，他大声呼喊道：“你们是我堂堂大明的良民百姓，不要为了苟全我的性命求人!”
最后，拜望京师，挥剑自刎。
他死后，努尔哈赤为表达对忠臣烈士的敬意，很有风度地下令予以礼葬，并在辽阳城北门外为他建纪念祠堂。
这不，投降的臣民出来了。譬如，就在上述血战之后，辽阳城内的居民为了表示投降的诚意，便集体剃发，并张灯结彩，用黄纸书写着“万岁”字样的标语牌，焚香奏乐，敲锣打鼓地欢迎努尔哈赤进城。届时，鼓乐齐鸣，辽阳人民站在街道两旁，一起叩拜如仪，将努尔哈赤迎接进了几天前的大明帝国辽东经略衙门——如今的后金国汗王临时行宫。
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无数次上演：一二十年后，清朝八旗铁骑踏进北京城和一路杀进南京城的时候，这种情形都曾经出现过；不止一种史料记载说，清军刚刚在扬州杀人杀到了手臂发软的程度，就要面对南朝女子花枝招展的温柔款待。
没有人在文化与制度层面上深入探究过，这个曾经创造了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何以一到历史转折的时刻，便会如此行事。此后数日间，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宽甸、凤凰、鞍山、岫岩、镇江(即今日之丹东)等辽东七十余城，全部为努尔哈赤夺取。七日后，大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二十九日夜，在庆功宴会上，努尔哈赤宣布迁都，定辽阳为后金国首都，后金政权走向新的开始，而此时明朝朝堂还在争论如何对待熊廷弼这位曾经的辽东督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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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帅菌读文史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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