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0年初秋，上海市黄陂南路，杨淑慧和沈之瑜在寻找中共一大的会址。
沈之瑜是刘海粟的门徒，一九三五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一九三七年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教。战争的烽火，烧掉了他的画家之梦。一九四0年，他离开上海，来到浙江遂昌县，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茹志成改名沈之瑜——因为茹是中国的稀有之姓，他不改名换姓很容易使茹志鹃等弟妹受到牵连。不久，他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当起参谋、文工团团长来。解放初，他是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
沈之瑜跟杨淑慧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姚溱，当年以笔名“秦上校”、“丁静”、“萨利根”活跃于解放前的报刊，尤以军事述评为世瞩目。外界以为“秦上校”必定是一员武将，其实一介书生。他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一九五九年，姚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沈之瑜奉命赶往位于上海福州路上的建设大楼。解放后，此处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大楼。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人物陈毅等都在那里办公。那时，只要一说去建设大楼，便知是去中共上海市委。
沈之瑜跨入姚溱办公室，姚溱当即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杨重光找来，三个人一起开了个小会。“交给你们两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姚溱用苏北口音很严肃地说出了这句话。 沈之瑜的目光注视着姚溱，急切地想知道这项不寻常的政治任务究竟是什么。“是这样的……”姚溱顿时成了“秦上校”似的，以命令式的口吻向他俩下达任务，“这项任务是陈毅同志提议，经市委讨论同意——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因为我们党是在上海诞生的，明年七月一日是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要把寻找党的诞生地看成是自己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上海石库门
沈之瑜一听，十分兴奋。他是老上海，对上海熟门熟路。他问姚溱：“有线索吗?”“听说是在法租界开的会。”姚溱答道。“法租界大着呢!”沈之瑜双眉紧锁，“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长长的淮海路横贯法租界。那时淮海路叫霞飞路，是以法国将军霞飞的名字命名的。这么大的范围，怎么找?”“你别着急，我给你一把‘钥匙’!”姚溱笑了起来，“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同志跟我说过，他把周佛海的老婆从监狱中放出来，她能帮助你们寻找!”“周佛海的老婆怎么会知道中共‘一大’在哪里开的?”沈之瑜感到奇怪。“因为周佛海当年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姚溱说出其中的缘由。
扬帆本名石蕴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新四军军部担任副军长项英的秘书，从事保卫工作。那封以项英的名义发往延安，向中央申明“蓝苹(即江青)不宜与主席结婚”的电报，便是扬帆起草的。多年的地下工作、保卫工作，使扬帆变得精明、干练。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神种种信息。扬帆手下，有一员来历不凡的公安骁将，名叫周之友。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很少有人知道周之友的身份，他是周佛海的儿子!一九二二年生于日本鹿儿岛。当时，二十五岁的周佛海正在日本留学，与杨淑慧同居，生下了儿子。周佛海给儿子取名周幼海，又叫周小海。
周佛海从中共党员成为中共叛逆，最后成了汪精卫的汉奸同党，他的儿子却走上革命之路，一九四六年经田云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幼海改名周之友，从事地下工作，成为扬帆麾下的一员战将。解放后，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周之友是他手下一名副科长。陈老总提出要在上海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扬帆马上想到周之友母亲、周佛海妻子杨淑慧。周之友还向扬帆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父亲周佛海《往矣集》提及国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情形!”只是此“案”不属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范畴，扬帆便把线索都交给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
从建设大楼出来，沈之瑜心急如焚，直奔图书馆。
随着周佛海身败名裂，他的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出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这才在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那本《往矣集》。
这本一九四二年一月由上海平报社出版的《往矣集》，记述着周佛海的如烟往事。
沈之瑜迅速翻过周佛海那篇记述童年的《苦学记》，目光停留在他回忆加入中共经过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有这么一段，详细写及他一九二一年七月从日本来沪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提及了开会的地点：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即陈独秀）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即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即何叔衡），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即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周佛海的这一段记述中，提出两个地点：代表的住宿地是“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开会的地点是“贝勒路李汉俊家”。
这么一来，寻觅的范围一下子从偌大的法租界，缩小到贝勒路附近。
不过，这范围仍不小。贝勒路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马路两侧有两千多栋房子，何况李汉俊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在汉口遇害，原屋早已易主。
贝勒路在法租界，一九0六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给这条马路命名。那时是一条荒路，路边稀稀拉拉几十幢平房，马路南段两侧是一大片农田。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从这年八月一日起，上海撤销了租界，贝勒路也随之改名，以湖北省黄陂县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上海路名命名惯例，通常以省名命名南北走向的马路，以县、市名命名东西走向的马路。因省名有限，用于命名南北走向的主要马路；贝勒路虽南北走向，但不是交通要道，故以县名命名。
沈之瑜读完周佛海的《往矣集》后，便和杨淑慧讨论，杨淑慧说道，“李汉俊先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印象不很深了。不过，当年陈独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我在那里住过，记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个地方?”
“行，行。”沈之瑜答应道，“陈独秀的家在哪里?”
“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杨淑慧说了出来。
“环龙路，也就是现在的南昌路。”沈之瑜对上海的马路十分熟悉。
那时，除了大首长，一般人都没有小轿车，没有吉普车，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在南昌路上步行。
出师告捷。因为南昌路基本上保持当年的模样，南昌路四十七号原是一所法国学校，外貌也依然如故，杨淑慧一眼就认出来——老渔阳里在它对面，如今的南昌路一百弄。弄堂里，一排排石库门的房子，如同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这样的房子，都是一楼一底，一个小天井，天井四周是高墙，墙正中是一扇黑漆大门。一幢房子，有七八十平方米，给一家人住正好。独门出入，与邻无干。解放前，上海曾大批地建造了这样的石库门房子。
杨淑慧步入弄堂，找到了二号。她对沈之瑜和杨重光说：“一九二一年，在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陈独秀不在上海，而在广州。他的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座楼的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和夫人王会悟也住在这里。我和周佛海结婚以后，也曾经住过这里的亭子间，所以印象很深。”
1919年上海地图
杨淑慧面对这幢熟悉的房子，心中勾起无限往事。此时，她仿佛回到当年的情境，带着沈之瑜、杨重光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像解说员一样说道：“这房子两上两下，从大门一进来是客堂间——陈独秀的会客室。我印象最深的是，客堂里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客堂间还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陈独秀常常坐在这只摇椅上。”杨淑慧领着沈之瑜、杨重光走入屋内，指着客堂后、厨房前那狭长的过道小天井，说：“这里原先有一个水泥的水斗，上面有个自来水龙头，平常是用来洗拖把的。有时，我们用木塞塞住水斗的出水口，放满了水，用来浸西瓜。……”杨淑慧滔滔不绝地说起当年的情形，清楚地表明，这里确实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陈独秀的故居，也是中共成立之后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所在地。
沈之瑜跟杨重光作了分工：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上李汉俊家，杨重光则去寻找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是当年毛泽东、周佛海等中共“一大”代表住宿的地方。这所学校早在一九三二年便从上海滩消失了。不过，寻找一所早已关门的学校的校址，毕竟要比寻找当年李汉俊家容易一些。
杨重光派沈子丞前往上海市教育局，翻阅解放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博文女校记录在案：“博文女校创办于一九一七年，董事长黄宗汉（黄宗汉原姓徐，嫁给黄兴后改姓黄），校长黄绍兰……”该校曾三度迁址：最初在贝勒路，后来迁至蒲石路(今长乐路)，一九二0年时迁入白尔路(后改名蒲柏路，今名太仓路)。
据此线索，杨重光前往太仓路寻访老居民。虽然路名更换、门牌变动，在老居民的协助下，还是找到了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这便是毛泽东、周佛海等当年下榻之处。
五四期间的博文女校师生
棘手的是寻找李汉俊的住处——中共“一大”会址。沈之瑜约了杨淑慧，沿着贝勒路慢慢地走着、走着……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杨淑慧有点为难了：“沈同志，李汉俊先生家里，我去过几次，可是现在我仅有的一点印象影迹皆无了。我记得，当时李家的房子是新造的，前门正对着马路，路边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是一片菜地，那里有一家吹玻璃的棚屋作坊。可是，眼下的贝勒路两旁全是房子，已经面目全非了，昔日的影子没有了!”“别着急，慢慢地找。”沈之瑜安慰道。杨淑慧极力搜索着当年残存的印象，三十年前，她曾随丈夫周佛海去拜访过李汉俊，也曾给李家送过信件。然而，毕竟已经三十年了，天翻地覆，人世沧桑……她走到了贝勒路与另一条马路的交叉路口，猛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她向路人打听那条横马路的名字。“这是兴业路。”她得到这样的答复。兴业路?她平生头一回听见这一路名。她摇摇头，否定了自己头脑中闪过的那似曾相识的印象。
过了数日，杨淑慧忽然来到沈之瑜的办公室。她面含喜色，有好消息：原来，这几天她又独自到贝勒路细细寻访，终于证实她那似曾相识的印象是不错的。
那兴业路，是与贝勒路一起，在一九四三年改名的。兴业路原名望志路，是一九一四年以当时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的。一九四三年根据《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的规定，废除了“望志路”这一路名，改用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县名来命名，称为“兴业路”。
在黄陂南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即当年的贝勒路与望志路的交叉口，杨淑慧对一家横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觉得很像当年李汉俊家。不过，当年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如今却是白粉墙上写着四块床板那么大的“酱”字，她从未见过。房前是一个菜摊。在贝勒路上反反复复逡巡，她唯觉此处与记忆印象相似。她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沈之瑜。这样，寻找李汉俊的旧居，总算找到了一点头绪。但是，印象只是印象，有待进一步查证。
于是，沈之瑜前往那里调查。那里的居民都说，酱园的董老板是“老土地”，住的时间最长，最熟知那儿的情况。
那家酱园，挂着“万象源”招牌。老板叫董正昌，卖酱油、酒、醋、盐之类。他娓娓道来，这才廓清三十个春秋的变幻。原来，在一九二0年夏秋之际，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那里建造了一排五幢房子。每幢房子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当时的上海，流行着这种式样的石库门民居。这一排石库门房子，坐落在望志路上，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一00号、一0二号、一0四号、一0六号、一0八号，后来改为兴业路时，门牌改为七十号、七十二号、七十四号、七十六号、七十八号。
姓陈的老太太建造了这五幢房子，并不是自己住，而是出租，坐收租金。租下一0六号、一0八号两幢房子的，是一位姓李的先生。李先生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变二为一。后来，李先生搬走了。
一九二四年，董正昌把这五幢房子全部租下。他对这五幢房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把一00号、一0二号、一0四号改为三楼三底，把一0四号的天井改成厢房，又把外墙粉成白色，写上巨大的“酱”字。这样，那三幢房子成了“万象源”酱园。他又把一0六、一0八号改成二楼二底，把一0六号天井改成厢房，租给了亲戚居住。
后来，他的亲戚在一0六号开了当铺。不久，又改开“恒昌福面坊”，屋里安装了摇面条的机器，生产挂面，外墙也刷成白色。这样，那排房子变得面目全非。难怪杨淑慧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这才敢说那儿有点像……
董正昌所说的那位姓李的先生，显然是李书城——李汉俊的胞兄。
李书城
李书城当年的官不小，他是孙中山的总统府顾问、国务院参议，租下那两幢房子居住。弟弟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归来，住在哥哥家中。周佛海的《往矣集》中说中共“一大”是在李汉俊家召开，即在李书城家中召开。李家，也就是后来的“恒昌福面坊”——望志路一0六、一0八号，便是中共“一大”会址。一个重大的历史之谜，终于初步弄清了……
中共上海市委很谨慎，没有马上把兴业路上那一排房子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市委派人把兴业路、《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三处拍了照片。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共上海市委派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
杨重光后来回忆：“市委叫我把照片送到中南海。到京后，接待我的胡绳同志答应把这些照片呈请中央领导同志看看。两天后，胡绳告诉我，毛主席和董老都看了照片。他们说：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代表们住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李书城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农业部长，胡绳要我找他弄清确切的地址。我到农业部找到李书城。他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一0六、一0八号，现在路名和门牌都改了。’……”这么一来，中共“一大”会址得到了证实。
不过，事关重大，中央又委托李达前往上海，实地看一看。
李达，毛泽东的老朋友，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和李汉俊共同筹备“一大”，他当然比杨淑慧更加熟悉李汉俊的家。
李达来到上海兴业路，步入“恒昌福面坊”。他连连点头说：“是在这里，汉俊的家是在这里。”李达的认可，富有权威性。于是，兴业路上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肯定为中共“一大”会址。
中共上海市委开始动员“恒昌福面坊”乔迁。“哟，我们住的原来是一块宝地!”“恒昌福面坊”的老板得知内中原委，高高兴兴答应搬走。不过，搬迁总要有个过程，搬迁之后还要修缮。这样，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大庆，作为中共诞生地的兴业路七十六号、七十八号，还挂着“恒昌福面坊”招牌。
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和博文女校，都辟为革命纪念馆。为此，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夏衍牵头，担任主任，委员有恽逸群、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管理委员会负责这三处革命纪念馆的修复、整理以及筹备建馆工作。后来，又增加了周而复、叶以群为管理委员。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上海市委购下了兴业路七十六号、七十八号。在管理委员会指导下，对中共“一大”会址进行了初步修缮，屋里作了些布置。
叶飞的耳朵尖，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的第一个参观者。他曾经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他在一九五二年六月三日来到兴业路，那时，中共“一大”会址尚在内部整理之中，不对外接待。
叶飞之行，很快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内传开来了。“七一”前夕，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魏文伯、曾希圣、柯庆施光临兴业路，成为那里的第二批参观者。
终于，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上海《解放日报》，首次公开披露了消息，在第二版上登载新闻《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经一年修建已初步完成》。在同一版上，还发表了杨重光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记上海三个革命历史纪念馆》。
就在消息见报的当天上午十一时，上海市市长陈毅、潘汉年、方毅、刘长胜、陈丕显、王尧山等赶往兴业路，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
当天，苏联塔斯社记者闻讯，也赶到兴业路。于是，在上海发现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不过，那时，兴业路七十六号上的“恒昌福面坊”几个大字，仍刷在墙上。屋里，则挂起了马克思像、列宁像以及毛泽东手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年冬天，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之后，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景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于是，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手迹被取下来了，因为当年开会时，墙上没有挂。于是，“恒昌福面坊”招牌被铲掉了，巨大的“酱”字被铲掉了，外墙上的石灰被铲掉了，“混水墙”变成当年的清水墙——露出了青砖与红砖。
王冶秋叮嘱：“做成模型送北京。”
模型在一九五三年春做好了。这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丞带着模型前往北京，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王冶秋、胡乔木看了模型之后，转呈毛泽东、董必武观看。
董必武看了说：“是这座房子。”
毛泽东看了则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包惠僧，本名包道享，又名包晦生，后来改名包惠僧。他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历尽风风雨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从澳门返回北京，安排在内务部工作。毛泽东记起了这位老朋友，要他写点回忆文章，到上海实地踏勘。
一九五四年三月，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包惠僧出席过中共“一大”，而薛文淑则是当年望志路一0六号的女主人。他们详细回忆当年的情景，使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布置越来越接近于原貌。薛文淑指出，会议是在楼下开的，一时定不下来，因为李达说是在楼上开的。薛文淑的回忆，显然比李达可靠。因为薛文淑是那里的主妇，天天在楼下吃饭，餐桌便是那张长方桌，而中共“一大”的代表们是围着长方桌开会的，理所当然是在楼下。
不过，薛文淑没有出席会议，而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话势必比薛文淑更富有权威性。人们仍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供人瞻仰。
一九五六年春节，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一辆轿车驶入兴业路。从车上下来一位白发长者，留着白色髭须，那面孔是报上照片里常可见到的。他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一大”代表、七十岁的董必武。
董必武作了“裁决”。他说：“当年开会不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 董必武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当时不似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么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董必武的话，一锤定音。从此，那长方桌从楼上搬到楼下，完全恢复了历史原貌。董必武兴致勃勃，当场挥毫题词。他借用《庄子·内篇·人间世》的一句话，写下自己的无限感慨：“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这八个字，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到“巨”的历程。
如今，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展览场地已经显得狭小，一九九八年六月开始扩建，原纪念馆保持原貌，在西面新建一幢仿造上海石库门式的建筑，扩建之后，陈列面积比原先扩大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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