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曾经引领世界几千年，但“金无足赤”，而社会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无数古人做梦都想得到的最快的交通工具——汉血马、千里驹，早已被历史淘汰了；
我们也早已从“天天见猪跑、按年吃猪肉”的年代进入了“吃猪肉易、见活猪难”的时代；
鲁迅先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话，或许才是永不落伍的至理名言。
但难就难在“如何取、怎么去”，既不能鹦鹉学舌似的人云亦云，更不能盲目地随大流。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初看感觉颇有道理，细思之后，未必如此。
真理总是被少数人发现的，经过多数人认证之后，才会被冠以“真理”之名，但 是否真的名符其实，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就像曾经的“地心说”、“天圆地方论”等就是被时间 淘汰的伪真理。
当今社会，大爆炸的知识虽然为社会的飞速发展提供了源动力，但也让 茫茫多的“伪知识”和“伪科学”趁机混了进来，普通大众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引入了歧途。
不知道现在的学生还学不学《孟子·梁惠王上》中的《寡人之于国也》，但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五十步笑百步” 的故事。
对于孟子的如下回答：
“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梁惠王的回答是：“不可。直 不 百步耳，是亦走也。”
我记得老师课堂上对此的解读与梁惠王的观点一致，不管是五十步还是一百步，都是逃兵，在古代兵制中应该都是死罪。
《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关乎国家存亡，所以在战场上逃兵必死，这绝对是不容置疑的律法。
但是，这篇文章的主诣并不是论兵，孟子只是想通过这个例子来回答梁惠王”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的疑问，很多人之所以不认同“五十步笑百步”，是因为孟子“偷梁换柱”，成功把读者的注意力从原来的“如何增加人口”吸引到了“如何处置（或者说看待）逃兵”的问题上。
孟子回答问题的方式，与借物言志、借景抒情之类的表达手法类似，不直接回答，而是通过举例子，也有点像议论文通过论据证明论点；但孟子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第一：战场上的军纪与休养生息的政策不能相提并论，也就是孟子用错了例子。因为战争关乎国家安危与存亡，士兵在战场上要直接面对很多人都害怕的死亡；战争一开始，士兵的一只脚就已经迈进了鬼门关，所以军纪必须从严从重：逃兵必死，只有这样才能让士兵踊跃杀敌争胜，从死中求生。
具备一定历史知识的人，应该都知道，和平年代的生息政策大多都是轻徭薄赋的，这与至严的军法天差地别；
一场战争可能持续几年或者十几年，三年抗美援朝，四年解放战争，八年抗战，百年英法战争等，而孟子提到的明显不是这样的战争，而是某一次战役，因为有“填然鼓之，兵刃既接”，这样的战斗几个小时就会有结果，”逃兵必死”、“令行禁止”的强硬军事制度与生息人口的政策在本质上就不一样，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第二，孟子的论据根本不能支持论点。
梁惠王问的是民生问题，而人口增长是需要时间的；“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这说明魏梁惠王在位期间，国内的自然状况并非风调雨顺，有没有人祸先不说，至少有天灾，古诗文网上把“凶”解释成“饥荒”，结合文中“移其粟于河内”，这样的解释也非常合理。
要增加国家人口，人口出生率起码要高于死亡率！而在饥荒年代，先不说人会不会饿死的问题，处于饥饿状态下女性的怀孕率肯定会降低，而在怀孕期间因缺乏营养导致的流产、死胎等意外情况肯定要高于正常水平，同样降低的还有婴幼儿的生存率，母乳匮乏的只能看着婴儿饿死。这些是自然规律，就算饥荒、洪涝等自然灾害不会提升人口死亡率，也会降低人口出生率。
有人说梁惠王不是“移粟”了吗？文中确实有提到这一点，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不要说两千年前，就算是两百年前，粮食的亩产有多少？我小时候家里小麦亩产800斤就非常厉害了，现在耕种灌溉更便利，作物营养更全面，没有经过科学育种的小麦、水稻等，一般的田地亩产也很难达到千斤！
明清时期发生饥荒，举全国之力尚不能避免饿殍遍野的情况，而魏国在国力和生产水平远低于明清时期的情况下，“移粟”也只能保证民尽量不被饿死、降低饿死率，而不可能达到让饥民吃饱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受孕率、出生率、婴幼儿存活率大幅降低是必然的。而梁惠王“尽心”的成果是“寡人之民不加多”，换句话说魏国在多次饥荒的年代，全国人口并没有减少，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功绩了。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会说是多次饥荒，难道不能只有一次吗？不能，至少是两次，文中说了“河内凶……河东凶亦然”，人口迁徙，对生育率也有负作用，也许，迁徙期间减少甚至杜绝生育，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大秦帝国》上说，一个地方发生一次饥荒，至少需要三年才能恢复到饥荒前的状态，梁惠王在位52年（见过孟子第二年就去见上帝了），如果期间发生个三五次饥荒，仅仅恢复就至少占去了他三分之一的在位时间，如果再考虑到梁惠王在位期间的多次战争且败多胜少，如果把“民不加多”理解成人口总数波动不大，做到这一点也绝对算得上“丰功伟绩”。
人口增长是需要时间的。知乎上看到的一个数据：贞观十六年全国人口1600万左右（不包括没上户口的黑户），李世民在位期间人口基本在2000万左右，也就是在史称盛世的贞观年间，全国人口并没有大规模增加（隐藏的黑户比例波动不会太大），甚至在某一段时期内还有所减小；
另外一个数据说开元29年全国人口有五千万，这距离贞观最后一年已过去了92年，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百年间，也就是唐朝最鼎盛的时间，人口差不多增加了1.5倍。
而梁惠王从即位开始，魏国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在把魏国从鼎盛时期逐渐带向衰落的过程中，能保持全国人口总数稳定，绝对算得上大功、了不起的政绩；此处梁惠王可能有虚报或隐瞒实情，不过不影响我们的讨论，因为孟子的问答也仅仅是基于梁惠王提供的信息，并不需要过多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
换一个例子可能就比较好理解，同样是盗窃，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初犯和惯犯、偷钱和偷文物，在量刑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依据的法律法规都不同，按照孟子的意思，只要是盗窃，都应当同罪论处。
非常努力地学习结果考了59分，比之前多考了30分，为什么不能“嘲笑”不努力每次只考20多分的人？
这样看来， 有没有觉得孟子的观点很荒谬？其实他就是在诡辩，似是而非，不细想的人，真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
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基本上都是非对即错、非黑即白的二分法，这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阶段，就像我们都要从最简单的“1 1=2”开始学数学一样，然后再逐步从简单到复杂、从易到难、直到最高深复杂的理论。
但孟子，作为一个成年人，在与一国之君探讨国家大事的时候，采用二分法，就是在儿戏，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个大忽悠。
逃一步和逃一百步都是逃兵，在军法上也可能真的都要被处死。但在国民政策上，“五十步”与“一百步”有本质区别，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对市场的影响也完全不同。
放到现实社会里，“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可能更大。
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 黑和白之间还有很宽的灰色地带。各行各业都有明规则，也有潜规则，违反明规则的行为会立刻受到相应的惩罚，而不遵守潜规则受到的惩罚可能会有滞后性，也可能不会受到惩罚。
法律是社会上的明规则，而道德规范可以算得上是潜规则，因为道德规范没有像法律一样的专业书，而道德规范也很难通过系统的专业书籍学到，不过这是属于好的潜规则，也有不好的潜规则，比如婚闹、行贿受贿、阴阳合同等；
行贿受贿金额不同，受到的法律制裁也是不同的，和前面的盗窃一样，不都是五十步笑百步吗？战场上做逃兵，被抓到了必死，所以哪怕是只逃了一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努力跑得越远越好；
在现实生活中，逃了五十步的人，要好好思考一下要不要再跑接下来的五十步，因为量变会引起质变，五十步与一百步受到的惩罚是不同的；
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在生活中五十步笑百步的，五十步可以大胆地笑百步，同样四十九步也可以笑五十步，如此不但有可能缩小不好的灰色地带的范围，也可以让人在做出不法行为的时候能够通过参考更严重的违法行为而及时止步，那么社会就会慢慢地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最后说一下我给孟子同学的回答打的分数：零分！
原因：梁惠王的问题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同学的回答是：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不但答非所问，而且还脱离客观现实：不止是梁惠王，可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君民都希望“七十者衣帛食肉、不饥不寒”，但受限于落后的经济、科技条件，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衣帛食肉、不饥不寒”只是孟子的理想主义，在当时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它在前面洋洋洒洒说的一大堆，实际上与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孟子说的那些“斧斤以时入山林”之类的建议，梁惠王很可能已经做到了，“移粟”不正是使民“不饥”之策吗？如果恰逢秋冬季节，总不至于只赈粮不赈衣而让百姓吃“饱”了冻死？否则他如何能在饥荒、连年征战的乱世维持人口总数稳定？难不成是强令“斧斤 不以时入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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