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成功，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他的读书习惯，他究竟是怎么读书，尤其是他青年时期的读书有什么好办法，请看：
无一日不读书
一师的清晨蒙蒙亮，多数人都在睡梦之中，只有一个人摸着黑爬起来，跑到教室去摸着黑晨读，灰蒙蒙的天空下，只有那一个教室亮着灯。一师的夜慢慢深了，大家都睡了，只有路边下的一个影子告诉世界，还有人依旧在读书。周末，大家都去放松娱乐，只有他不参加各种热闹的活动，只是约三五好友爬山登高，畅谈读书心得。即便假期，他也会到老师那里找关系，借住在半学斋，依旧不停读书。
01
无一日不读书
几十年前，曾国藩说，一个人想要成就大事，保持学习热度很关键，要诀就是六个字“无一日不读书”。终身学习说起来简单，落到实处其实很困难，多数人一辈子都很难坚持每天读两页书。
有一次，一师的王老师查寝，发现寝室里唯独少了毛泽东。同学们都说润之同学还在教室看书，王老师不相信，寒冬腊月、冷冬数九的时候，每个人都巴不得一直待在被子里，怎么可能还在读书。随后王老师跑到教室看，发现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他正仔细地看一本书，还不时往笔记本上做笔记。
王老师后来就成为了毛泽东的忠实表扬者，常常把自己看到的事情当成例子，强调读书的刻苦精神。
读书不是什么难事，只要识字就能读书，到底能不能坚持下去，主要看一个人的意愿，和天赋全无关系。毛泽东从来不认为自己天赋过人，他的天赋全是通过每天的积累达成。
百丈之台，始于一石。无论多高的建筑，都是从最基础的石料开始准备、搭建。做学问也是一样，到底有没有收获，就是一个“恒”字。今天把一个事情搞明白、记清楚，明天再能体会到一个道理，就像铢积寸累，一点一滴去学习，自然能够久久为功，功夫到了，学问就成体系了，贯通是必然。
毛泽东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坚持每天要读点书。和今天的学校一样，大会小会不断，毛泽东当时也要参加许许多多的会议，严重耽误了他的读书计划。但不管怎么样，回到教室、寝室的时间再晚，他也一定要完成当天的计划。
有一次毛泽东自制了一个竹筒灯具，没有完全封闭，火星溅到了床上，毛泽东都一直没有发现。直到蚊帐被点着了，他才察觉。
这个习惯延续到了毛泽东的晚年，1976年的毛泽东血管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堵塞，精神很难集中，即便如此，他仍叫来卫士，把世界上各种新闻、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著作读给他听，他通过眼神和喃喃的低语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护士从而记录下来。
他依旧在读书，直到他彻底合上眼睛之前，他的知识仍然是在持续增长着的。
02
绝不死读书
增长着的知识只有保持活性，才有可能创造价值。
不少年轻人也读了不少书，但是都冲着应试去，有一种把理论强加于实际的倾向。
毛泽东最瞧不上这类人。
他说，时间多么宝贵，得好好爱惜。读了一本书，都应该说点实实在在的东西出来，空谈虚理论，落不到实处，那就是平庸的众人罢了。学习这件事，最难的就是体悟，什么是悟？要用自己的心神，才能找到窍门，无论多么崎岖的道理都能够研究明白。
读了一本诗歌集，仅仅搞清楚文学上的价值，几乎算不上什么收获。文学上的价值一定要落到现实的理，落到社会现实的普遍规律上，才搞得清诗歌的源与流，才算是有所得。
读了一本历史书，明白发生了什么，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历史的价值不在于发什么什么这种确定事实的认知，而在于这个事实对今天乃至未来的影响和借鉴，究竟体现了什么样的社会规律，不落到这个上面，就谈不上悟。
一本书就像吃一大桌子菜，不仅要色好，还要味好。色是外在，就像读诗押韵、读史有故事，色固然重要，但不深入研究味，那就属于囫囵吞枣、不得其法。
一大桌子菜，要选择最费功夫的去品尝，才能把一桌子的精华体会清楚。几十年前，曾国藩提出两种读书方法，演绎法和中心统辖法。
所谓演绎法，就是把书中的事实抽象成规律，把规律利用现实的逻辑进行推断，判断其合理性，抛开所有感情的因素，把本质的规律抽丝剥茧找出来。
《亮剑》中有一个片段，即丁伟把苏联当成假想敌。时值中苏蜜月，丁伟的言论被当成破坏中苏友好的行为，最后刘伯承以学术讨论给丁伟松了绑。
丁伟的言论在十多年后变成了现实。
为了避免引起对号入座，丁伟把几个国家用字母代表，不过能够很简单看出来这几个代号的各自指代。
A国，拥有第七舰队，又刚签过《板门店协议》，毋庸置疑，是美国。
B国，在中国的东边，二战期间的军事工业已被全部摧毁，即日本。
C国，与我们的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接壤，又是军事强国，只能是苏联。
丁伟用A国开头，简述了一下东南地区的防务，很快话锋一转，指出A国的体制限制，使它不会轻易陷入大型战争。在前面的一些文章，我们也指出，美国发的是战争财，不可能全面陷入——除了少数战争被深陷泥潭，其余的都是战争相持阶段捡漏。
这句结论已经与当时的主流思想大不相同了，尽管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丁伟阐述的观点无疑是更接近正确的，但是新中国建立之初，意识形态领域比较分明，美国是被树立起来的敌方，以它为假想敌才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
丁伟的论述显然是非主流——哪怕他一直解释自己不从政治、外交方面来分析，而只是从纯军事防御角度来着眼。
关于B国，丁伟的论述中更是一带而过，B国充当了丁伟毕业论文答辩中的打酱油角色。
C国才是丁伟毕业论文的核心，虽然论述过程中被考官以“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为由打断，并受到了严厉训斥，但丁伟还是坚持着基本阐述完毕。
丁伟的论文题目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实际上研判和规划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未来二十年的防御重心和应对战略，不妨归纳为三点中心思想：
第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及其军事联盟，它的稳定性是相对的，总有瓦解破碎的那一天，丁伟用“一个大家族的老太爷总有过世那一天”，隐晦地预言了“华约组织”的解散乃至苏联本身的解体，兄弟之间反目成仇尚比比皆是，何况国家乎？历史发展的事实是，斯大林逝世后，确实产生了巨变。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日本的军事工业和战争能力，在美国的管控下，至少在20年内形成不了军事威胁；美国虽然帮助国民党协防台海，但蒋介石并无力大规模反攻，最多是局部骚扰，而美国自己刚从半岛抽身，以及国内政治体制的约束，也轻易不会卷入全面战争，那么，A国、B国、C国谁能对我国构成真正的威胁，已经不言而喻了。
第三，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地形无险可守，非常便于装甲集群和摩托化部队的快速推进和大纵深锲入，应在东北建立永备国防工事，建立两线兵团的纵深防御；华北和西北则让开一马平川的草原与戈壁，后退至山岳地带实施主要防御。这个论点与1960年代解放军的防御战略完全相同，不过是借丁伟的嘴提前说了出来。
丁伟的战略眼光为什么如此深入？
说到底其实就是两句话：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是克劳塞维茨早就提出的概念，既然政治上没有稳定的盟友，那么战争的爆发几乎是必然，以强力领导人支撑的苏联也难以逃脱分崩离析的命运。
国土纵深决定国防工事的需求和位置。由此结合具体的国家地理情况和实际就可以针对性地做出安排。
这就是利用规律对现实的推演，一个人常常通过演绎温习读书的内容，对提高学习的效果有很大的好处。
所谓中心统辖法，就是看书找准书的中心点，由此把整本书的内容用这一个点穿起来。这样读书，能够快速把一本书通读完，找到重点之后，效率也会大增，尤其是在急需扩大某方面阅读量的时候，利用的这样的方法，能够删繁就简，迅速把握要旨。
毛泽东说：
每读一书，只有察其曲，知其全，执其微，会其通，做到举一反三，方能尽得文章之妙，体会书的意味。
明白书中的曲折关键，了解书的全面观点，把握书的微观描述，把书的通性规律把握住。
毛泽东当年看韩愈的文章很是痴迷，利用这样的方法，他常能找到自己观点和韩愈不一致的地方：
诚然，此语甚切，他常常批注。
此处使吾怀疑，不应以此立说也是常有言语。
毛泽东总会带着批判的精神去读书，不会把一本书放到神坛，也不会埋没一些不受好评书的价值，因此，他总能够把书里最本质的东西说出来。
他常常和同学讲书，每次讲完，别的同学都会赞叹：
我们和你读的是一本书，为什么就没有你看得透？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看得透，不仅仅是掌握了读书的方法、带着批判性地读这么简单。
批判性的思维不仅仅是为了找茬而找茬，更关键的是，要能够容纳不同观点的出现，才会得出真理，找到其中闪亮的那一个，这其实很不容易。
毛泽东把许许多多的对立的书一起读，西洋的哲学史、伦理学史和东方的《四书集注》《近思录》对照起来，找到先秦诸子、宋元理学和近代以来的西方学说的差异。
真理越辩越明，这就像家里有一个夜光珠，如果不互相比对，就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03
学问贵问
毛泽东的另一个特点是，特别善于发现问题。
越是有学问的人，越能够发现自己学习研究上的不足，越不能不懂装懂，越要搞明白自己不懂的问题。
毛泽东常常向杨昌济请教，还会找袁吉六、方维夏、徐特立他们解惑。
毛泽东曾经八次拜访黎锦熙，问黎老师学习的方法。
毛泽东的一个好朋友罗章龙后来回忆说：
毛泽东不仅仅找老师请教，还会找他讨论，交流诗文笔记，倘若有什么观点不一样，就记下来，等到见面的时候再交流。
这种对问题的记，才是真正的问。
这种对不足之处的研究，也是一种自问。
自己搞不懂的问题，去请教书籍，于是就把书籍上的内容抄写下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问？
自己闹不清的现象，去查找资料，然后总结整理形成完整的读书笔记，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问？
问人是一种问，问己问书则更为重要。
04
学海无涯，为何苦作舟
聊天的时候，毛泽东总是能够畅谈，诗文典故、新闻材料随手拈来，毛泽东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记性好，他把这一点归功于老师徐特立教给他的读写之道。
徐特立告诉毛泽东，当你发现自己读书读到关键，发现“学贵有疑”的疑问出现了，就把书籍上的精妙之语抄下来。
一本十万字的《伦理学原理》，毛泽东的眉批就达到了一万两千字，一本小书就足够写一篇浩浩洋洋的论文。
他还问自己，怎样才能把书读活？
束之高阁，自我空谈，没有什么意义，得剪裁运用、起伏开合。
毛泽东特别喜欢和自己的同伴讲他的思想，周世钊说毛泽东的讲演特别有魅力，无所不谈，每件事都看得透，拿得稳，说得清楚，有根有据，同学们唯恐他不讲下去，有时候一讲就是几个小时。
肖瑜更是说：
毛润之的说服力十分惊人，他可催眠他的听众。
听其演说，很少有人能够不受他的影响。
讲不完的时候，毛泽东就把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传阅。
张国基说毛泽东太会写了，随便就写个几千字，就像是滔滔不绝的大江大河，笔锋犀利，气势磅礴。
读了不懈，读了不讲，就很难使自己的知识得到升华，新的问题更不会进一步提出来，正因为他这样，后来他对天下之事几乎无所不知。
他给自己定下将近八十种的读书计划，并说自己要用十年时间把大量读书的计划完成。
他给老师写信的时候说：
斯宾塞认为一个国家缺乏战略眼光最要命，其实学习缺乏战略眼光也是大得不得了的毛病。
现在有些人，说起他的专业，确实非常专精，但是一旦说起一些常识，却什么都不懂，说到底，就是知识面狭窄。
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础。
先博而后精，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专门。
只有大量的全面的知识罗之于胸，才能够博专并举，才能够功底深厚，根深叶茂。
在毛泽东的晚年就寝的大木床上，一大半的地方全是书。
毛泽东的研究专家讲过一个段子：
假如给毛周邓三个人放一天假，他们会干什么？
毛泽东会躺在床上看书；
周恩来会请文艺界朋友小聚；
邓小平则会和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毛泽东的成功，读书贡献了巨大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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