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则消息称，考研学家首次确认发现“商鞅变法”发生地的“秦都”栎阳。仔细研读文章，原是新出土的一件残陶器肩部刻有“栎阳”两字，再无其他新的考古发现。对此，笔者认为，“栎阳”确为秦国的一座临时都城，但“商鞅变法”并非发生在栎阳，而是在雍城。
首先，从秦人的国都性质来看，正式的国都必须有城郭、朝宫、宗庙、陵园、离宫、作坊、市场、聚落等建筑，临时性的国都也应该有城郭、朝宫、宗庙、陵园等建筑，但从栎阳三号古城遗址来看，除了发现有三座大型建筑之外，至今尚未找到秦人宗庙、秦公陵园等与都城有关的遗存。而且所发掘的几处城址规模都较小，不及雍城的一半，以当时秦国的实力和称雄宇内的气魄，其国都的规模不会这么小。
关于栎阳为秦都，主要依据是《史记·秦本纪》载：“秦献公二年（前383年），城栎阳。”“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据此，有学者认为秦献公二年迁都栎阳。
从文献记载来看，《史记·六国年表》载：“秦献公十一年（前374年）县栎阳。”《史记·魏世家》载：“十三年，秦献公县栎阳”。在国都中是没有县这一机构的，县在当时是对地处偏远，不能直接掌控之地所设的行政机构。《史记·秦本纪》也明确记载：“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把栎阳记述为边境地区。况且，如果献公二年就迁都栎阳，那么献公十一年就不是“县栎阳”了。“县栎阳”的记载也从一个侧面佐证栎阳城较小、较偏僻，不是正式的都城。《史记·秦本纪》虽多处提及“栎阳”，但无一有“都”或“徙都”字眼，而大多是“徙治栎阳”。《史记·秦本纪》：孝公“十二年（前350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在秦迁都咸阳时，直接用“徙都”一词，说明“徙治”非迁都。
从国都近郊的离宫来看，在雍城西郊，考古发掘有秦孝公所建蕲年宫和橐泉宫遗址。蕲年宫和橐泉宫建造年代应在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以前，若孝公自栎阳徙都咸阳，蕲年宫和橐泉宫就应建于当时的都城栎阳，这也说明，秦孝公十二年的迁都咸阳是“自雍徙都之”。
无论是根据“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的记载，还是秦人陵随都移的习俗，目前所发现的栎阳城遗址还不足以称之为正式的国都。从秦献公曾“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史记·封禅书》）来看，栎阳具备都城的部分功能，应该定性为一座临时的都城。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直接记载：（秦孝公）“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明确指出秦国从雍城迁都咸阳。
从雍城考古发掘来看，雍城内有我国考古发掘的第一座先秦集市遗址。1982年至1985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雍城遗址的西门及一段夯土围墙，并依此线索，又向东、南两个方向进行了追踪钻探，发现了雍城内“市场”遗址。“市场”由长方形夯土围墙及四门与露天空场组成，整个市场平面呈长方形，面积34000平方米。四面墙的中部各有一座“门塾”遗址。已发掘的西门南北长21米、东西宽14米，建筑平面呈凹字形，门入口处有大型空心砖踏步，从门四周的柱洞及瓦片堆积情况推断，门上应有四坡式大屋顶建筑，为一座封闭式的露天市场。
从史料记载来看，《史记·商君列传》明确记载商鞅在“国都市南门”进行“徙木立信”。雍城市场周围有围墙，四边有门，门上有楼。《史记·商君列传》载，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时，“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目前考古发掘中，仅在雍城内发现有市场建筑遗址，栎阳虽发现有“栎市”刻字的陶器，但未发现“市”的建筑遗迹，就是城内有市场，也不是封闭式市场，没有“市南门”，无法进行“徙木立信”。所以，这个“国都市南门”，就应该是雍城内发现的“市南门”。
从商鞅“徙木立信”的目的来看，主要是为了扩大社会效应，以此确立秦国政府的威信。雍城建都时间较长，城内居民较多，市场规模较大，商鞅变法时在此“徙木立信”，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吸引城内居民大量聚集，扩大影响。而栎阳处于军事前线阵地，城池规模较小，城内居民也少，若在此“徙木立信”，无法在较短时间内吸引大量百姓聚集，更达不到“徙木立信”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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