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
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
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合聚皆前定。
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
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红楼梦·飞鸟各投林》
一
这篇文来聊聊尤二姐和三姐。在《红楼梦》里，贾宝玉评曰：“她二人真是一对尤物，而且她们还姓尤！”
其实，尤二姐和三姐并不姓尤。
早先是尤老娘带着她两个“拖油瓶”改嫁到尤家的，而尤氏后来嫁给了贾珍。所以，贾蓉口中的二姨、三姨只是名义上的。
尤氏与二姐三姐既不同父，也不同母。而尤氏和邢夫人一样既都是填房，又皆没有儿女。故她在宁国府的地位也可想而知，贾珍贾蓉父子为非作歹，她一贯是听之任之。
昔日，继儿媳妇秦可卿尚在时，秦管理家务，并和贾珍私通，尤氏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便是焦大骂的：“爬灰的爬灰”。
贾敬死后，尤老娘带着二姐三姐来投奔贾府（可见尤家此时也败落了），贾珍便以其协理丧事为名，让贾蓉安顿她们母女。实则，是早就对二姐三姐垂涎欲滴了。
二姐首先被贾珍奸污了，但是贾珍靠不住，也不可能娶她，还有贾蓉在旁窥伺。不想贾琏又看上了二姐，贾蓉便撺掇叔叔娶二姐做外宅。
在贾珍父子的协助下，贾琏得偿所愿，二姐也觉得“终身有靠”，母女三人便关起门来过起了小日子。
贾珍自是贼心不改，又跑来挑逗三姐。谁知三姐竟是个烈女子，一时放出手眼来，唬得珍、琏兄弟二人狼狈不堪。
从此贾珍只得敬而远之，贾琏又因父亲贾赦两次差他去平安州办事。所以，王熙凤在得知此事后，趁这个空儿将二姐赚进大观园，控制在股掌中，并大闹宁国府。
而在这期间，三姐自刎身亡。因为，她看上的柳湘莲因嫌弃她污秽，不愿娶她。
柳还说了句名言：你们东府（即宁国府）里除了门口那一对石狮子是干净的，恐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了！
二姐进府之后，王熙凤机关算尽，最终摆弄死了二姐。不过，贾赦又把贴身丫鬟秋桐赏给了贾琏为妾，真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尤二姐和三姐的命运固然可悲可叹可怜，但也不可谓不是咎由自取。凤姐的手段亦固然歹毒，但作为她这么一个“脂粉队里的英雄”，绝不容贾琏有其他女人，也是可以理解的。
况贾琏也是见一个爱一个，与二姐也是一时的欢愉罢了。这一点三姐首先看的很透彻，贾府那点事儿，姐妹二人也从兴儿的口中了解的十分清楚。
但是，二姐不以为然，说好听点叫单纯善良，实际上就是抱有侥幸心理，三姐亦如是。只不过三姐一旦彻底了然，自知“一失足成千古恨”，就一剑结果了自己。
二姐偏要到那公府侯门里头走一遭，或还期盼着从此就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了。直至很快被残酷的现实击败，再没有任何活下去的信心了，方吞金自尽。
在我看来，也包括在三姐眼里，珍、琏的好色薄情，凤姐的争风吃醋这都是必然的，其结果都是可以预见的。可二姐仍旧自欺欺人，将贾琏当作好男人，还将阿凤认作知心大姐。
其最终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不但二姐三姐，在中国传统社会，大多数女人都依附男人而活，做小老婆也很正常。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身为女人就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可言。比如鸳鸯就坚决回绝了贾赦，宁死也不做妾。
对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传统社会里的女人们，她们的文化思维和行为习惯，我曾在拙作《中国人的文化属性》里面写道：
“我先通俗的概括为三个字：等、靠、要。但是，最后的结果得再各赘上两个字：等不到、靠不住、要不得。”
二姐恐怕到死都没真正明白，我这后面的九个字。三姐倒是明白了，不过也是个死。
二
曹雪芹写尤氏姐妹，亦并非简单的来刻画凤姐的毒辣，贾琏的薄情，宁府的龌龊及揭示封建制度对女人乃至人性的摧残。
因为这些都是看得到的，都在明面上。
我认为《红楼梦》不仅仅是一本爱情、世情、人情小说，更是一部解剖与拷问中国人文化内核的专著。
表面上看，是王熙凤害死了尤二姐，柳湘莲既没眼光也无福消受三姐这个“尤物”。但阿凤最终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然而，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在明面上拍手称快，慨叹一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没有谁生来是恶的，也没有谁生来就是善的。所谓的“善恶标准”更多的是传统的道德观，而非客观的是非观。
道德观常常是“人云亦云”，是非观则是独立见解。就比如最近已臭名昭著的李某迪，但同样是因嫖娼被抓的黄某波，吃瓜群众便满是同情。
曹雪芹也时常在《红楼梦》中借书中人之口，或讽刺，或抨击这种传统的道德观。
比如，贾宝玉和袭人论“文死谏武死战”那一节，我们现今读来好像没什么，但在三百年前就能够有这样的见解，可谓振聋发聩。
就人性本身而言，也自有善与恶的两面。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亦反复提及，如用这样的“善恶思维”去评判人事，就好比要求一枚硬币只有正面没有背面一样，可笑而低级。
前文已表，贾府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等级社会的浓缩版，不论是主子还是奴才，还是什么“二层主子”，都逃不过这种等级文化的束缚和压迫。
但尤甚者，是善恶思维及其行为模式，已渗透进了中国人的血液之中。
正如书第六十九回，三姐来给已病笃的二姐托梦，所说的：“可怜我姐妹二人都挣不出去！”可惜，二姐仍自认为“品行既亏”，黯然认命！
亦如，我在论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关文章中曾引用的奥威尔《1984》之精辟论断所言：
“寡头政治的要旨不是父传子、子传孙，而是坚持死者加诸生者的某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只要等级化结构永远保持不变，至于是谁掌握权力并非重要。”
是故，所谓等级社会也就是互害社会，不管是王熙凤，还是尤二姐、三姐；也不管是夏金桂还是香菱、宝蟾等人相似的人生轨迹，从文化内核的本质上讲，她们皆为在这种文化思维方式下，所造就的“生存法则”之牺牲品。
不论是阿凤面子上的争强，还是二姐骨子里的软弱，亦皆为这种“窝里斗”文化的“形象代言人”。
这种弱势文化属性的生存法则，这种扭曲与自我扭曲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数千年绵延不绝，这才是真正可怕之处。
三
曹雪芹写《红楼梦》有数百个人物，尤其是各色女人，讲述她们的故事，且都早早预言了她们的结果，我早年读红楼便深觉有些宿命论的意味。
但反复读之，再加上笔者自己也写小说。再反复思之，这俨然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曹公正是：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乃至文化属性上提出了极深刻的质疑和反问，这便是留给读者的深邃空间。
不仅尤二姐与三姐的悲惨命运值得深思，也好比宝黛的悲剧结局，在紫鹃、雪雁的眼里，也包括不少读者眼里，贾宝玉就是个负心汉，林黛玉也太小性儿。实际上，并非如此。
即便是秋桐，也是一个极度被扭曲的小人物。
她比凤姐妒忌二姐更甚，一出口就伤人。亦并非她多么“恶”，而是在贾府这种男主皆三妻四妾的生存环境中，必然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
曹雪芹用如椽之笔、哲学之思、建瓴之智非常具象的展现了，在这样的“文化习俗”与道德价值观中生存与发展的众生相。
一言以蔽之，她们皆没有任何积极的未来可言，所以必然非死即伤。且曹公更加清醒的意识到这样的家族，这样的王朝，乃至这样的文化整体上也没有任何可期的未来。
所以在小说当中，竟细思极恐的表现为，——贾府自始至终没有一个新生儿落草。
尤二姐也正因“一个已成型的男胎”被胡庸医误诊打下，成为她的催命符。须知，二姐彼时怀胎已四五个月了，这喜脉并不难断，这也正是曹公的有意安排。
高鹗“兰桂齐芳”的续书，将曹公的原笔原意，尤其是在解剖文化（属性）的深度上大打折扣，这自然是封建文人的一厢情愿，固然也安排宝玉最后出家去了，也只是流于表象。
细读《红楼梦》就知道，不论是清虚观的张道士，馒头庵的静虚，还是铁槛寺的色空，诹“疗妒方”的王一贴，哪一个是省油的灯？唯有智能儿（对秦钟）说了句大实话：你何时助我逃离了这火坑？
综上所述，这些对于我们后世的读者而言，更有巨大的、现实的启发意义。
只不过，在曹雪芹所处的清乾隆时代，不论是小说中的人物还是现世中的人们，都无法打破传统的桎梏。
上层建筑是老大思维，底层社会是善恶思维，皆为弱势文化（属性）。但无论是争着做老大，还是争着当善人，其标准不是客观评判，而是“道德价值”。
即“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其结果必然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这与一千年前杜工部所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别无二致。
但这还不是最内核的逻辑，因为从古至今，甘于“用热脸去贴冷屁股”的大有人在，可就算你不要脸了，屁股却依然性感。
试问：在三百年后的今天，大多数女人乃至民众的思想、行为和命运发生了什么本质的改变了吗？她们可以独立自主的选择自己的工作、婚姻和未来了吗？
若如今还是只能质疑和反问，而后仍是自欺欺人，人云亦云，粉饰太平，那我们尚不如尤二姐和三姐，因连最后一点去死的勇气和尊严，都失去了。
张锋 辛丑深秋写于大理古城
注：中国人的“文化属性”之话题，在此不展开赘述，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参阅我的置顶文章和相关链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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